【珍言真語】從六四倖存 林洋鋐為反送中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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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6月03日訊】(香港大紀元記者黃采文、梁珍採訪報導)六四前夕,香港律師會5月28日改選理事,人權律師林洋鋐以3109票當選,成為今屆改選的「票王」。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天明,一整夜在天安門廣場見證六四屠城的林洋鋐,去年反送中期間為被捕的抗爭者奔走辯護,他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表示,六四與反送中抗爭「出奇地相同」,讓他同時見證了人性的「美麗與醜陋」,但他認為,「極權的統治無法粉碎人性美麗光輝的一面。」

1989年5月,本名林耀強的林洋鋐前往北京天安門,聲援抗爭的學生,當時他就讀中大工商管理學院,是學聯代表會主席。為期一個多月,每晚就睡在天安門廣場,他因此目睹這場殘暴屠殺,最終在北京同學的簇擁掩護下,帶著一份「生死囑託」,逃離屠城的槍口下……

1989年6月3日晚上11點,第一輛解放軍裝甲運兵車駛上北京天安門,從林洋鋐左邊疾駛而過,「它開得非常快,時速60至70公里。而它完全沒有想停下來,當時長安街上有很多市民,它就那樣撞過去……」憤怒的民眾試圖阻止它,但失敗了。氣氛開始緊張起來,不斷地有學生死難的消息傳來……

凌晨一兩點,林洋鋐看見地上閃著軍隊開槍的火花,一列約逾百米長的軍隊向毛澤東遺像推進,突然一輛兩節車廂的巴士朝著士兵迎面衝撞,「我想這個司機是想要自殺了,但當巴士快撞到士兵的時候,它又停下了!」士兵衝上前抓下駕駛座上的司機,壓倒在地,並用槍桿不斷地暴打。一位工人走向前,怒喝士兵停手……

「這時我們聽到槍聲,後面有人大叫:快去救他!」原來工人中彈了,林洋鋐與七八個人抬起受傷工人,他發現工人背脊中彈,像開著小水龍頭不停地流血,眼睛翻白,已無氣息。

驚慌的他,卻沒離開天安門廣場,直到4點40分,五六個解放軍衝向自己,「當時我就坐在紀念碑的最頂層,我和他們的距離大概只有3至4米遠,非常的接近。如果他們向我開槍,我必死無疑。」

「這時我身邊全部的北京同學,他們沒有商量過半句話,就走到我身邊,用身體密密的包圍著我,然後推著我離開紀念碑的頂層。」

他們一邊推著林洋鋐,一邊對他說:「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得已經夠多了,你必須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

回首歷歷往事,林洋鋐語氣低緩,情神肅穆深烙著無盡哀傷,「我當時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彷彿我作為香港人,就有權利回到香港繼續享受我們的自由,而他們要繼續去承擔這個沉重的苦難。」「彷彿他們知道,在很多年以後,當年的愛國民主運動會被污衊成反革命的動亂。彷彿他們知道,他們死去的同學,會被污衊成暴徒。中共也會用謊言掩蓋當年屠城的事實。」

「他們不去在意、理會自己會不會中槍,所為的只是一個非常卑微的要求:讓我活著回香港,把北京發生的事情告訴全世界。」林洋鋐說:「當時北京犧牲的民眾給了我一個非常沉重的託付。」

31年來,六四前夕不管如何忙碌,也不管每次的回憶都是苦痛,他都會奔赴每一場演講,「無論是社區的會堂,甚至中學、大學、小學要我去分享北京89民運中共如何鎮壓學生,無論多少人邀請我,我都一定會去的。我會講出這一段歷史,讓世人知道當年中共政權對人民做出的暴行,我的責任就是將這個事件見證出來。」

「當年北京的學生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精英,前途、名利唾手可得,但他們為了中國能擁有民主與自由,而犧牲了自己個人的前途,甚至不惜犧牲生命,這其實是很高尚的情操。」

他說,他還見到許多中共黨政幹部、不同年紀的北京市民,陸續走出來去支持學生,「以致到在戒嚴之後,北京民眾聽到有軍隊入城,而衝去東單,我和他們一齊去過那裡,嘗試攔截軍車。」

「這些都是我們見到人性光輝美麗的一面,這也是支持著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的一些很美好的特質。而在去年反修例運動,我見到相同的一些特質。」

去年反送中期間,他為被捕的年輕人奔走、辯護,這讓他見證兩場歷史性的民主運動,「30年前後,出奇地相同,證明人性的光輝美麗,並沒有消失,並沒有因為強權的壓榨和監控而消失。」

在警局裡,林洋鋐接觸被捕的年輕人,「可能是做IT工作、做倉務員、學生,或做裝修工作,是我們身邊不折不扣、平凡不過的香港人。他們為了保衛、守衛我們自己的制度而犧牲自己,走上街頭。他們身體可能會受到傷害,更可能是押上自己的前途。」

見證人性光輝,也目睹人性醜陋。他看到六四後鄧小平慰問戒嚴部隊,而從此官商權貴陸陸續續開始為中共解脫,塗脂抹粉,甚至說「在(天安門)廣場沒有死過人」,「這些人應該出來對質,起碼我們這些見證人都沒有死。」

「甚至有些歪理出現,『當年的鎮壓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這樣屠城,這樣殺人,才可以換來多少年的經濟(發展)』,這些完全是泯滅良知的話。」

而今他又見到香港官商權貴漠視港警暴力,公開支持港府、港警,「因為個人名利,陸陸續續靠向政權那邊,這是另一個我覺得和30年前一個何其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它很醜陋的一面。」

當年自中大工商管理學院畢業,投入營業員工作。之後他重回大學讀法律,進入政府做過政務官,後來開了律師樓,「法律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基石。英治時代,香港沒有民主,不過因為在法治的制度之下,人的自由和權利,基本是受到保障的。我決定去執業,就是希望可以守衛這個法治,可以作出貢獻。」

5月21日晚,中共宣布將推行港版國安法,當晚他前往中聯辦前抗議,「心情非常之沉重、很憤怒,雖然有消息說一百多個防暴警察去了中聯辦,不過我們沒想那麼多,只覺得必須要去發聲、去控訴中共政權背棄自己的承諾、踐踏一國兩制,必須要去譴責它。」而當天也是他的生日。

「香港人需要去守護自己的城市」,他說,中共立惡法,就是以「國家安全之名,不斷擴大定義,然後去打壓異己的一些伎倆。」今後香港言論自由勢必受到威脅,律師可能成為高危職業,「不知道(中共)會不會抓我們。」

「但是作為律師,我跟我的同事都一定會盡力去做我們的天職,無論政府是不合理的,還是我們見到一些被壓迫,或者弱勢的人,我們都會幫他去發聲。」

剛選上律師會理事的他說,「我們一定會提出就這一件事(國安法),希望在律師會是可以表明態度,這是一個與法治有關的,究竟我們這個司法制度、我們香港的法治能否保存呢?這個很重要的。」

今年港府以限聚令阻撓,致使31年來香港第一次無法舉行「六四」燭光悼念會,但他一如既往,6月3日晚間前往中聯辦前悼念當年死難的學生和北京市民,「6月4日,今年只要維園不封,我都會去的。」

「我在這三十年的經歷裡,我只想說:極權的統治是不會將人性美麗光輝的一面粉碎的,我們仍然會活出這一個部分,會唾棄那些『醜陋』。在歷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極醜陋一面的人,我將會和他們劃清界線,不會走進他們那一個群體裡。」

「中共的打壓越來越大,監控越來越強,到底選擇(彰顯)人性光輝的一面,還是醜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

30多年來,林洋鋐兌現北京學生與民眾的生死託付,也延續他們不滅的人性光輝……

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

學生身分參與中英聯合談判 見證民主寫入《基本法》

記者:這次律師會相當有意思,「8、9、6、4」(「開明派」林洋鋐4號、彭皓昕6號、蔡頴德8號、黃耀初9號)這四個人當選,有什麼感受?

林洋鋐:這幾個編號很凑巧,這次有幾點值得注意,從來沒有律師會有這麼多會員投票,以往可能幾百票已經當選,今年是6000個以上的會員投票,接近6成,競爭也非常激烈,有些同事以幾十票之差勝出,這個這麼激勵的競爭,我想反映出業界對今年出現的議題很關注,包括一些法治的議題,最近國安法的問題,去年反修例引發的一些問題,這個也是一件好事,這麼多的會員踴躍投票。

記者:你上一屆拿了1300多票,這次拿了3000多票。

林洋鋐:是的,上一次我與張達明講師一起競選,當時張達明是以最後一席1600票當選,我是1300票落選的,這次大幅度增加到3100多票,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很大的不同,顯示會員都很關注律師會,也很關注香港的法治情況。

生日當天聞國安法出台 馬上到中聯辦示威

記者:你當選之後,香港又面臨一個新的法治衝擊。港版國安法宣布啟動之後,你以前學聯代表的身分去中聯辦抗議,為什麼會做這個選擇?你是第一個站出來的。

林洋鋐:我這一代人對這個變化有很大的衝擊。在三、四十年前,我還是學生的時候,親身經歷中英聯合談判,看著《中英聯合聲明》草議,參與《基本法》的討論,作為學生當時一直要求將民主的成分寫進《基本法》裡。而當年承諾的高度自治,即除了國防、外交之外,由香港享有高度自治,這些承諾不僅寫在《基本法》裡,不僅只是寫在《中英聯合聲明》裡,而且由中國領導人、由最高領導人到不同層級的官員不斷去重申。

而今天那個國安法,包括將内地有關顛覆中央政權、分裂國土這些,在内地非常之惡名昭著以作為去鎮壓異見分子,這樣的罪名帶來香港,而且還說會在香港成立它們的執法機構,這完全將當年的承諾撕破。

我想很多代人,特別比我更年長的人,在我小時候告訴我,「中共是一個背信棄義、不可以相信的政權。」當時我們年輕依然都希望相信中共這次真的會實踐它的承諾。在它富強起來之後,它們撕破臉皮,完全無視當年對香港人的承諾,對國際社會的承諾,而做出這個港版國安法。

經歷這三、四十年的變化,由一個年輕人變成一個中年人,雖然我已經很少自己走出去示威,但當天我很憤怒,也很難過,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完全沒有什麼心情去慶祝,與太太、女兒吃完飯後,我就決定去中聯辦示威。

國安法拿掉防火牆 動搖一國兩制香港根基

記者:那天與陳清華(1989年學聯代表團成員)就立即決定去?

林洋鋐:我們在八、九點的時候一直看這些新聞,心情非常之沉重、很憤怒,我就很快,我們很簡單地做了那個橫額,就去了中聯辦。當時已經有消息說有一百多個防暴警察去了中聯辦,不過我們沒想那麼多,只覺得必須要去發聲、去控訴中共政權背棄自己的承諾、踐踏一國兩制,必須要去譴責它。

記者:香港人要自己守護自己的城市。

林洋鋐:香港人需要去守護自己的城市,但也都知道其實這件事是不容易的。我們回顧不同地方的歷史,無論捷克當年被蘇聯中共入侵,或者看回台灣的歷史,在強權的鎮壓之下,普通人民可以去做的事情不多。我想我們還有一些可以做事的空間,包括堅持說真話,堅持將一些不對的我們要指出,這其實依然是很重要的。

記者:港版國安法出來之後,很多香港人很震驚,這個時候正如你所說的,要講真話,大家應該怎樣去說真話呢?要怎樣的勇氣去講?

林洋鋐:高度自治的承諾是很莊嚴的,是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承諾了,而今天究竟是什麼原因要打破這些承諾呢?據人大發言人說有國家安全的問題,即看到過去的9個月,但我們很清楚知道這是謊言。

反修例運動有哪一條會影響到國家安全?反修例運動裡五個訴求裡,要求獨立調查委員會、要求撤回修例,甚至要求特赦一些被捕人士,沒有一個與國家安全有關。這些就是在内地常見的一些莫須有,即以國家安全之名,不斷擴大定義,然後去打壓異己的一些伎倆。

就是在香港也看見有很多内地的,連一些去追查毒奶粉的責任、追查四川豆腐渣工程令很多學生喪命的這些維權人士,都會被變成是顛覆國家政權。這些對香港來說很陌生的,所謂莫須有的政治罪名,其實是惡名昭著,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壓異己。那還有沒有其它國家安全的危險?香港唯一的一個曾經提出「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都已經取締了。那你(中共)告訴我有什麼國家安全,以致你要將一個三、四十年,在國際上對香港這麼重要的承諾,可以隨便撕破,很明顯見到是當權者想進一步監控香港,不想聽到反對的聲音的一種做法,而不是現在很多人講的有國家安全問題。

大家都知道香港人九成九是「和理非」,有多少人是真的現在想獨立,這些都是一些借所謂國家安全之名。不過很可惜,我看見香港很多人,香港政府高層不講了,他們完全脫離了香港的民眾,完全不是為了香港人的利益,連一些商界的人或知名的人都去附和。但我可以理解,因為中共政權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威逼、利誘,如果你不靠邊站,你將會被打壓,我明白會是這樣。

我相信未來十年、八年甚至可能更短的時間,這種大家要靠邊站、靠政權那邊去站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所以將來我們要去講道理、或者講真相,將會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越來越困難。

記者:律師會有沒有要求你們對港版國安法表態?

林洋鋐:我們還沒有進入律師理事會,還沒有機會。不過我們一定會提出就這一件事,希望在律師會是可以表明態度,這是一個與法治有關的,究竟我們這個司法制度、我們香港的法治能否保存呢?這個很重要的。

大律師公會很早就已經提出了一些與法治相關的問題,包括你(中共)派駐香港的機構,其實這個很難,基本上與《基本法》條文不相符,而且這個全國性的法例如果在香港頒布的時候,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也不是「高度自治」的那個範圍內,因為它不是國防外交的部分,這樣隨意去為香港立法,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非常壞的先例,將會令「兩制」消失。當香港變成了像內地的一個城市的時候,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了。

記者:如果真是實施了港版國安法,律師的職業前景怎麼樣?

林洋鋐:沒有想個人前景了,現在,香港已經變成不再是香港了,我們不再是活在我們以往認識的香港之下,生計(問題)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它東西都已經完全不同的時候,這個(國安法)是更加令人擔憂、令人關注(的東西)。所以為什麼有很多人開始想是不是要再找另一個地方生活,申請移民台灣的又再增加,其實這些(惡法)是觸碰了香港人的底線,因為我們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其實所反對的就是不想將香港司法制度的防火牆拿掉,因為這樣對香港的整個法治、整個生活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現在進一步(推行)國安法,不單止拿掉這個防火牆,直接頒布法例,而且還說它(中共)來香港執法,我們早年很擔心的那些(事件),即「銅鑼灣書店」,什麼「洗頭艇」等這些問題,現在直接會在香港派駐機構去執法,這些完全動搖了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一些根基,這次觸動到香港人的那條底線。為什麼連國際社會,一向為了跟中國做生意都不怎麼出聲,而今次卻會有這麼多的聲音呢,就是因為今次的影響真是非常之大。

記者:會擔心今後像大陸維權律師那樣嗎?

林洋鋐:不知道,不知道(中共)會不會抓我們。現在我們就著一些(事情去)挑戰政權、政府,是經常都會有的,在我們的制度之下,我們去控告政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普通法裡確保(了這個權利),在我們的法治制度裡,什麼叫人人平等呢?連政府都是平等的,即是你(政府)都要守法,所有我們可以去就著它不守法的地方,去控告政府,這個很正常。

但將來不知道(會怎樣),因為所謂顛覆中央政權,究竟香港政府是不是中央政權的一部分?你去挑戰它,行不行?是不是叫做顛覆它的政權呢?或者說「林鄭月娥下台」以後不可以講的呢?警察需要對不合法使用暴力的行為去負責,這些是不是都在顛覆中央政權呢?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想作為律師,就是希望秉持公義,為一些弱勢的人發聲,將來即使會很困難,作為律師,我跟我的同事都一定會盡力去做我們的那個天職,對於政府不合理的,一些被壓迫或者弱勢的人,我們都會幫他去發聲。

30年首次取消六四晚會 恐再難發聲

記者:1989年6月4日,你去北京見證了六四的屠殺,過兩天就是6月4日,31年來香港第一次沒有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又要面對「國安法」,心情是怎樣呢?六四那天怎樣去紀念這個日子呢?

林洋鋐:我和當年一起去北京的同學,會在每一年的6月3日晚上前往(香港)新華社,即現在的中聯辦,因為我們(1989年6月3日)在8點多鐘的時候,離開北京飯店,去到天安門廣場,所以我們每一年,那個時間就會去到中聯辦。我們會在中聯辦外面悼念當年死難的學生和北京市民,我會燒衣紙,我的同學就會祈禱。

那麼多年來六四我都會去到維園(維多利亞公園),今年,只要維園不封,我都會去的。現在政權就用了一個限聚令的原因而不批准(六四集會),我覺得這未必是最令人擔心(的事),因為限聚令總會有一個完結的時候,反而,當港版「國安法」真是通過的時候,那個挑戰就會很大了,當我們再次在台上面喊「結束一黨專政」,甚至只是說「建設民主中國」,或者說「追究屠城責任」,可能都會被理解為是顛覆中央的政權,我想這會是一個完全改變香港面貌的一個轉變,如果我們因為這樣,而在第31年開始,不再在香港見到六四的燭光集會,這也會給全世界見到,中共的監控,已經進入了另一個時代,香港不再像以往那樣,可以有一個很不同的異見聲音,也不會容許香港像過往那樣發出有良知的聲音。我想這是會令人很難過的。

親歷六四 天安門廣場士兵在身邊動武

記者:請回顧31年前,最難忘的那一刻。為什麼我們還要紀念六四?它有什麼意義呢?

林洋鋐:有兩個時間,大概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1點多,當時我在(天安門)廣場,當時應該是第一輛的裝甲運兵車(駛了進來),我面向天安門城樓,那輛裝甲運兵車在我的左邊急速駛過,然後右轉長安街。我小的時候以為,裝甲運兵車是一些速度比較慢的坦克車,原來不是的,它開得非常快,它很高速,可以達到(每小時)60至70公里。而它完全沒有想過停下來。當時在長安街上有很多市民,它就那樣撞過去。當時的民眾非常憤怒,想嘗試去攔阻這輛裝甲兵車,阻止它前進,那當然是不成功的,完全沒有辦法可以攔截它。那一刻開始,氣氛比較緊張了,然後不斷聽到了在東單、西單有死難學生的消息。當時我留在廣場北邊的工人自治區,我一直留在那裡。

大概到了凌晨一兩點的時候,有一列長長的士兵,他們一直從西面操向東面。他們向前推進的時候,我看到地上偶爾有火花,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向地下發射,我相信那是開槍後的火花。就在這個時候,當最前列的士兵快去到毛澤東像下面的時候,有一輛北京的巴士,它是有兩段的,中間有像風琴一樣的折。這輛巴士朝著那一列長長的(超過100米的)士兵正面開上去,當快要相撞的時候,巴士停下來了,然後突然轉彎,撞向那堆士兵的中間。我想這個司機是想要同歸於盡了,但當巴士快撞到士兵的時候,它又停下了。前列的士兵衝上去,抓了這個司機下來,司機被壓在地上,士兵不斷的用槍桿打他,司機躺在地上,被打得完全失去了反應。

在這個時候,北面有兩個工人走了出來。其中一個非常的憤怒,怒喝士兵停手。他手上拿了一個玻璃瓶,當時他就扔了過去,叫士兵不要再打了。長安大街非常寬,玻璃瓶扔不到那些士兵,那個工人走開了20多米,這時候我們聽到了槍聲。那天晚上一兩點的時候不停的有槍聲,所以當時我沒有太留意,也不知道那個危險性。後面有工人大叫:快去救他。我(可能是唯一在場的香港人)就跟隨著六七個北京工人自治區的工人走了出去。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抱著一個垂死的人,我沒有想像到會是那麼的重。當時我們大概有七八個人,都是男生,我記得我一隻手拉著那個人的手臂,另一隻手就托著他的背脊,大家一起將他抱起,是非常的重,那個人差點兒就墜落在地上。當我們抱起他,把他的身體打平後,因為當時他是向著士兵的方向,我相信他是前面中了槍,我們抱起他的時候,他背脊這個位置,就像開著小水龍頭一樣,血不停的往出流。我們抬着他,將他帶到20多米遠的工人自治區,放下他。當時我看到他已經反眼了,我不知道他最後有沒有被救援,雖然大家都說送他到救護站。但是當時我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沒有氣息了,眼睛已經反白了。那一刻是我第一次,在廣場上接觸到士兵開真槍去殺死當晚的學生或工人。

北京同學:你必須要活著回去 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

當時我非常驚慌,我當時想:廣場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我就留在廣場上,我從2點多一直停留到4點40分(直至解放軍士兵衝上紀念碑時)。當天晚上我最難忘的就是4點40分那時,當5至6個穿著迷彩服裝的解放軍士兵手持衝鋒槍,衝上紀念碑的時候,當時的氣氛非常緊張。我記得大概在4點20分,整個廣場的燈都熄滅了,漆黑一片。大概在4點40分,有四盞燈亮了。

我留在廣場差不多一個月,我每晚都在廣場睡覺,但我從來沒有在晚上看到過這四盞照著紀念碑的燈。平時的燈都是在頂上亮的,這四盞燈是在中間亮的(好像中間有多個圓圈,從四邊照射過來像舞台一樣)。然後有五六個解放軍士兵衝過來,當時我和他們的距離大概只有3至4米遠,非常的接近。如果當時他們向我開槍,我必死無疑,因為我就坐在紀念碑的最頂層。

而這個時候我身邊全部的北京同學,他們沒有商量過半句話,就走到我身邊,用他們的身體包圍著我,密密的將我包圍著,然後推著我離開紀念碑的頂層。他們一邊推我的時候一邊對我說,他們叫著我的名字,說:「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必須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就這樣他們把我半推半擁的,將我推了下去。我當時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其一就是,彷彿我作為香港人,我就有這個權利回到香港繼續享受我們的自由,而他們就繼續要去承擔這個這麼沉重的苦難。第二,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當他們都不去在意自己,不再理會自己會不會中槍的時候,他們所為著的只是一個非常卑微的要求。這個卑微的要求,就是讓我必須活著回去(香港),把北京發生的事情告訴全世界人。彷彿他們知道,在很多年以後,當年的一個愛國民主運動會被污衊成一個反革命的動亂。彷彿他們知道,他們死去的同學,會被污衊成暴徒。也會用謊言(掩蓋)當年屠城的事實。

所以這31年來,無論是一些社區的會堂,甚至中學、大學、小學讓我去分享當年北京八九民運(中共)如何鎮壓學生,無論多少人邀請我,我都一定會去的。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託付,對於我來說,當時北京犧牲的民眾給了我一個非常沉重的託付。所以這麼多年來,無論我的工作有多忙,無論遇到什麼事情,每年的5、6月,我都會去講出這一段的歷史,讓世人知道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當年中共政權對人民做出的一個暴行。我的責任就是將這個事件見證出來。

當年北京與香港軌跡相同 學生犧牲自己守護我城

記者:去年反送中的時候,很多人都將香港的抗爭運動與當年的六四屠殺作對比?

林洋鋐:有兩件事是令我很深刻的,我經歷的89民運和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很相似。

第一點是在整個運動裡,我們見到人性光輝美麗的一面。

我記得我在89年5月13日到北京的時候,去到天安門廣場,很混亂的,但是在混亂中也很有秩序。當我去到那裡的時候,有幾百個同學扎著頭巾(紅頭巾)在絕食。而他們的絕食(方式),和我們當年香港的方式不是很相同。我們小的時候,參與社會運動,48小時、72小時去絕食,但是當年的北京學生是無限期絕食,他們真的以死明志。而北京的學生當年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精英,他們不需要去同流合污,只要選擇不發聲,繼續(過日子)的話,他們將會是前途、名利都會(唾手可得),但當年他們不但將自己的前途,甚至將自己的生命押上,這其實是為了令當時中國能夠有民主和自由。他們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為了國家有更好的發展,而(犧牲了)自己個人的前途,甚至不惜犧牲生命,這其實是很高尚的情操。

在絕食期間,我見到黨政幹部陸續走出來去支持學生,不同年紀的北京市民都走出來支持學生,以至到在戒嚴之後,北京民眾聽到有軍隊入城,而衝去東單,我和他們一齊去過那裡,嘗試攔截軍車(用身體躺在路上)。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見到人性光輝美麗的一面,這也是支持著我們要好好地活下去的一些很美好的特質。

而在去年反修例運動,我見到相同的一些特質。

當時的修例就是要將香港和內地的法治的防火牆拆開。而當時(被捕的)香港的年輕人,我在警察局去幫助他們的時候,(發現他們)其實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年輕人,可能是做IT工作,有的做倉務員,有的甚至是學生,或做裝修工作,是我們身邊不折不扣,平凡不過的香港人,而這些香港人為了保衛、守衛我們自己的制度而犧牲自己,走上街頭。我們見到警暴的發生,知道他們身體可能會受到傷害,更可能是押上了自己的前途,而他們都是為了守護香港的制度。

這些其實跟我在31年前所經歷的89民運很相似,是人性很光輝美麗的一面,也因為這樣,令到身邊的人很感動,也因為這樣,而令到當年的89民運有這麼廣泛的支持,這次的反修例運動,也是因為見到的人性的光輝美麗,而牽動了整個國際社會,令大家都如此關注香港。

極權無法粉碎人性光輝 美麗與醜陋一念間

我覺得這30年前後,就是出奇地相同,證明我們所說的這種人性的光輝美麗,其實並沒有消失,並沒有因為強權的壓榨和監控而消失。

兩個運動另一個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令人覺得很悲哀的就是人性有醜陋的一面。

89年6月9日鄧小平慰問戒嚴部隊,當時所有人,包括我們都會記得查良鏞說,「(六四事件)傷害了很多人的心」,因為當時還有個希望,希望鄧小平可能是會出來撥亂反正,但是想不到鄧小平是慰問戒嚴部隊。而由那一刻開始,我們又見到很多的官商權貴陸陸續續開始為這個政權去解脫,塗脂抹粉,甚至到今時今日,有的人甚至說「在(天安門)廣場沒有死過人」。這些人應該出來對質,起碼我們這些見證人都沒有死,而有的人開始去說,「廣場沒有死過人呀」甚至有些歪理(出現),就是說「當年的鎮壓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這樣屠城,這樣殺人,才可以換來多少年的經濟(發展)」,這些完全是泯滅良知的一些講話。

而我們見到在反修例運動中都有相同的情況,當運動發展到一個地步,我們都活生生地見到警察在鏡頭面前很清楚地濫用暴力,非法使用暴力,殘害香港人,他們在維護一個不但沒有代表性的,完全脫離香港民眾的,(損害)香港市民利益的,甚至是出賣香港一些官員的(政權),我們見到陸陸續續有一些官商權貴走出來去支持這個政府,和支持警察的暴行,我想這個也是和30年前,89民運之後,我們見到官商權貴陸陸續續因為自己的原因,因為個人名利,陸陸續續靠向政權那邊,這是另一個我覺得和30年前後一個何其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它很醜陋的一面。

我覺得中共的打壓只會越來越大,監控越來越強,到底選擇(彰顯)人性光輝的一面,還是醜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

但是我在這三十年的經歷裡,我只想說:極權的統治是不會將人性美麗光輝的一面粉碎的,我們仍然會活出這一個部分,會唾棄那些「醜陋」。在歷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極醜陋一面的人,我將會和他們劃清界線,不會走進他們那一個群體裡面。

責任編輯:連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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