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畫家普勞蒂拉‧內莉的《最後的晚餐》
幸虧喬治‧瓦薩里（Giorgio Vasari）在他的《藝苑名人傳》中介紹了四位女性藝術家，不然我們會想當然耳地以為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都是男人們的事，尤其是在佛羅倫斯這個西方藝術的黃金時代發源地。
其實，一直到今天，關於這些修女畫家們的生平與作品，人們依然所知不多。那個時代的女性若不願嫁人，就是進修道院。而富裕家庭的女子進了修道院中可以學習藝文方面的活動，但是不能進工作坊，當然也不能畫人體素描，更別說解剖人體了。學習繪畫是一種修身養性的培養，作品還可以做為修道院募款的財源。
瓦薩里在書中提到過，佛羅倫斯一些貴族家中都掛滿這些修女的藝術作品。就是在這種諸多限制性下，修女普勞蒂拉‧內莉（Plautilla Nelli，1524—1588年）完成了一件巨幅畫作《最後的晚餐》。
內莉是佛羅倫薩聖卡特琳娜多明我會修道院的修女，她與瓦薩里是同時代的人，也是瓦薩里書中提及的四位女畫家中最耀眼的。她的《最後的晚餐》歷經十九世紀拿破崙對當地機構的取締（註），曾經從框架上撤下捲存放在另一處修道院，一世紀以來無人問津。重新打開時發現已嚴重受損。在佛羅倫斯女性藝術家進取協會（AWA）的關注下，經過四年的修復，內利的《最後的晚餐》於2019年重新懸掛在聖母瑪利亞新教堂博物館（Museum of Santa Maria Novella）內展出。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看看。
根據瓦薩里的介紹，普勞蒂拉‧內莉來自佛羅倫斯一個富裕的家族，14歲進入修道院，自學繪畫成果斐然。她為所在的修道院盧卡聖多明（The Covent of San Dominican in Lucca）修道院食堂的牆面完成了這幅《最後的晚餐》油畫。她擔任院長，當時對女性尤其修女有諸多限制，完成這麼一幅大畫著實不易，需要搭鷹架上上下下作畫才能完成。
但是她畫出的《最後的晚餐》不同於其他畫家。內莉畫在帆布上的《最後的晚餐》的背景簡潔安靜，沒有過多著墨；這與多梅尼科‧吉蘭達（Domenico Ghirlandaio，1448—1494年）《最後的晚餐》精心刻畫的窗外天空飛鳥樹木不同，也有別於安德烈亞‧德爾‧卡斯塔尼奧（Andrea del Castagno，1419—1457年）炫目華麗的大理石花紋背景。內莉安靜樸素的背景前，是一張耶穌居中，使徒分列兩側面向觀者的構圖，唯一的例外是手持錢袋背對觀者的猶大，他坐在耶穌師與十一個使徒對面，這個特殊位置應該是參考了兩位前輩的作品。只有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打破了這個模式，所有人不論善惡並排坐在同一邊。這也是達芬奇高明之處，彰顯了透視的效果與張力，還有略帶仰角的視點。
內莉畫的使徒們的衣服色彩豐富，因而顯得實在，彌補了她畫人體結構的不足。內莉沒有像達芬奇對人體結構的研究，卻能在衣服描繪上採用文藝復興的換色法（Cangiante）增加人物的體積感。Cangiante在意大利語中意為「變化」，是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等藝術家常用的著色手法。這種手法並非透過明暗對比（例如明暗對照法），而是透過色彩的色相變化來表現體積，效果不僅呈現出體積感，更呈現出近乎彩虹般的色群效果。
內莉用色彩明暗表現衣服的皺摺和身體的實感，彌補了她不能像男子那樣去學人體素描與結構的缺憾。由於女性的身分限制，又擔任院長工作，還能有這樣的藝術成績著實不易。瓦薩里在書中讚揚了她的才華：她不僅自學掌握了繪畫的知識技巧，還不失個人的創意。
內莉《最後的晚餐》桌上的食物中，有象徵耶穌受難的羔羊（救贖）、紅酒（血）、麵包（肉身），這些與達芬奇《最後的晚餐》相同。此外桌上還多了豆子、生菜這兩樣修道院不可缺的食物。苦萵苣象徵對食物與肉體享樂的克制，這在其他畫家的《最後的晚餐》桌上也沒有。內莉是為自己修道院的食堂畫的，反映的是她們在修道院生活的元素，修女們天天面對著這樣一面牆，有一種警醒的作用。
《最後的晚餐》除了是一幅基督生前的歷史宗教畫，同時也記錄了十五世紀佛羅倫斯修道院的真實生活。有趣的是這張畫的內莉的簽名「Orate pro pictura」（為女畫家祈禱）不是「神的僕人」而是「女畫家」。一個不曾受過正統訓練而能有這樣成果的女畫家，她應該是對自己的作品深感滿意吧！
註：十九世紀初拿破崙取締佛羅倫斯的機構並非源自於當時佛羅倫斯發生的特定起義，而是他鞏固法國對意大利半島控制的更廣泛帝國戰略的結果。托斯卡納（包括佛羅倫斯）於1807年至1808年間被法蘭西帝國正式吞併，並被劃為法國阿諾省進行管轄。
——轉載自《藝談Artium》
責任編輯：連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