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2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林丹紐約報導）法拉盛發展中心於2月17日大年初一，在法拉盛圖書館放映導演李安1991年的處女作《推手》及其第二部電影《喜宴》，並邀請當年參與演出的法拉盛社區人士傅鶴鳴與林映君與觀眾座談，分享30多年前拍攝時的珍貴回憶，以及法拉盛從台灣移民社區發展為今日華人重鎮的歷史變遷。
《推手》（1991）與《喜宴》（1993）是李安「父親三部曲」的前兩部作品，均取景於紐約華人社區，尤其是法拉盛，細膩刻畫第一代移民面對文化衝突與家庭關係的心路歷程，為李安日後進入好萊塢奠定重要基礎。
這兩部電影需要大量的華人群眾演員，當時法拉盛的華人以台灣移民為主，不少台灣移民擔任了群眾演員（分臨時演員、特約演員兩種），現任法拉盛發展中心負責人傅鶴鳴、大紐約區台湾大專院校聯合會前會長林映君就是其中兩位「特約演員」。他們指出，《推手》與《喜宴》不僅是李安的成名作，更真實記錄了1990年代初期的法拉盛面貌，成為華人移民歷史的重要影像資料。
社區人士參與拍攝 臨時演員每天10美元
座談中，傅鶴鳴回憶，當時他正擔任全美台灣學生聯合會會長，協助李安的助手李良山在法拉盛社區招募演員，「很多臨時演員都是我幫忙找的，大家都很興奮，因為能參與電影拍攝是很難得的機會。」
兩部影片都參與扮演了角色的傅鶴鳴表示，「《推手》拍攝成本約20萬美元，《喜宴》約50萬美元，大量使用當地華人作為群眾演員，臨時演員一次只有10美元，但大家都願意來。」
林映君則分享，她在《喜宴》中屬於有台詞的「特約演員」，「婚宴場景多在法拉盛喜來登飯店拍攝，那時它建好沒幾年，很新，由於白天飯店需營業，劇組只能在夜間借用大廳拍攝。」傅鶴鳴補充說：「我們通常晚上七、八點開始拍，拍到第二天清晨，連續好幾天熬夜。」
林映君表示，「我參加拍攝了四、五天，但最後在電影中只出現幾分鐘。2007年再見到李安時，我問他是否還記得我，他竟然當場念出我的台詞，讓我非常感動。」
傅鶴鳴回憶，當時婚宴場面雖然看起來豐盛，但只有主桌擺放食物，其他桌都是空的，「雞鴨魚肉都是道具，大家只是表演吃喜酒的氣氛。」
今昔對比 反映移民歷史與法拉盛變遷
傅鶴鳴指出，在新年期間放映這些電影，對新一代移民具有特殊意義，「讓新移民知道，我們當年來紐約也是一樣從零開始，面對語言、文化和生活的挑戰。」
李安1980年代在紐約大學學習電影製作，獲得碩士。傅鶴鳴說：「他跟我們一樣是留學生，畢業後沉寂了好幾年，才拍出《推手》。這部電影就像一面鏡子，反映了新移民的奮鬥歷程。」
林映君表示，許多早期台灣移民選擇法拉盛，當時的房價較低，加上語言與文化相近，形成緊密的社區，「1980年代的法拉盛與今天截然不同，當時走在街上，聽到的幾乎都是台灣口音，餐廳也都是台灣菜，所以法拉盛曾被稱為『小台北』。」
為什麼1970、1980年代有大量的台灣移民聚居到法拉盛？傅鶴鳴說，這與1970年代後期台灣放開外匯管制與出國限制以及美國的移民配額有關。
1965年美國通過《移民與國籍法》後，當時中華民國仍代表中國，每年有2萬個移民名額，但其時中國大陸處於文革時期，中國大陸人幾乎不可能移民，這2萬個移民配額實際上都給了台灣人使用。到了1979年中共國與美國建交，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實務上繼續將台灣視為獨立的移民配額區，因此，自1979年起，中國大陸和台灣各自擁有每年約2萬個移民名額，香港亦作為單獨配額區存在，每年有大約5千個配額。
傅鶴鳴說，加上台灣於1970年代後期逐步放寬外匯管制與出國限制，留學生人數迅速上升，「在大約1974年之前，必須要經過台灣的公費和自費留學考試才能出國留學，通過公費留學考試，一年大概只有幾十個人出來，自費留學考試也不過幾百人，每年出來的人就幾百個留學生，但是後來放寬後，1980年約有8000名台灣留學生來美，1982年達到約1萬2000人的高峰，我是1980年來美國讀研究所的。」
華人移民的湧入給法拉盛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林映君感慨：「現在法拉盛的天際線完全不同了，高樓林立。」隨著人口的增多，法拉盛的房價高漲，傅鶴鳴舉例說，「1980年代，法拉盛Horace Harding Expressway高速路與Main街附近的一家庭房約5萬美元，如今已達80萬美元。」
座談時，觀眾Helen表示，新年期間放映這些影片，讓新移民了解華人社區的歷史，「讓大家知道今天的法拉盛，是一代又一代移民努力建立起來的。」
新移民觀眾賀先生表示，通過看電影並參加座談聽老移民講述故事，「得以在新年期間回顧法拉盛的歷史，認識華人移民的奮鬥歷程，並珍惜今日來之不易的成果。」
責任編輯：鄭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