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惠明：王愛琳案給在美華人的警示

——效忠、透明與境外勢力滲透的法律底線

南加州阿凱迪亞市長王愛琳（Eileen Wang）被控在美國境內充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非法代理人。圖為加州亞凱迪亞市（Arcadia）華裔市長在社區參加競選相關的活動。（陳德怡／大紀元）

2026-05-14 12:28 中港台時間|05-15 14:34 更新

人氣 217

【大紀元2026年05月13日訊】美國司法部於2026年5月11日宣布，南加州阿凱迪亞市長王愛琳（Eileen Wang）被控在美國境內充當中共非法代理人。根據司法部公告與相關認罪文件，王愛琳已同意對該重罪認罪，最高可判10年徒刑。

司法部說，她在2020年底至2022年間，按中共官員指示，通過面向華人社群的中文網站發布親北京宣傳內容；相關行為發生在她就任市議員之前，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她動用市政府資源。路透社和美聯社也報導，王愛琳已辭去市長和市議員職務。

這起案件的意義，不只是某一位華裔地方官員的個人失足，而是提醒在美華人公共人物：在中美競爭進入地方政治、社群媒體和輿論空間的背景下，必須清楚區分正常交流、公開立場表達與祕密接受外國政府指揮之間的界線。

從美國國家安全與法治角度看，這不是族裔問題，而是效忠、透明與法律底線問題。

一、這不是「華人問題」，而是是否祕密替外國政府辦事的問題

美國是移民國家，華裔美國人當然可以參與政治、經營媒體、組織社團，也可以對中美關係表達不同觀點。真正觸碰法律紅線的，不是華人身分，也不是中文表達，而是在沒有申報、沒有披露的情況下，接受外國政府或其官員的指揮，在美國境內從事政治宣傳或影響活動。

司法部此次依據的是《美國法典》第18編第951條（18 U.S.C. §951）。該法律的核心要求是：任何人在美國境內若受外國政府或其官員指揮、控制而行事，必須事先通知美國司法部長（或向司法部登記）；若未通知而從事相關行為，最高可判10年徒刑。

因此，王愛琳案的核心不在於她是不是華人，也不在於她是否主張中美交流，而在於司法部所稱的事實：她是否在未披露的情況下，接受中共官員方向控制，並在美國社會中協助傳播北京政治敘事。

美國司法部副聯邦檢察官比爾‧艾薩伊利（Bill Essayli）指出，祕密替外國政府辦事的人會破壞美國民主制度；司法部國家安全司助理部長約翰‧艾森伯格（John A. Eisenberg）也表示，一名曾接受中共官員指令卻從未披露這種關係的人能夠進入公職，本身令人擔憂。

二、公職宣誓不是形式；華人從政者必須守住四條紅線

王愛琳案對在美華人從政者最大的提醒，是公職身分不能只看選票和頭銜，更要看是否守住對美國法律和選民的忠誠。公職人員最怕的不是立場鮮明，而是私下接受外國政府方向控制，卻對美國政府、選民和社會隱而不報。

對華裔公共人物而言，至少有四條紅線必須守住。

第一，與任何外國官方、統戰背景團體或代理機構往來時，必須做盡職調查。

第二，不能接受外國政府或關聯方提供的宣傳文本、立場話術或代發要求，再包裝成「社區新聞」。

第三，凡涉及外國官方方向、資金、資源、安排、邀約或政治請托，必須優先考慮美國法律與申報要求。

第四，任何看似「合作」「交流」「雙贏」的安排，都必須先問：這是否在替外國政府創造影響美國政策的渠道？

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NCSC）在2022年7月6日發布的官方指南《保護美國州與地方政府及商業領袖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影響力行動的侵害》（Protecti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U.S. State and Local Level from PRC Influence Operations）中提醒州與地方層級官員，須警惕中共對美國地方政治、商業領袖和社群組織的影響行動，並重視透明、誠信與問責。該指南還引用前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的警告：中共明白「今天的小角色，明天可能成為更有影響力的人」，因此會提早培養地方與州層級政治人物。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愛琳案並非孤立事件，而是落在美國情報與執法機構近年反覆提示的國安背景之中。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在2026年3月18日發布的《2026年美國情報界年度威脅評估》中，將大國競爭、技術競爭、供應鏈風險與中國相關挑戰列為美國國安判斷的重要背景。FBI在2025年12月11日國土威脅證詞中也指出，中共對美國經濟安全的威脅「不可低估」，並提到其透過人員情報、企業內部腐敗、外國直接投資與網路入侵等方式，利用全球互聯性獲取利益。

這說明，對中共影響行動的防範不能等到人物進入高位才開始，而應在地方政治、社群組織與華文媒體層面建立清楚的合規意識。

三、主流華人既支持依法執法，也反感被一概懷疑

王愛琳案發生後，華人社區容易出現兩種極端反應。

一種是用族裔身分替涉案行為辯護，認為只要是華人就不應被追究；另一種則是把個案擴大為對整個華人群體的懷疑。這兩種看法都不準確，也不利於在美華人的長遠處境。

更合理的態度應是：支持美國依法處理祕密替中共政權辦事的人，同時堅決反對因此污名化整個華裔美國人群體。NCSC在上述指南中也明確指出，應對中共影響行動時，不應對所有來自中國或華人社群的接觸一概起疑；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共政權與中國共產黨，而不是中國人民，更不是華裔美國人。

主流華人並非不在意國家安全，也不是要替中共影響行動開脫。他們更希望美國社會能夠區分中共政權、普通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既保護國家安全，也保護守法華人的公民身分和社會信用。

四、從中美根本利益衝突看，這不是地方醜聞，而是制度競爭的一部分

如果只把王愛琳案看成個人醜聞，就低估了它的制度意義。從中美根本利益衝突來看，這類案件反映的是中共對美國「次國家層級」（Subnational）政治的長期滲透與利用。

NCSC指南指出，中共政權近年來越來越試圖利用美國地方和州層級關係，影響美國政策並推進其地緣政治利益。其目標包括讓州長、市長、地方議員和商界人士成為影響華府政策的渠道，從而推動更有利北京的經濟合作，並減少美國對台灣、新疆、西藏、香港等問題的批評。

這種路徑，與許多華人理解中的「文化交流」「城市友好」「商貿合作」並不完全相同。正常交流當然可以存在，問題在於某些交流是否被中共政權用作政治影響工具。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在《中國影響與美國利益》（China’s Influence American Interests）中也指出，中共的影響活動已經從早期主要聚焦僑界，擴展到美國智庫、大學、媒體，以及州、地方和國家政府機構；報告主張以「建設性警覺」（Constructive Vigilance）方式維護透明、互惠與公平，同時避免把矛頭指向普通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

因此，從美國國家安全優先的角度看，王愛琳案說明，對中共競爭不能只看關稅、半導體和軍事議題，也必須關注地方政治、社群媒體、華文輿論、商會與社區組織中的制度入口。

五、對華文媒體和華人公共領袖的真正警告：透明比立場更重要

王愛琳案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層面：它不只是地方官員涉案，也涉及華文媒體與華人社群信息空間的可信度。

根據司法部2026年5月11日新聞稿，王愛琳與孫耀寧（Yaoning "Mike" Sun）共同運作的U.S. News Center對外宣稱是面向華裔社群的新聞來源，但司法部稱，該網站實際在中共官員指示下發布親北京內容，包括否認新疆種族滅絕與強迫勞動的文章。司法部還指出，王愛琳曾向中共官員回傳點擊數與修改結果。

這點非常關鍵。問題不只是「親中」或「反中」，而是是否把外國政權的政治宣傳包裝成獨立社區新聞。正常媒體可以有立場，公共人物也可以有觀點，但如果信息源、指令來源、資金關係或外部控制不透明，就會破壞讀者信任，也會傷害整個華文媒體生態。

華文媒體與華人公共領袖應從此案中吸取最重要的教訓：任何公共發聲，只要牽涉外國政府方向、統戰前台、代寫稿件、資源安排或政策遊說，第一原則就是透明。透明的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付費內容和合法遊說，與祕密接受外國政府指揮，是兩回事。

因此，對華人社會來說，最好的結果是建立三條共識：第一，華人公共人物不能替中共暗中辦事；第二，華文媒體不能把外國政權指令包裝成獨立新聞；第三，華裔政治人物若想在美國真正站穩，需要讓美國選民和執法機構相信，其唯一效忠對象就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