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8月1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ames Gorrie撰文／信宇編譯）在全球範圍內，中國在數字基礎設施競賽中領先的程度比人們想像的要多。人們不禁要問，北京是否希望將世界上的其它威權社會變成數字中國？
中國崛起成為全球領先的監控技術出口國，正在帶來一些令人不安的後果。北京出口的監控技術構成了一整套技術體系，能夠賦予各國政府前所未有的能力，使其能夠觀察、識別和追蹤民眾。
這些技術包括攝像頭、人工智能、電信網絡、雲計算、人臉識別、車牌識別和集中式指揮系統等。許多中等規模國家正在成為或已經成為這些監控技術的客戶。
將其它國家變成「小中國」
土耳其就是一個重要的案例研究對象。
需要明確的是，土耳其尚未變成中國式的監控國家。其政治體制和制度與中國截然不同。儘管如此，中國科技公司已在土耳其的數字基礎設施領域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額，並且對此毫不掩飾。事實上，華為（Huawei）已明確地在土耳其市場推廣其人工智能閉路電視和智慧城市（Safe City，即監控）技術。
中共希望向儘可能多的貿易夥伴銷售儘可能多的商品，這已不是什麼祕密。但中共是否也希望儘可能多的夥伴使用並依賴其監控技術，從而通過部署智慧城市技術，使他們的社會變成「小中國」（little Chinas）呢？
人工智能攝像頭監控
第一個組成部分就是攝像頭（camera）。
海康威視（Hikvision，總部位於浙江省杭州市）和大華（Dahua，總部同樣位於浙江省杭州市）等中國企業已成為全球視頻監控設備領域的領導者。與此同時，華為開發了能夠進行複雜圖像識別和分析的人工智能攝像機。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指出，中國企業能夠提供從攝像機到人工智能分析和集中部署等一系列技術。
華為的人工智能技術已經在土耳其投入使用，該技術利用內置人工智能芯片和深度學習功能的攝像頭進行識別，並將信息傳輸到基於雲的大數據系統。此類系統可應用於數量龐大的攝像頭。
這標誌著土耳其等國的監控能力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傳統攝像頭只能記錄發生了什麼，而人工智能攝像頭則可以開始回答「誰、何時、何地、發生了什麼」等問題。
其中的差別非常巨大。
智慧城市可能變成監控網絡
第二項技術要素就是智慧城市平台（smart city platform）。
華為的智慧城市運營融合了5G、人工智能、物聯網設備、雲計算和大數據分析等。該公司將其描述為一個能夠連接多種政府職能和數據源的集成式「數字大腦」（digital brain）。
這些技術本身並不具有威權主義色彩。智能交通系統、能源管理和互聯公共服務都是技術如何提高城市效率的例證。
當這些系統與安全數據庫互聯時，問題就出現了。
攝像頭生成圖像。電信網絡生成位置和通信數據。智慧城市傳感器生成運動信息。人工智能可以瞬間將這些數據流整合起來。
最終形成的不再僅僅是一系列攝像頭，而是一個城市信息和監控系統。
這項技術並非新技術，但令人擔憂的是其廣泛應用。多年來，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記錄了華為在數十個國家簽署的「智慧城市」（Safe City）協議，這些協議涉及閉路電視、智能視頻監控、人臉和車牌識別、人群監控、指揮中心以及其它安全技術。
華為的數字化足跡
另一個因素是電信行業（telecommunications）。再以土耳其為例，華為在土耳其（以及其它國家）運營數十年，並已在當地建立了相當規模的研發和技術實力。華為在土耳其擁有約1,500名員工，並在伊斯坦布爾設有研發中心，其技術研發團隊在土耳其擁有自己的技術人員，這為數據收集提供了更多機會。
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電信基礎設施是現代監控國家的神經系統。它是一個強大的技術信息迴路，其中攝像頭和傳感器收集信息，電話生成信息，網絡傳輸信息，雲系統存儲和分析信息，人工智能解讀信息等。
這些系統整合得越深入，政府就越有可能全面了解其公民的情況。
華為的智慧城市模式明確地融合了這些技術。
可擴展監控技術
那麼，各國政府為什麼要購買它？
答案未必是意識形態，儘管意識形態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原因。通常情況下，原因很簡單，就是經濟因素。
中共的監控公司能夠以極具競爭力的價格向各國政府提供全套技術方案。華為「智慧城市」項目的合作夥伴大多來自中等收入國家。價格優勢和商業承諾是推動技術應用的重要因素。
單憑這一點就給北京帶來了巨大的商業機會。既然可以現成購買，這些國家為什麼還要從零開始建設監控基礎設施呢？
此外，這類系統很可能幫助非法政府繼續掌權。而且，一旦一個國家在某個特定的技術生態系統上投入巨資，更換該系統可能會非常昂貴。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警告稱，採用華為設備的國家可能會因高昂的更換成本而被有效地「鎖定」（locked in），而中國公司則會獲得市場份額並建立技術標準。
但這並不意味著華為的客戶就不是專制政權；事實上，華為的許多客戶都是專制政權。
數據作為戰略資產
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數據（data）。
中共的監控設備出口不僅能為北京帶來設備銷售，還能幫助中國企業提升技術水平、積累海外市場經驗並深化商業關係等。
戰略上的擔憂在於，如果中國公司成為全球攝像頭、網絡、雲系統和人工智能平台的供應商，它們將深深嵌入其它國家的數字基礎設施中。
即使無法直接訪問每個字節的數據，也能產生影響力。
意欲何為？
因此，土耳其等國就是一個警示信號——這不一定是因為它正在變成中國，而是因為它表明了監視能力如何可以通過普通的商業基礎設施進入一個國家。
因此，中共與西方之間的鬥爭日益演變為一場圍繞越來越多國家所採用的技術模式的競爭。
中共的模式強調規模、一體化和集中控制等。
而西方民主國家通常更重視隱私、透明度和法律限制等，儘管西方政府也使用面部識別、人工智能監控和其它監控技術。
中國企業的優勢在於，它們能夠將大部分基礎設施打包提供。這使得技術易於出口，而且一旦部署完畢，更換起來既困難又昂貴。
因此，美國和西方面臨的挑戰遠不止華為、海康威視或大華等少數公司。他們必須與整個技術生態系統競爭。
真正的問題並非在於每一台中國攝像頭是否都在祕密監視外國公民，而在於像土耳其以及其它許多日益依賴中共數字基礎設施的國家，是否會因此而淪為數字獨裁國家。
作者簡介：
詹姆斯‧格利（James Gorrie）著有《中共危機：中國經濟崩潰將如何導致全球大蕭條》（The China Crisis: How China’s Economic Collapse Will Lead to a Global Depression, 2013）一書，並在其個人博客TheBananaRepublican.com上定期發表評論性文章，討論時事和中國問題。
原文：Are China’s Surveillance Exports Turning Nations Into Digital Dictatorship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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