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娜﹑鹿青霜根據實況錄像整理報道/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主要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人口﹕中國的懸劍》、《現代化的陷阱》《經濟學與人類關懷》等。其著作已被譯成英、日等幾種文字出版。 1999年﹐被《美國商業週刊》評為「亞洲之星」。 同年被《三聯生活週刊》列舉為中國的「25位時代人物」，並稱譽她「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 2000年因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以絕對高的得票數，獲首屆「長江讀書獎」讀者著作獎。 2001年﹐在大陸特務全天候監視下﹐逃離大陸﹐移居美國。據悉﹐何清漣的《中國現代化的陷阱》2003版將于近日面世。
2002年在芝加哥楊逢時博士籌辦的“六四”音樂燭光演講紀念會上﹐何清漣應邀作專題演講。何清漣演講中所談論和分析的問題﹐在過去的一年中﹐在大陸愈演愈烈。大紀元現首次全文發表該演講內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六四後權力資本化 政府行為企業化
鄧小平設定的改革目標說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那麼前半部分的目的是達到了。就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但是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產生暴富的方法是極不公平的。
中國產生這一批富人﹐是通過權力資本化﹐政府工作人員通過手中為人民服務的公務權轉化成了他的資本。又用這種資本與社會進行交換。所以這就牽涉到另外一個概念就是權力資本化的同時﹐就是政府行為企業化。為什麼政府行為企業化呢﹖政府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公共服務部門。他也不認為自己是用納稅人的錢。大概是去年(2001年)吧﹐就是禁止我發言的時候﹐就禁止討論納稅人概念。不准談﹐錢從哪裡來﹐就是誰養活誰這個問題在中國不准公開談。
政府行為企業化的結果﹐就是全體公務員把自己手裡擁有的權力看作是資本。把找他們辦事的人民就是法人都當作是客戶﹐那麼他要謀求利益最大化。所以這就又形成了一個什麼呢﹐我就說中國有一個最可怕的東西就是中國有一個軟政權化。軟政權化就是所有的政府公務員謀取個人利益都是以破壞國家法律為前提的。那麼整個信用在這個情況下就會破產。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我個人以為啊﹐二十多年來在政府的帶頭示範下﹐整個的信用非常不好﹐道德低落。
**社會道德第一個層面﹕國家沒有信用
我個人認為社會道德分成四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國家信用﹐就是國家說話的來源和真實性。那麼我現在不談別的﹐就談今年(2002年)在海外媒體﹐《紐約時報》﹑《經濟時報》對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經濟數據的質疑。那麼這一點在國內我們歷來就是非常清楚﹐統計數據是造假的。只不過是國外的人沒有注意到。今年(2002年)是由麻省理工學院搞經濟增長的索羅教授﹐他是曾經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所以在這方面做的比較權威。那麼他就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提出一個質疑﹐他就說中國宣布他的經濟每年增長GDP是7-8%﹐他說農村經濟這幾年幾乎是沒有增長﹐那麼城市部分需要負擔40%多﹐增長率才能達到總和增長率。根據世界經濟發展史﹐沒有任何城市能達到年增長40%的。
那怕最為中國王牌的上海在技術上也沒有可能。那麼他提這個以後﹐其余的人都跟着質疑。接着今年(2002年)就是連篇累牘質疑這個東西。
應該說這些質疑是可信的。我這裡有一組數據﹐我自己算了一下﹐從1997年以來﹐我們的經濟增長是每年保持在7-8%之間﹐平均大概是7-8%﹐但是我們的就業增長率還不到1個百分點。就在0.89%以下﹐這在中國產業結構上﹐中國並沒有以勞動力型轉到技術力型。在需求勞動力的情況下不可能大幅度減少﹐經濟增長率居然達到這麼高。對於就業而言不可能是這麼一點點增長﹐幾乎就不到一個點﹐從這一組數據就可以看出。
至於國家在別的方面的撒謊﹐就是開動各種媒體﹐每天連篇累牘的制造各種謊言﹐包括“六．四”的謊言﹐大家都司空見慣了。所以國家信用不好﹐那麼遠東經濟評論甚至用騙子共和國來描述中國這一名詞﹐這是一個層次。
**社會道德第二個層面﹕行業協會沒有信用
第二個層次現代社會比如行業協會是非常重要的信用代表者﹐但是中國的行業協會本身就不具備社會信用。他本身就具有兩面性的。一方面﹐任何一個行為協會﹐包括組織協會﹐家具協會等的會長都是由中國各級人事局任命的干部﹐都享有一定級別的。他是代表政府去管理這個行業的企業。做為政府代表的功能﹐同時他又代表企業與政府討價還價﹐所以他本身就有兩面性格﹐他本身就能輕松在兩者間不斷地轉換角色﹐兩個角色說的話他都要說﹐這本身就是角色發生嚴重的混亂﹐他就不可能有信用。
**社會道德第三個層面﹕社會沒有信用
另外一個就是中介機構比如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為代表的社會信用。近年的所有股市丑聞做假帳都有會計師事務所參與。比如深圳特區會計師事務所﹐還有中天琴(音)會計事務所﹐我記得98年1600多家會計師事務所﹐都有造假帳﹐還有給人家搞假驗資的。
會計師事務所在國外﹐如果一個會計師要是造了假帳﹐他就終身被禁止再進入這個行業。那麼中國的會計懲罰成本不高﹐這個會計師事務所關了門停了業以後﹐會計師馬上又進入另外一家事務所換個工作就是了。或者是換個名頭。重新成立一個合伙人組織﹐照樣營業。懲罰成本非常低。會計師的受懲率相對於律師要高一點。
律師要做弊的話要溝通法院一塊做弊。所以中國有句話說打官司叫做打關係。每一個律師的成長不是說他的業務有多高﹐而是說我在法院有多少關係。我認識某某院長﹐認識某某法官。誰跟我是哥們﹐就是這樣。所以他的社會信用也非常不好。
**社會道德第四個層面﹕個人沒有信用
至於個人信用大家都知道﹐過去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大家對於同學﹑同鄉﹑鄰裡親戚非常信任。但是現在呢﹐從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越演越烈﹐有一個詞叫殺熟﹐就是熟人的熟。我分析了一下市場拐賣人口的案件﹐竟有90%幾是發生在同鄉之間的。四川的女孩子出來打工﹐騙她的人都說我們是老鄉﹐你跟着我們回去﹐我們給你找工作。甚至還有同村的﹐甚至還有叔叔拐賣侄女﹐鄰居拐賣鄰居的。那麼現在大家對外人戒備都比較大了。討這些熟人之間行騙容易。
所以呢﹐整個國家的道德信用﹐孔子有句話﹐人無信不立。把國家信用﹐個人信用都提到一個非常高的位置。這個做為道德準則的信用﹐倫理準則的信用在中國茫然無存。做為國家來說﹐國家帶頭不守法﹐尤其是中國政府﹐比如89年大家知道﹐憲法規定大家可以遊行﹐那麼為了便於政府操作﹐他馬上可以修改憲法﹐那麼政府可以高於法律﹐這個國家的信用當然不會好。
**現政府正面做能力差 負面做能力強
在改革初期﹐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家鄉的河流是清的。但是現在﹐從南到北﹐七大水系﹐沒有一條好的河流﹐黃河已經干了﹐長江成了第二條黃河。珠江﹑海河﹑淮河都已經成了高度污染的河流﹐地下水呢也嚴重超採﹐這是一方面啊﹐所以這一個時期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水的問題。還有是國土已經不再安全﹐沙漠化已經達到了38%﹐那麼這些還不包括黃土高原這一類的嚴重缺水的地方﹐事實上人已經完全不能生存的地方﹐沙漠正以每年一千公里的速度推進﹐一些研究者已經指出﹐中國的環境生態再也不安全。
在這種情況下﹐本來中國需要一個比較明智一點的政府。由于這個轉型期﹐各個階層的矛盾﹑利益訴求都不一樣﹐那麼有時政策偏重于這一階層的時候﹐他就要注意調節另外階層的矛盾。但是我們目前的政府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非常墮落一個政府﹐為什么說他墮落呢﹐一個統治集團﹐他需要幾個基本素質。一個是社會管理能力﹐他要有能力把這個社會管理好﹐那麼我們現在這個政府朝正面做的能力是比較差的。
但是它現在從反面﹐比如控制社會輿論﹐還有用種種特務手段來監控等﹐它倒是用科技用的非常好。尤其是近二年搞的金盾工程﹐那麼根據研究﹐到二00八年的時候﹐這個金盾工程完成對個人的聲控系統﹐就是在中國的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上面都將監控任何人﹐
大家記得“六‧四”後來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清洗呢﹖就是因為世界銀行出錢﹐英國一家公司出技術﹐在北京的所有主要交通干道上﹐設置了一個監視系統﹐本來是幫助中國監視交通的﹐但是後來根據監視錄像帶﹐把所有參加六四的人抓了起來。所以從那時大家開始懷疑﹐科技能不能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那麼最近中國去年(2001年)開始向美國﹑歐洲的高科技公司購買監控系統﹐用來監管網絡的。所以大家知道中國的互聯網已經成了一個國內互聯網﹐而不是國際互聯網。
**中國經濟學家的主流是政府的幫手
中國經濟學家的主流應該說都是幫政府的忙的。人家都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大多數都是一隻口袋裡裝政府給的錢﹐另一隻口袋裡裝企業給的錢﹐那麼政府是政治精英﹐企業是經濟精英﹐所以呢他就是為這兩類精英說話。
有一個經濟學家他就更說得直接了當﹐他就干脆說﹐這個世界是由三種人構成的﹐一種是政治精英﹐一種是經濟精英﹐還有一種是為這兩部份精英服務的學者。至于其它的人就不在他們的構成的世界之內。那麼他們就認為腐敗是中國轉型期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中國轉型期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一種方式。
那麼這方面走到最極端的是香港的張五常﹐他建議中國干脆讓這些貪官污吏贖買國有資產﹐就是按等級確定貪污的等級﹐比如官大﹐可以貪污的多一點﹐官小可以貪污的少一點。像巴拿馬國家確定一三五是這一批官員貪污﹐二四六另外一批官員貪污﹐他說這樣中國就可以進入比較好的狀態了。但是我認為他的這個建議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中國那個高薪養廉也是行不通的。
那麼實際上﹐就是在經濟學中﹐生產和分配是同樣重要﹐那麼這些財富生產出來了﹐如果要是像我前面分析的﹐85%財富被佔人口15%的貪官污吏佔有﹐那麼這樣的增長到底是對誰有利呢﹖所以呢﹐這筆帳是要算的。我就是主要在算這筆賬﹐而且我認為這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良心和渴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