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5日訊】我應該是屬於政治神經很不開化的那種人。出生在70年代中期的大陸，對文革的印象只限於家裏保留的我和姐姐很小時的老照片裡居民牆上不太明顯的幾個標語字—非常模糊而且不記得內容了。以至於在將近30歲的時候聽人講起「偉光正」，才第一次聽說這個很有文革色彩的詞彙。
父母的思想也很簡單—他們是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學生，畢業後就長期在部隊裡過慣了的相對簡單的生活，轉業後又是走了一條「與工人階級隊伍鍛練熔合」的路，應該說是被「熔合」得很好的那種知識份子吧。從小聽的最多的話不外乎「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我的人生軌跡都是定好的，就是成為知識份子類型的人，而且不要問政治—-當然小時候是說「我長大後要做個科學家」。準確的說這裡的定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知識份子」，而好像是某種被剝奪了自由思想權力和能力的技術工具。由此想到難怪50年代時要搞甚麼院系調整，目的大概就是把知識份子都變成沒有思想的器具吧。當然這是另話，暫且不表。
六四是在我即將初中畢業時發生的，家不在北京，整天忙於複習中考的我也搞不太懂外面到底大家在鬧些甚麼。唯一讓我有了些印象的—-到今天我也能記得的—是電視上放的被燒焦的解放軍士兵的屍體。從那以後這個畫面讓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正面看待那些學生或是暴徒，儘管我仍然不十分清楚北京發生了些甚麼。
記得中學時有個問卷調查，問「國家」或是「政府」是否可信云云，我很鄭重而且很真誠的寫下了一個長長的答案（儘管那並不是問答題，而只是個很隨便的調查問卷），告訴出問卷的人我真的覺得「國家」二字是可以信賴的。
我順理成章的成為紅領巾，團員，而且是校先進，區十佳 等等。等到入黨時我卻有點猶豫，因為那時終於有點自我意識了，而這個意識卻明明白白的看到自己入黨明顯的動機不純。那時發覺黨票只是成了實際利益的門票而已。
我還記得唯一的一次組織上找我談話，我仍然很鄭重而且很真誠的說出了自己的一些真實的想法（當然不是全部），我能看得出那個我從來都不認識的黨支書很感動。可是等到她在我被批准稱為預備黨員的會議上談到她的這次感動時，我卻從心底的深處看到了自己的虛偽和矯情—-為甚麼呢？！為甚麼我要用表現這份真誠來換取別人的認可，而僅僅是為了撈黨票？為甚麼我不敢點出我最想說的話，而是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的在講在聽呢？那時仍然真誠的搞不懂到底是我的墮落還是黨票的墮落。
我的黨員預備期未到就出國了，當時心裏還是很高興這種安排，因為我真的很反感所謂的黨組織生活，我只是列席過一次，已經足以讓我覺得好假啊，而且浪費時間。
沒想到，真正關於共產黨的教育是在我走出國門後才開始的。
有個數學教授，有一天忽然穿戴得整整齊齊的來上課，而他以往都穿的很隨便。講課時很不經意的說，今天有總校的校長來視察，所以老師們要穿上西裝，以「假裝」對他的尊敬。教室裡暴笑。笑之餘，我不禁覺得講真話是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很好玩。對比我所接受的「我黨」的教育和熏陶，區別還是很明顯的。
還是在這個教授的數學課上，有一次他講到他來自台灣的中國助手總是墨守成規做某種運算，不喜歡用便捷方式，我忽然氣上頭頂，不知從哪來的一股勁，拍桌子大叫，「OBJECTION！」（「反對！」） 當時腦袋裡明顯的掠過的一個畫面是某共產國家代表在聯合國裡發言時脫下皮鞋敲桌子的情景。嚇的老教授急忙說，啊，中國是個大地方，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樣吧。這事我每每回想起來都很難過，我其實一直都很欣賞和喜歡這位老教授的，為甚麼當時自己的神經脆弱到容不得別人說中國人一句壞話的地步，而且表現的形式和心態怎麼看怎麼像紅衛兵呢—-儘管我都沒當過紅衛兵，也沒看過甚麼文革的東西。我真的很納悶。
這種紅衛兵情節讓我困擾不已，因為我漸漸發現它所連帶出的是人性中很惡的一面。而這種滲透甚至是達及生活中很細小的部份，像一種從微觀中來的力量。我時常聽台灣同學講說聽大陸人講話，總覺得你們在吵架，儘管我們認為自己只是在閒聊而已。
來美國後一年開始修煉法輪功，我知道在國內很多人都在修煉，包括我的家人朋友。一年多後北京開始鎮壓和迫害。當時看到中國官方的報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生平第一次親眼見到一個政黨可以這樣的信口雌黃、惡意中傷、而且動手殺人，簡直不是卑鄙二字可以形容的。那時終於能夠明白六四學生的苦處了，天安門自焚偽案後，我就老在想，當時自己六四時電視上看到的燒焦的屍體是不是也是這樣造出來的呢？這下自己可是被騙得不輕呀，我很想對那些被我冤枉的人說對不起，可又不知該跟誰去說。
但是我忽然發現至少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就是講出來這些事實真象，並且好好反省自己在其中言行，以鑒後人。
受到啟發還是來自於我在海外的一些經歷。
某西方記者要採訪我們幾個煉法輪功的人。採訪差不多結束的時候問起來我和先生為甚麼要在99年底明知有打壓的情況下決定回國探親。我告訴他當時我的系主任也問我們同樣的問題，我當時想了想說，「如果整個國家都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說一句真話的話，這個國家也就沒有希望了。」
這個一直很「酷」的記者明顯的很受觸動，他合上他一直在記的採訪筆記，略微有點激動的告訴我說，他真的覺得搞不懂了，他的一個中國朋友，是六四學生之一，89後吃了不少苦頭，他母親煉法輪功，還因此治好了癌症。可是他對鎮壓法輪功的看法中，卻有「可能中共也有他們的理由吧」—-這個西方人很是不明白，為甚麼六四過去才沒有多少年，這個當時的學生卻生出了一些對共黨的「理解」來？！
類似的事情我還碰到過好幾次，在這些普通西方人的概念裡，「共產黨」一詞是絕對跟「邪惡」聯在一起的，有誰說別人是共產黨，簡直可以構成誹謗罪。他們真的很難理解，為甚麼他們的中國朋友受了那麼多的苦頭，卻總也認不清楚「共產黨」的本質。
看了「九評共產黨」，我忽然釋然了，我覺得找到了困擾了我很久的一個問題的症節，就是我老覺得我人性中有種很惡的東西，時不常的就會表現一下—-最慣常的表現就是會時常覺得受到威脅或是不公正對待，英文詞叫被「VICTIMIZE」，然後就要像紅衛兵小將似的跳將起來，用一種很惡的方式來革一把命。其實這不就是共黨的附體陰影嗎—–因為它是反宇宙的，所以老會覺得受到威脅，也就老是要用很惡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存在了（因為它本身就是惡的，如果有甚麼時候表現很和善了，那通常就是在假裝了—–這就是為甚麼在海外的中國人再去看官方的電視，怎麼看都覺得假的原因）。
哈哈，搞了半天我終於明白這個很惡的東西並不是人本性的一部份，否則我認識的台灣朋友和西方朋友為甚麼沒有這些表現呢？相比較大陸來的中國人來講，他們大多能很自然表現出文溫爾雅，而這種修養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古人所說的「君子」風範。
心裏想清楚了，甚至身體上都覺得很輕鬆了。我覺得可能現在也就是清理這些敗物的時候了吧。想到不久的將來，每個我認得不認得的中國人終於可以做真正的中國人了，中國可以是真正的中國了，我真的是發自內心的高興。
真正的改變來自於人心。是以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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