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2003年歲末﹐《當代》雜誌刊登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該文以安徽農村為觀照點﹐大膽披露“三農”問題﹐內容大量涉及“禁區”和“幕後真相”﹐引發海內外大轟動。氣象直壓當年毛澤東的《中國農民攷察報告》（後者多為毛等自吹自擂）。該期《當代》﹐加印十幾萬冊﹐仍被搶購一空﹔出版的“未刪節本”﹐數次脫銷。堪稱“洛陽紙貴”。作為一家文學刊物﹐產生如此轟動效應﹐確屬多年罕見。被該書連帶批評的基層幹部﹑省市大員﹑中央領導達百余人。指名道姓的官員就多達數十人﹐甚至涉及當年主政安徽﹑現已升任副總理的中央大員（回良玉）。
書中列舉的農村悲劇﹑農民慘劇﹐令人動容﹐催人淚下﹐痛人心肺﹕一名農村知識青年因揭發當地幹部貪污﹐竟遭報復而被活活打死﹔一名中年婦女因舉報村長惡行﹐被慘挑了腳筋﹔一名老農因交不起”攤派”﹐自殺于村幹部家門口…… 在安徽淮北﹐許多人家﹐僅以5元錢﹐就過了一個年﹔在旅遊勝地黃山腳下﹐某鄉620戶人家﹐貧困戶竟佔514戶﹐達82.9%﹔全鄉2180人﹐貧困人口佔1770人﹐達81%。如此一窮二白﹐卻因鄉幹部浮誇謊報﹐居然被”上面”認定”脫貧致富”……
作為這部20萬字報告文學的兩位作者﹐春桃與陳桂棣夫婦﹐都屬優秀作家﹐著作豐﹐獲過獎﹐現均任職合肥市文聯。為了這篇報告文學﹐他們花了整整三年時間﹐自費開銷5萬元﹐遍訪安徽農村。作者為受盡歧視的中國農民鼓與呼﹐贏得一片喝彩。此正當“三農”問題揪心之際。據統計﹐以“城鄉差距”為主的中國當今貧富差距﹐已經回到“解放前”的水平。
調查過程中﹐作者曾遭遇跟蹤盯梢﹔與農民談話時﹐一些幹部模樣的人常在附近轉悠﹐監視他們。作品惹出的首宗官司﹐是現任安徽阜陽市政協副主席﹑原中共安徽臨泉縣委書記張西德以“名譽受損害”為由﹐狀告作者和出版社﹐要求賠禮道歉﹐並索賠 20萬。原來﹐書中曾詳盡描寫﹕當年﹐在縣委書記張西德的主導下﹐臨泉縣當局如何鎮壓和報復當地農民上訪事件。張曾進京阻止該書出版﹐未果﹔書問世後﹐張暴跳如雷﹐很快入稟法院﹐要與作者“理論”。
作者回應﹕張指責作品“失實”﹐並沒有舉證﹐只用“等23項”模糊說法。 具有戲劇性的是﹐張原擬聘請阜陽市一有名律師代理﹐但該律師看了作品後﹐不僅拒絕張的聘請﹐反過來找到作者﹐表示如果需要﹐願意為後者作辯。 事實上﹐得知作者將成被告後﹐北京﹑安徽等地不少有名律師主動上門﹐表態為作者辯護。另外﹐中國律師協會﹑司法部“律師視點”節目組等﹐也都表示願意免費出人出力﹐提供辯護或法律援助。 可見“公道自在人心”。最後﹐起訴時態度十分堅決的書中人張西德﹐突然又主動要求法院“延緩審理”本案﹐理由是“取證時間不夠”。
作者感慨﹕我們儘量筆下留情﹐卻已經得罪了不少人。實際上﹐作者確是竭盡謹小慎微。諸如﹕把一些真相縮小了﹔開始寫得很尖銳﹐卻經反復修改﹐措辭儘量委婉。有人說﹐通篇欲言又止﹐讀來不痛快﹔有人評論﹐在字裡行間﹐書中流露媚俗心態。對省以上領導褒揚﹐對農民讚美﹐把責任歸罪于中下層幹部﹐這樣的寫法不客觀。對此﹐作者解釋說﹕是為了“顧及社會形像”。否則﹐“書就出不來了”。
作者之一春桃﹐因壓力太大﹐本來戒了的煙﹐又抽上了。她說﹕公開跳出來的人﹐我們不怕。可背後隱藏着什麼﹐讓我們擔心。我的孩子還很小﹐現在﹐我們把他送走了。我捨不得他﹐但我要保護他。
正當文學邊緣化﹐“寶貝”﹑“遺情書”之類大行其道之時﹐《中國農民調查》賣得那麼火﹐令作者大感意外。他們說﹕本來覺得世界太冷漠了﹐沒想到﹐百分八十的讀者都熱烈地支持我們。有人稱我們“當代的魯迅”﹐有人叫我們“農民代言人”﹐還有的人叫我們成立一個“農協會”。評價太高了。有一位幹部偷偷跑來﹐對我們說﹕“我們從政的﹐也有一批人血不是涼的。”有個老作家給我們打電話﹐說他是解放前參軍的﹐一直在北京。他說﹐“那本書從頭到尾都布滿我的淚痕。我覺得愧對農民了”。書中提到的小張莊農民﹐派出兩名代表﹐坐了五六個小時的車﹐跑到合肥買書。本來想買50本﹐可太窮了﹐只買10本。還想敲鑼打鼓給我們送錦旗。他們對我們真是感恩戴德﹐覺得把事情披露出去﹐他們的處境就會改變了﹐我們幫了他們大忙。
安徽﹐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省﹐曾被當局樹為農民致富的“樣板”。兩位作者的大膽披露﹐顯然令當局尷尬不已。正當《中國農民調查》轟動全國之時﹐北京﹐中宣部緊急發文﹐禁止國內媒體“炒作”該書﹔同時被“禁炒”的作品﹐還包括被中共劃為“頭號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怡和回憶錄《往事並不如煙》﹐據說﹐該回憶錄的問世﹐恰恰給時下國內“毛澤東熱”以迎頭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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