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0日訊】我想很多朋友已經讀到蔣彥永教授的給人大和政協的上書，但我還是要轉發給大家，並且也說幾句心裏話。三年多來和愛滋病結下了緣分，去年也經歷了SARS的考驗。說真話、把真相告訴人民一直是我們在公共健康領域的工作中心。恰恰在一個月以前，我曾經安排過蔣彥永教授和高耀潔教授的會面。兩位老醫生見面分外高興，而他們的觀點也驚人的樸實一致「第一要講真話，第二要為病人著想」。又想起古時藥王孫思邈《大醫精誠》中的誓言：「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慾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研繭，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借身命。見彼苦惱，若已有之，深心淒愴，勿避險惡，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1989年我15歲。由於父母是右派，小時候我自己也當過狗崽子顛沛流離，所以對沉重的歷史有一點體驗，就像一本書的名字《往事並不如煙》。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初期為知識份子落實政策，從某種意義上他是我家的恩人。89年當他去世時，我們全家都流下了淚。之後天安門廣場詩抄，4月27日10所高校的環城大遊行，我也曾經和高校的大哥大姐們一起環城吶喊：「賣掉奔馳，還清國債」，「人民日報，胡說八道（針對4.26社論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央電台，顛倒黑白」……沒有人看出我是個初三的學生。隊伍不時一起唱起雄壯的國際歌，我想英特那雄奈爾究竟怎樣我們未必清楚，但我們知道我們就是要討得一份社會的公道，反對的是官倒等腐敗。50多天裡，記不清多少次前往天安門廣場，和數不清的普通人一道群情激躍。從5月底開始，作為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我有幸和很多成年人一起去搭設路障，阻擋軍車，勸解軍人，焚燒坦克……，一切一切歷歷在目。那是無悔的歲月。盡一點生而為人的義務。6月3日凌晨開始，廣場淪陷。不久數以百計的人們喪命在「人民子弟兵」的槍彈和坦克車輪下。之後的將近半年裡，當局的各種秋後算賬紛至沓來，作為高一學生，我們也人人自危。而戒嚴部隊類似佔領軍分佈在北京各地，我們總是避開他們這些劊子手的營房。殺過人沾滿老百姓鮮血的軍隊，無論如何也給人日本鬼子一樣的印象。直到這些屠城解放軍撤離北京，我們才有了解放的感覺。1989年10月1日，政府為了保持穩定防備學生無事生非，北京市把數萬高中學生集中到北京工人體育場，我們看著三流球隊踢了一場索然無味的足球，而對面是上千荷槍實彈的武警，虎視耽耽看臺上我們這些十五、六歲的中學生。碩大的體育場安安靜靜，沒有人叫好，沒有人有任何對於體育的熱切表達，同學們之間幾乎沒有交頭接耳，我們的心裏是空白和恐懼，甚至擔心如果有甚麼風吹草動，對面就會傾瀉過來密集的彈雨，然後我們就可能齊刷刷倒在秋夜的寒風中，和夏天那些無辜的死難者一樣無法與父母訣別就被卡車運走，埋葬在不為人知的地方。記得那天晚上回到家，長出了一口氣，打了一個冷戰。畢竟我們確信，當時的政府和軍隊甚麼都幹得出來。
1999年六四10週年之前，政府開始全面封閉整修天安門廣場，從5月份一直修到7月，我們都明瞭官方為甚麼在這個階段採取如此措施。又是5年過去了。這塊壓在我們心上巨石一定要搬開，公道一定要回來。今年我30歲，15歲那年六四天安門慘案改變了我許多，因為厭惡殺戮所以信仰佛教，同時慢慢開始食素。生命又一次走過了15年，人生沒有幾個15年，這一年尤不可虛度。就在昨天我看到了修憲中提及了神聖的兩個字「人權」，人類尊嚴的條款終於要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法典。本屆政府應還89六四無辜慘死在軍隊暴行下的老百姓公道，給他們的家屬國家賠償，在6月4日降半旗致哀。並承認那是一場嚴重的浩劫，是當時政府的重大的失誤。我不知道六四有多少人直接和間接的被奪去生命，而我所能為六四死難者做的就是在6月3日凌晨到6月4日去天安門給他們守夜，紮起千朵白花，燃起千隻蠟燭，祈禱無辜的人們在天之靈安息。這份小小的心願是基本的訴求，我將在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5週年時遞交給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總隊。那裏曾經是我為人權問題申請過示威遊行的地方，但這一次的意義有所不同，因為這不是示威或遊行，而是如清明的掃墓一樣為了紀念和祭奠無辜的死難者。
祝平安！
中國公民北京市民胡佳敬上
010-85835522，86000663
胡佳注：附件中我2月9日拍攝了一幅照片，各位可以看到兩位大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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