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7日訊】政協人大開會，歷來都是森林般的手臂，像木偶那樣，圍成一個“橡皮圖章”。但這次出現“畫外音”，從海外的自由媒體和網路傳進中國，輻射到北京的人大會議：前解放軍301醫院外科主任蔣彥永，公開寫出他見證的六四屠殺，並向中共當局上書，提出質問。在一代一代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選擇沈默、怯懦、苟活的世界，在數不清的知識人如螞蟻一般蜂擁諂媚權力、抵押靈魂的中國，蔣彥永這種敢說真話、挑戰虛假的行動，像王維林隻身擋坦克那樣，將在世界重塑中國人的形象！
閱讀蔣彥永給中共人大的上書，被他的真誠和勇氣感動之餘，也發現他的第一手資訊，更加證實丁子霖等六四難屬們以往的證詞（《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1999年6月出版）。在幾個方面，兩者都相互印證，更加說明“六四”的性質：它是一場法西斯大屠殺，它是一場天理不容的公開暴行！
第一，六四死傷數量很大。
五年前丁子霖就已調查收集到155名六四遇難者名單（另有65名傷殘者），有人名，年齡，職業，遇難地點等詳細資料。從難屬的證詞可看出，死亡數量很大，例如：
“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外醫院，每個醫院門口都貼著死傷者的名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約400多人”；
“所到44座醫院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是復興醫院，屍首堆積如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在400具以上”；
“在郵電醫院，我們翻檢過成堆的屍體；在人民醫院，門口貼出了140位死者名單”；
“我到水力醫院、304醫院、人民醫院都去找了，特別是人民醫院，那裏屍體都沒有地方放了，就用袋子裝了放到車庫裏邊”……
證詞中沒人提到去過301醫院，自然也不知道在那裏的傷亡情形。現在蔣彥永以第一手資料證實，這所軍方高幹醫院，當時也收治了六四死傷者，而且數量不小：死者7人，受傷者89人。受傷者是死者的12倍。也就是說，沒有被丁子霖們調查收集到的遇難者名單還有很多很多，不僅死者很多，而且傷殘者的比重相當大。
第二，解放軍使用了“開花彈”。
在丁子霖等難屬的證詞中，就有五名家屬作證說，通過檢驗屍體發現，他們的親人是被開花彈擊中，即射入體內爆炸、俗稱的“炸子”。
這次蔣彥永以他親身經歷再次證實，中共軍隊對平民使用了開花彈。他在手術室看到，“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他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員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
一位去親戚家串門的少校軍官當晚也被流彈擊中，“（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
北京301醫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高幹醫院，那裏的醫護人員，都會有相當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他們發現幾具屍體中有“大量碎的彈”並“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並由擔任外科主任的蔣彥永識別、判斷出這是“炸子”，應該說相當具有公信力。
第三，中共士兵肆意殺人：
丁子霖們的證詞顯示，在六四屠殺之夜，中共士兵幾乎到了瘋狂的程度，用衝鋒槍向人群掃射，名單中有12名遇難者都是身中多發子彈，很多都是過路者或旁觀者，因解放軍這種濫射而身亡或傷殘，但中共卻一律把這些死傷者定爲“暴徒”。
這次蔣彥永的上書對此做了證實：“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子彈射入了心臟。”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
上述那名左臂中彈的少校軍官“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
但這些人的屍體卻不許親人認領，都放在醫院，“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爲‘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
第四，人爲原因致使傷者無治而亡。
從難屬證詞中可看到，被打傷在路邊的市民，中共士兵竟不許送醫，有的甚至不許任何人給予援手，導致傷者因而死亡。像遇難時僅19歲的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王楠，“中彈後，戒嚴部隊用槍威脅民衆不准擡他，”淩晨一點多中彈，在路邊流血二個多小時，最後身亡。
另外，幾乎北京的所有醫院都沒有應付這種大規模傷亡的準備，沒有足夠血漿，沒有足夠搶救設備，因而很多傷者因醫療條件限制而死亡。
這次蔣彥永的第一手資訊再次證實了這一點：上述那位“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被打傷後，“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扎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爲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301醫院是北京醫療設備最好的醫院之一（多是高幹病房），但即使這家醫院，才有18個手術臺，而六四當晚送到這家醫院的傷員是96名，在兩小時的搶救中，一張臺子至少得做5個人的手術，而且平均每名傷者才24分鍾。可想而知，北京其他條件較301差的醫院，因醫療設備、血漿等條件，有多少人因而喪生。
第五，不許人們說出真相。
很多六四難屬都在證詞中悲憤地講述，他們的親人無辜被殺，中共當局卻不許他們說出真相，“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謂敏感時期，公安人員及便衣就監視我們，連去墓地也不放過。”軍隊公開屠殺平民之後，政府不僅不認罪、不賠償，還百般刁難，迫害這些死者的家人，這是一個怎樣泯滅天良的政權！
蔣彥永自己也爲說真話付出代價，“我始終認爲，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爲此，在那年我本該調的級別被卡住了。”
蔣彥永還披露，北京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秦伯益教授因不同意戒嚴部隊進入該院，並曾派車給天安門絕食學生送水，就被撤職。副院長唐佩弦教授僅因直言：當年國民黨政府對學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龍頭沖，而現在解放軍卻用機槍、坦克，也被免職。而另一位副院長，因爲按當局旨意表態，就被提升爲正院長。這些情節，和昆德拉在《不可承受生命之輕》中寫的參加布拉格之春的托馬斯醫生的遭遇幾乎一樣，不同的是，那是小說，而蔣彥永等醫生的遭遇，卻是殘酷的現實。
但正如魯迅所說的，“紙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的事實”。熟悉中國基層民意的蔣彥永說，“六四之後，絕大部份和我相識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裏都很清楚，六四鎮壓是絕對錯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壓，不敢講心裏話。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種假像。”那位領取結婚證書當天遇難的軍人後代的母親說，“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
今天，不僅蔣彥永這樣認爲，他的老師、中國最知名的醫學專家雷潔瓊、吳階平等中國有良心的知識人，“都認爲六四這事政府是大錯了。”連中共元老陳雲都用信件方式表示，“他是反對六四這樣處理的”。而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則曾當面對蔣彥永說，“六四事件是我黨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
中國最敢言的劇作家吳祖光曾對蔣彥永說，人有一張嘴，一是要吃飯，二是要說話；要說話就要講真話，講假話、不敢講心裏話，這張嘴就剩光能吃了，還有什麽用？蔣彥永說，“和吳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因此他在中共當局隱瞞薩斯疫情時，挺身而出，說出真相。這絕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個真正有良心的知識份子的理念所至。所以，這次他又公開站出來，見證六四真相。只有更多的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像吳祖
光、蔣彥永那樣站出來，用“說真話”來重塑中國人的形象，並用truth（真話，真實、真相、真理）結束謊言的統治，才能使“六四”永不再發生！
2004年3月9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