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9日訊】時光像陣陣海風吹過，撫平了年少輕狂，也在人的額頭上刻下皺紋，留下歲月默默流逝的痕跡。轉眼十五年過去了。
儘管中共當局不遺餘力的想使人們忘卻「六四」，可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對許多中國人來講，依然是一個難以忘懷的日子，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親歷了天安門廣場萬頭攢動，喜怒悲懼交集的人來說，「六四」更是刻骨銘心，永世難忘。
雖然中共至今仍諱莫如深，拒不反省，但這個歷史疙瘩遲早要解開，其深刻的歷史教訓也一定要總結。
教訓之一，必須改變國家權力的更迭方式，建立權力民授的選舉機制。
中共政權與歷史上大多數新建王朝一樣，是靠武力打拼來的。因此，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統政治理念在中共高層同樣根深蒂固。不但元老們要佔山為王，還要王子王孫們世代佔山為王。他們迷信武力，輕視民意，敵視民主，對權力的認識和把握極具保守性和貪婪性。中共專制政權的產生和更迭，除了不具有民選的合法性外，也缺乏傳統專制政權家族世襲的明確性。所以，其權力鬥爭更具不透明性、不確定性和殘酷性。因中共處於執政地位，權力的無序更迭必然會給中國社會帶來不良影響。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權力之爭，促發了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動亂。隨著「六四」內幕的逐步披露，人們發現，當時中共內鬥的焦點仍是最高權力之爭。如果當時民運勝利，支持民運的總書記趙紫陽必然取得政治上的勝利，中共頑固派將會失去權力。為了維護本派系世代的榮華富貴，他們才不惜動武屠城，絞殺民運。至於什麼維護國家利益，保護改革開放的成果，只不過是無恥謊言。實質上，人民成了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犧牲品。試想，如果當時中共高層不存在兩派之爭，民運成功與否都不會造成權力再分配，對「六四」事件的處理很可能是另一種方式。
正因為民眾對國家權力的無法控制，才使中共頑固派對民眾的批評反對不屑一顧，對影響他們權力的民運肆無忌憚的鎮壓。因此，要改變國家權力不為大眾服務卻打壓大眾的現狀，就必須建立多黨競爭、民主普選的政治制度。只有建立了這種制度，權力的獲得和更迭才具有合法性、有序性，統治者才能體察民情，順應民意，才能徹底杜絕對民眾的暴力統治。
教訓之二，必須改變國家權力的運作方式，建立公開規範的決策機制。
權力不但要來源於人民，還必須依法規範運作，才能發揮正當作用。八九「六四」期間，中共高層的頑固派拋開人大、政協、政府，排擠了總書記趙紫陽，違法擅斷，造成了血染京城、舉世震驚的流血事件。之所以出現這種嚴重後果，沒有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是重要原因。在民主國家裡，重大決策都要經兩院、總統分別決定，最後形成總決策，必要時還要經全民公決。而當時的中國，卻是由不在其位的老人幫拍板定奪，可這既違國法又違黨規的決策卻可以實施，事後卻可以無咎。這說明，中國大陸還處於強人枉法、以言代法的不正常決策狀態中。因此，為避免國家決策違法違規，防止錯誤決策危害社會，就必須改變現行的國家決策機制。在法律至上、民主為本、分權制衡的原則上，確立規範化、法制化的決策機制，以保證國家決策的科學性、公正性。
教訓之三，必須改變國家權力的配置現狀，建立多元制衡的權力結構。
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將所有國家權力集於一黨，將一黨的權力置於國家人民之上。而這高度集中於一黨的國家權力，又掌握在少數黨魁手中。這種不合理的權力配置，使國家權力結構極端失衡。一方面，大多數社會成員，許多國家機關無相應的權力，致使權利無保障，參政無作用。另一方面，少數特權者卻權力膨脹，不受監督，為所欲為。這必然導致權力濫用，權力腐敗。因此，一定要建立多元制衡的權力結構，使國家權力處於科學的配置狀態，不致專權濫用。對此，要建立權力分立的組織框架，防止某一方權力過大；要結束一黨獨裁的政治現狀，禁止任何黨派擁兵自重，維護特權；要取消意識形態的壟斷權力，禁止將任何意識形態、政治思想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以避免利用某種學說壓制真理，維護某一社會集團的特權。要建立獨立的法律體系，確保立法、司法的公正。
綜上所述，「六四」事件留給我們的基本教訓是：一個現代社會一定要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以防止專制暴政，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避免社會矛盾激化，造成動盪。可是，中國大陸至今還沒有建立起這種政治體制。這是各種社會弊端多發的根本原因，也是「六四」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從這個角度講，「六四」沒有勝利者，它是整個民族的悲劇，它是全社會的挫折。這說明，中國大陸還沒跳出靠暴力手段解決社會矛盾的落後狀態，還在重覆著穩定——動盪——穩定的歷史怪圈。
“64”過去了十五個春秋。每當這一天，人們都不免要想到她、祭奠她，可想起、祭奠之後我們又做了多少實現他們理想的工作呢？
這些年來，我見過許多當時的熱血青年。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有的人的記憶已因歲月的流逝而塵封；有的人踏出鐵門棄故土而去；有人仍在這塊堅冰凍土中苦苦的掙扎，為生存、為信念他們在無奈的呼號；還有的人憑著那一份執著，每日為“64”家屬做實事；也有的人索性將“64”深深的埋藏在記憶中，飯後茶餘，三兩知己，亮出那段閃光的回憶。
我不是哲人，也不是思想家，只憑自身感觸和觀察去瞭解這個世界、這個社會。鋪天蓋地的祭文，慷慨激昂的呼號，妙語絕倫的詠歎調，我見的太多太多。從我還是熱血青年時參與的“78”民運至今，一次次大的民主運動，一次次大的事件，都曾湧現出一批新人，可等到潮起潮落之後，歲月荏冉，又淹沒了一批人。文章固然能振奮人心，詠歎調的確能令人動情，但為什麼百姓的激情在不斷的降溫？為什麼一批又一批人會悄然離去？每當臨近這幾個重大的紀念日，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也正是每臨這一時刻，我都有欲說又罷的感覺，因為我的心也在變冷。
君可曾看到，“78”民運尚在國內的仁人志士，他們是怎樣的在蝸居中生存，他們又是怎樣為不失去自己那份追求而苦苦的求索？！君可曾看到，“64”那些家屬，還有曾在那一刻抛灑過鮮血的朋友，他們在國內生存的是何等的艱難，他們又是何等的無助？！君可曾看到，二十幾年來那些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能夠得以實現而以身試法、身陷囫圇的勇士的親人是怎樣在苦捱時日，他們自己又是怎樣在度過每一時、每一刻，每一年？！如果我們還能理解或是還能看到，這些人中有人至今依然無家可歸，有的人仍然生存艱辛，有的人仍在年復一年的攜家帶口去鐵窗下探視親人。鐵窗下又新增了多少他們辛酸的淚水。每一年又有多少家庭為失去親人而痛不欲生。當我們能時時想到這些的時候，我們是不是還能在每每的紀念時，也同時想到，當你們還能自由的撰寫文章時，還能縱情的譜寫詠歎調的時候，也想一想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
中國民運、民主進程的推進需要以國內民運、民主人士、異議人士為基礎，國內的民運、民主人士、異議人士，需要國外人士有效的、實際的支持和幫助，這二者不可脫節。當然，這是老生常談。但多少年來，究竟有多少人為了促進二者的有機結合做了卓有成效的實事呢？我們是不是在此時此刻有必要提醒那些已經身在自由世界的朋友，每到這一天，也能夠在紀念的同時反思一下，當你仍處在這塊凍土時，你需要的真正幫助和支援是什麼，當你的家屬也曾像他們一樣有總也走不完的那段探視路時，當時的你需要的又是什麼？
多少年來，我見到的大部頭的為推進民主進程的文章太多太多，多少年來，為了紀念的紀念我瞭解的太多太多，但國外朋友對國內朋友的有效支持卻知之甚少，國內外有效的互動行動也太少太少，我真的希望，通過每一次的紀念活動，能使我們國內外的朋友多一些理解，多一份共識，多一分關愛，多一分支持，少一些爭鬥，少一些浮華，少一些歧見紛爭，少一些各自為政，能為民主的大業竭盡全力。
15年的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是那麼的短暫，但在我們每一個愛好民主與和平的人們的心中卻又是那麼的漫長，因為我們在這15年間總是背負著那份未竟的重托。
今天，面對紀念之日我無以奉獻給那些在天的英靈，唯有此篇不是為了紀念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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