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2日訊】最近，中共文膽之一、原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現「中國改革論壇」董事長鄭必堅以「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為題撰文，試圖讓國際社會相信中國是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的國家。顯然，鄭必堅此文的目的，是要回應國際社會近年來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就在鄭文發表的前一天，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 (Robert B. Zoellick)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發表了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的演講。這篇演講清晰全面地表達了國際社會對當前中國政治經濟走向的疑慮。關注中國事務的人不難理解，鄭必堅發表此文決不是個人行為，按照中共慣例，「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這樣的口氣，不可能作為一篇 「非組織行為」的私人文章的標題。
那麼，鄭必堅的文章能夠消除國際社會的疑慮嗎？
鄭必堅的文章列舉了三條理由來說明中共政權不會成為國際和平的威脅，讓我們逐一分析。
關於第一條理由，鄭文是這樣說的：中國共產黨同蘇聯共產黨在1979年各自做出了性命攸關的重大戰略決策，一個選擇了入侵阿富汗，一個選擇了改革開放。
關於第二條理由，鄭必堅說：是經濟全球化成全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國共產黨無意于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
鄭必堅說的第三條理由是：現在中國共產黨奉行的內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台海局勢謀求和解。故而不會危害國際安全。
從邏輯上說，鄭必堅的這一條和第三條理由只是在陳述事實而沒有分析問題。因為，如果構成或不構成對國際安全的威脅只是一個執政集團的「選擇」和「現在奉行 」問題，那麼，今天可以這樣「選擇」和「奉行」，明天也可以那樣「選擇」和「奉行 」。今天選擇不威脅他國同明天不威脅他國在邏輯上並無必然聯繫，故筆者對這一條理由和第三條理由不單獨置評。
至於第二條理由，即「現有的國際體系幫助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成功，中國也有責任加強這個體系」，這原本是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對中共政權的告誡。鄭必堅把此話接過來，說既然中國近些年從現有的國際秩序中獲得了好處，那也就不會去改變這個秩序。
首先，我覺得鄭必堅的這一言說顯得有點滑稽：基於同樣一個前提------「現有的國際體系幫助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成功」，佐利克是告誡中共政權：一是你 不要忘恩負義；二是如果改變的話，對你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鄭必堅接過這個話頭，沒加絲毫論證就說「中國共產黨無意于挑戰現存國際秩序」，顯得蒼白無力。 且不說中共在歷史上對美國做過多少忘恩負義的事，僅憑「從這個秩序中獲得好處」，就「不會去挑戰這個秩序」，這個說法在中共自己的理論邏輯和歷史事實面前都沒有說服力。前蘇共黨首列寧曾經論證過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說的不就是「重新瓜分世界市場可以引發戰爭」嗎？這就同鄭必堅的說法抵觸了。況且中共政權從來沒有公開宣佈列寧的這一經典說教已經過時，至今仍然在自己把 持的課堂上公開兜售。甚至在一些官方主流媒體上，還用這樣的荒謬觀點去解
釋美國的對伊拉克戰爭。
更有甚者，2000年9月11日，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當時的中共黨魁江澤民發的標題就是為「積極倡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難道是要維護現有的「國際體系」嗎？
可見，鄭必堅列舉的那三條，遠遠無法消除國際社會的疑慮。不過，參照國際社會的經驗，真正要想消除國際社會的疑慮，中共還是有所作為的，這就是：
1、公開透明決策，杜絕暗箱操作
在當代世界，民主國家不是不會發動戰爭。比如，對於侯賽因•薩達姆把持的那種流氓惡棍政權，只有通過武力才能解決問題。因此，維護世界和平的關鍵不在於一個國家是否會發動戰爭，而是要避免發動以侵略別國為目的非正義的戰爭。
縱觀人類社會現代戰爭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入侵波蘭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日本偷襲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從德國突襲蘇聯到到引發沙漠風暴的伊拉 克吞併科威特，這些非正義的戰爭，無一不是搞突然襲擊。道理很簡單，因為發動這些戰爭的利益集團和決策者都是心懷私欲、心理陰暗，不敢理直氣壯的公開發表自己發動戰爭的理由。所以，一個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的國家，在發動戰爭之前，都必須進行公開辯論，有一個透明的決策過程，而中共政權卻從來沒有這種戰爭決 策程式。遠的不說，僅以二十多年前中共政權發動的兩次對越南戰爭為例，發動戰爭決策經過了什麼公開透明的決策程式？尤其荒唐的是，當時,根本沒有職務保密責任的青年工人魏京生，僅僅因向外國記者閒聊了中共作戰部隊的司令員姓名和所屬軍區，竟然被判刑十五年！
一個發動戰爭的決策是通過暗箱操作的政權，怎麼可能讓國際社會相信自己的安全承諾呢？
2、構造制衡機制、防止絕對權力
發動戰爭涉及到軍隊調動權問題。什麼人有權調動軍隊？調動軍隊需要什麼樣的程式？調動錯了怎樣追究？這些，在一個法制國家有明文規定，而在中共政權的政治 運作中都是空白。十六年前的「六四」慘案發生之前，中國社會各界，包括中共自己核心部門的若干人士都呼籲當局同學生對話，中共體制內名義上的一把手中央總書記、法律規定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都反對動武，但鄧小平等幾個老人一意孤行，無視民意，連坦克裝甲車和導彈等重型武器都開進首都，實施了一場屠殺本國平民的曠世悲劇！十六年過去了，人們看不到中共政權在調動軍隊的決策機制上有了那些變化可以防止那樣的暴行重演，既然如此，一個善良的人憑什麼去相信這個迷信絕對權力的政權的和平承諾？十六年前，中共軍隊可以血洗長安街，十六年後誰能擔保不會掃蕩銅鑼灣（注：香港最繁華地段）。這不是筆者杞人憂天，當年鄧小平當著中外記者的面怒斥不主張駐軍香港的中共官員，不就是怕一旦香港人民「不聽話」，再派軍隊進去時不方便嗎？
3、改造歷史教育，改良國民心態
1988 年，第二十四屆奧運會在韓國漢城舉辦，主題歌是《手拉手》，歌中反復吟唱的主題詞是「心與心相連 手與手相牽」。這首歌後來成為最受歡迎的奧運會會歌之一。兩年以後， 亞運會在北京舉行，主題曲叫《亞洲雄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把這兩首歌的旋律和歌詞做一比較。且不說《亞洲雄風》中那種自命為亞洲老大的自戀心態有多麼無聊，整個歌詞透露出來的，純粹是一種狹隘小氣粗魯的沙文主義情緒。
同是亞洲國家，都遭受過異民族的入侵，為何會形成這種差別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共為了掩飾沒有合法性的尷尬，總是把訴諸民族仇恨作為自己主要的統治資本，轉移國民的視線。
不錯，是西方列強開拓世界市場敲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不過，平心而論，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後的一部中國近代史，其中有西方列強恃強淩弱的問題，也有中國傳 統文化同西方文明這兩種不同文明之間的磨合碰撞問題，還有中國沒落的封建王朝對抗先進文明的問題。以第一次鴉片戰爭為例：十九世紀的英國已經是一個以自由貿易立國的國家了，英國商人把鴉片作為一種同中國貿易的支付手段，直接原因是由於對華貿易逆差急劇擴大後，英國商人缺乏白銀這種標準的支付手段，中國人本來就有吸食鴉片的習慣，於是一些商人就用鴉片替代白銀作為支付手段。清朝政府抓獲那些用鴉片支付的商人，本身無可非議，但抓獲之後，不照會英國政府，也不經過一個規範的司法程式，更不尊重西方對罪犯處罰中的人道主義傳統，採取行政官員一人定案，甚至酷形取證，（須知，早在十二世紀，英國的法制中就有了程式 公正的要求了）。
重溫第一次鴉片戰爭史，不難看出，中英衝突的起因本來是缺乏支付手段這樣一個技術問題，而當時又沒有一個協商談判的國際協調機制，致使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激化。
然而，對於當時那樣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過程，已故中共黨魁、精神領袖毛澤東竟然把它簡單地概括為「先生打學生」，似乎當時的中國，僅僅是一個可憐的殉難者。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整誤導了幾代中國人！時至今日，雖然中國已經實行了二十多年開放政策，但中共把持的歷史教育卻絲毫不能為這一「基本國策」提供正確的理論支援。按照中共的邏輯，既然改革開放只是為了避免「落後就挨打」的歷史悲劇，那麼，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國際社會當然有理由懷疑「先進就要打人」！何況，當前中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狀況，同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發難前的德國和日本已頗多相似之處。因此，改造歷史教育，把歷史真相告訴國民，擯棄「落後 就要挨打」的「啟蒙」教育，是中共證明自己維護國際安全誠意的必要姿態。
(12/21/2005 4:31)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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