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日訊】我出生在大陸一個所謂高幹家庭。從小，社會和家庭的教育就在我心底植入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概念：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少先隊—共青團—共產黨是我生命里程中不同階段的最高追求，我必須竭盡一生為黨的事業而奮鬥。父親是個忠誠的老共產黨員。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遊街、批鬥、後來又被關入牛棚，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受盡折磨、白髮蒼蒼的他才終於得到“平反”。儘管如此，父親對黨的信念從未動搖。多少次促膝談心，他老人家一再告誡我說：「黨的方針政策是英明的，之所以產生許多問題，那都是具體執行政策的人在理解上出了偏差，造成了各種各樣的失誤，任何一個政黨都會犯錯，真正的共產黨人就要勇於糾正錯誤，始終堅定不移地向著最終目標前進。」也許是出於對父親的信任和崇敬，也許是由於整個文化大革命我都是在懵懵懂懂、似懂非懂的年齡度過的，我全盤接受了父親這一理論，對黨的光榮、偉大、正確從未產生過任何懷疑。
八十年代初期我畢業於某大學新聞系，在父親所工作的省分作了一名黨報記者，我自幼喜愛文學，上小學、中學時作文就常常得獎，畢業實習所寫的幾篇報導也都受到好評，再加上傲人的家庭出身，正是過去國內一個時髦的形容詞所形容的“根紅苗正”。因此，報社新來的大學生一般都得先到校對組或群眾信訪部之類部門鍛鍊一段時間，而我一進報社就被安排在新聞部。年輕的我真是如魚得水，鋒芒畢露，不論是宣傳黨的各種決策，還是採訪各級領導、模範人物，我對每一篇稿件都灌注了自己的滿腔熱忱。
約半年後，我被派到省裡某市報導當地的一個會議。萬萬沒有想到，這次採訪任務竟促成了我人生信仰的一個重大轉折。
去郵局發出會議閉幕的消息，我渾身輕鬆地走在這個城市的大街上，突然，前面一家糧店裡傳出一陣大聲吵嚷：「這米都生霉了，叫人怎麼吃啊？」「是啊，吃了非生病不可！你們還讓不讓老百姓活了？…」我急忙趕上前去看個究竟，真的，走進糧店，一股霉味撲鼻而來，捧起把米來仔細一看，不少米上都生出了灰黑色的霉斑。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當時心裡也有一絲抑不住的緊張和興奮——以前我所採寫的報導全是正面的、歌功頌德的，朋友們曾半開玩笑地打擊過我：「別以為記者有“無冕之王”的稱號，其實還不是只能報喜不報憂！」我曾暗下決心，一定要拿出幾篇揭露陰暗面的文章來讓他們看看。今天無意中撞上此事，不正是絕好的報導題材嗎？！我與在場的幾位顧客一一作了交談，又跟糧店主任及營業員們聊了半天；這家糧店的採訪告一段落，我又馬不停蹄地趕到第二家、第三家糧店…直到天都黑了，我才疲憊而愉快的回旅館。
按照預定好的作戰計畫，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來到了市糧食局。憑著亮出的省報記者證，我幾乎沒費什麼周折就通過了傳達室這一關。接待我的是宣傳科科長。聽完我的自我介紹，科長沉吟半晌，拿著我的記者證翻來覆去仔細端詳，好像要驗證一下這是真的還是假的，說了幾句不著邊際的閒話後，科長讓我坐著喝茶，他卻出門去了。好不容易等到科長回來，我被帶到了辦公室主任面前。這是一位面容慈祥、富富態態的中年婦女。在她的要求下，我又一次不厭其煩地說明了我的來意，而她一開口，卻並不是我所期待的介紹情況：「你從省城來是專門為了報導這件事嗎？」我告訴她我是來參加某某會議的。她又問：「是什麼人向你提供的報導線索？」我說我是偶然碰上的。她還有第三問：「昨天有個省報記者跑了市裡幾家糧店，說是要報導我們市賣霉米的情況，就是你嗎？」我暗忖他們的消息還蠻靈通嘛，雖然覺得她的口氣不大友好，我仍笑著回答：「是我。」主任的口吻變得更加咄咄逼人：「你是來報導某某會議的，為什麼跑來調查我們市的糧食問題？是誰給了你這個權力？你這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這頂大帽子一下把我給扣火了，我大聲反駁：「是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良心和職業道德給了我這個權力！對不起，我不想再和你談了，我要找你們的黨委書記或者局長，除了瞭解情況外，我還要向糧食局反映你的官僚作風！」
我與這位女主任吵得不可開交，直到那位宣傳科長趕來作和事佬。在我據理力爭之下，我終於見到了糧食局的黨委副書記。這位雙鬢染霜的長者態度和藹卻又不失威嚴：「你還很年輕嘛，到省報多長時間了？前途無量啊！哈哈哈…」「出售這些陳米是經過市委領導研究批准的。你是新記者，看問題不夠全面，處理事情容易衝動，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從宣傳科長到辦公室主任再到黨委副書記，那天他們到底跟我說了些什麼，我已經不想複述了。總之，整整一個上午我不但一無所獲，回到旅館時還憋了滿肚子氣。真沒想到寫一篇揭露文章竟有這麼難！我決定下午再繼續去戰鬥。
還沒動身，我房間的電話鈴響了。聽筒裡傳來新聞部老主任那熟悉的嗓音：「你怎麼搞的，會開完了就趕快回來嘛，還在那兒給我捅什麼漏子？我告訴你，某市市委宣傳部的告狀電話都已經打到報社來了！」我氣得嘴唇直打哆嗦：「主任，他們這是惡人先告狀！某市的國營糧店居然賣給老百姓發霉的米，這種事我怎麼能瞪著眼睛不管呢？」老主任截斷了我：「這種事根本就不是你管得了的！你想沒想過這種事公開見報會有多壞的影響？簡直亂彈琴！你馬上給我回來！」
回到報社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某市國營糧店賣霉米的情況寫成了一篇內部參考。不是公開見報影響不好嗎？寫內參該可以了吧！這篇內參交上去後，我的心裡總算好受了一點。
下午下班前，秘書通知我到總編輯辦公室去一趟。這位總編是父親多年的老戰友，私下裡見了他我都是叫“叔叔”的。關上房門，總編把我寫的那篇內參扔給我，劈頭蓋臉給了我一頓訓斥：「你可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啊，我真沒想到你在政治上竟會如此幼稚！告訴你吧，要不是報社領導給你擋著，你這個漏子可就捅大了。反右你沒經歷，總該聽說過吧？你這事要是放在那會兒，你早成右派了！你別打岔，現在的確不是反右時期了，可這樣的事還在照樣發生。多少才華洋溢的青年記者都是這樣給毀了的…」最後他再次警告我：「這事千萬不能讓你爸爸知道。省、市領導同志之間的關係千頭萬緒，十分複雜，我跟你說不清楚，你爸爸那個脾氣，讓他知道了很可能會引起非常嚴重的後果。」
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走出總編辦公室的。以後的好幾天裡，我的腦子一刻不停地拼命思考這次採訪的整個經過。我開始有了疑問——賣發霉的米給老百姓吃，不管其中有什麼原因，這符合黨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宗旨嗎？如果沒人知道倒也罷了，但是事實可能會被揭發，有關人員不但不去及時改正，反而同心合力百般阻撓，這又難道是黨所提倡的人民公僕的形象？固然正如父親所說，所有不好的事都是一些個人所做的，不能代表黨的整體。然而什麼是黨呢？黨應該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黨的方針政策不正是通過每一級黨的領導，每一個具體的人去實施，去體現的嗎？
在我年輕單純的生命中，這是第一次有如此沈重的思考。說老實話，對政治我既不大懂、也不感興趣，所以既想得不深也不敢深想。不過，這次經歷至少讓我想明白了一點：「我的力量是何等脆弱、何等渺小，我只是一個凡夫俗子，再也沒有勇氣去做那種以卵擊石的事了。還有，父親一生坎坷，我絕不能以自己的一點血氣方剛去牽累他本應平靜渡過的晚年。」從此以後，我盡所能地使自己離開政治，無論做任何採訪報導，我都前瞻後顧，謹小慎微，絕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許多年過去了，多少往事都已經逐漸淡薄。但“霉米”事件給我造成的巨大衝擊卻始終鮮明於心、如鯁在喉。現在，父親和報社當年處理過“霉米”事件的幾位長輩均已作古。恰又偶爾聽說了這次徵文活動，我終於決定如實寫出這段經歷。然而，如今的我早已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我寫只能盡量寫得遮遮掩掩，只能輾轉拜託定居海外的朋友幫我投稿，但願不要因此而連累了人家。多麼希望有朝一日，我們的老百姓以至新聞媒體都能毫無顧慮、真正地暢所欲言。到了那時我們的執政黨大概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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