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9日訊】一、
在一般中國人印象中，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其主流——儒學，與西方主流價值，特別與自由主義分處兩極，是兩種相反的形態，相互沖突，截然對立。在文明演化中，二者將呈現“零和”游戲的特征：一方的成功，就是對方的失敗。不可能有“雙贏”的局面出現。
但是，徐復觀先生，卻是異數。他的學術和社會實踐，，打破了上述定見。徐先生堪稱中國現代史上的“稀有品種”。作為一位新儒家，1958年他與牟宗三、張君勱、唐君毅一起，發表了著名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亦被簡稱為《中國與世界》），成為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民主斗士，認同發源於西方的自由主義，徐復觀於1949年在香港創辦著名自由主義刊物《民主評論》，並擔任該刊主編。《民主評論》還在臺北設有分社。在傳播民主自由方面，在當年中國的紅色風暴不可一世的時代氛圍下，《民主評論》中流砥柱，對於抵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做出過令人矚目的貢獻。
徐復觀，名秉常，字佛觀，1904年生於湖北省浠水縣，1982年卒於香港九龍。早年曾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上學，後到日本留學。回國後，投身軍旅乃至參與高層樞機，介入政治活動多年。40歲以後，毅然轉軌，走上學術之路，潛心於國學，特別是儒家學說的研究。著書十余種，三百多萬字，主要有《兩漢思想史》三卷，《學術與政治（甲、乙集）》、《徐復觀雜文》六集、《中國藝術精神》、《中國思想史論集》及續集、《石濤之一研究》等。其《兩漢思想史》已成為經典著作。
徐復觀對國學的研究，在政治文化的層面著力最多，也最有創獲。特別在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他相當深入地挖掘了專制政治的歷史根源，提出了秦代“典型專制政治”說以及自秦迄清二千年沿襲專制政治的判斷，揭露了專制體制下社會全面異化和長期停滯的史實。與此同時，與其批判精神相對照，他又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有很深的溫情與敬意，給予了同情的了解和理性的認識，對儒家文化與專制政治進行了細致的分疏。因此，徐復觀對於古今專制政治的批判並未導致他走向“全盤反傳統”，而是大體上能夠實事求是，清醒評判，有褒有貶，平衡務實。
譬如，他曾提出“中國文化的層級性”的命題。所謂“層級性”，“是指同一文化，在社會生活中，卻表現許多不同的橫斷面。在橫斷面與橫斷面之間，卻表現有很大的距離﹔在很大的距離中，有的是背反的性質，有的又帶著很微妙的貫通關系”。對應於專制政治與儒家傳統來說，徐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中的政治，和由孔子所傳承、創造的學說，是兩個不同的文化橫斷面，在歷史中盡著正反兩種不同的作用”，二者固然存在著“互相滲透，無形中形成一種合理與非合理的混雜地帶”的現象，但是，“僅從中國的政治史來斷定中國整個文化的性格，固然是荒唐﹔即就政治橫斷面中的某一事項，而一口斷定其是非善惡，也常易流於武斷”（徐復觀《中國文化的層級性》）。這便運用系統模型方法，從學理上對專制政治與儒家傳統進行了分疏（甚至對歷史政治本身也進行了分疏）。
而徐復觀的這一系列判斷，又並非在書齋的學術象牙塔裡冥思苦想達成。他早年參與國民黨高層樞機的實際經歷，使他對於通過最高統治者所體現的現代中國政治的專制本質有著深刻的認識和實際的感受，這就增加了他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本土性和客觀價值，令學界政界另眼相看，難於忽視。
二、
1956年，已經離開政權系統在東海大學任教的徐先生，發表了一篇轟動臺灣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載《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本來，徐復觀與蔣介石有很好的私人友誼，在該文中，雖然對蔣的措辭客氣恭敬，但實質上對於蔣氏的政治性格進行了十分嚴厲的批評。徐先生首先認為，蔣氏存在著主觀意志與客觀情況相違背而以主觀的直感欲望強制客觀事物就範的問題。其次，徐先生認為蔣氏存在著不遵守作為自己的主觀意志之客觀化的典章法制的問題。其三，徐先生認為蔣氏在受言納諫的藝術方面修養拙劣，致使“一般聰明才智之士，則隻能竭盡其聰明才智，作‘臺詞’的准備，以便必要時在蔣公面前背誦舞臺上的臺詞。而臺詞的最大要點，便在防止不致因刺激感情而碰上釘子。所以這種臺詞，隻對蔣公的感情負責，而不敢對客觀問題負責，並常常增加與客觀問題的距離”。其四，在用人問題上，徐先生指出，蔣氏“對於情意上的要求，在不知不覺之間，常重於在事實上的考察。一個干部，若作了一件合乎蔣公情意的事，則不論因此而受到多大損失，蔣公內心還是喜歡。……於是常常因為一人的‘喑噁叱咤’，而使政府內的‘千人皆廢’”。徐先生認為，主要是由於蔣氏這種政治性格，導致“國家是整個底失敗了”。這是在當時臺灣的政治氣氛下，對國民黨威權獨裁統治所公開進行的最嚴峻的批判。
他的上述批判來自他對二千年來專制主義的黑暗統治和傳統社會、傳統士人的痼疾和流弊的深入研究，來自他對現實政治專橫黑暗的切身感受，來自他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凜凜風骨，來自他決不曲行媚世的狂狷性格，來自他飽讀詩書所熏染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也來自他對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理念的誠摯認同和身體力行。雖然，他對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協調貫通仍有一些主觀牽強的痕跡，他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仍有熱烈情感重於冷峻理智之偏頗，但是，作為一個洗盡了鄉願庸人習氣、襟懷坦白的性情中人，徐復觀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確實是罕見的異數。
徐復觀所處時代，是所謂五四後的時代，中國知識界已經身處西方文化影響的大潮流下，已經無法回避其挑戰了。徐先生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回應西方文明對儒家文化的嚴峻挑戰，走的是某種特殊的“中庸之道”。在徐復觀看來，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道統”，徒有個人道德，缺乏制度化的組織。在政治之外，沒有社會的立足之點。因而，他肯定了西方民主政治所依據的自由主義的制度性功能，提出現代知識分子必須在知識和人格的基礎上重建社會的立足點。這一觀點，賦有傳統主義因素而又超越了傳統主義，並吸收了自由主義的重要養分。儒學和自由主義這兩重精神資源，在徐復觀那裡，並非水火不容，不共戴天。誠然，二者是有其內在的緊張，但也並非處處對抗。徐復觀更傾向於也致力於尋找二者間的並行不悖之處，甚至可以協調之共識。尤有甚者，他甚至相信在中國古典思想中蘊蓄著相當多的自由主義資源，值得開掘發煌。當然，他也敏銳地看出指出基於原子式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由於個人與社群之間的緊張而導致的一系列困境（應當指出，以海耶克為代表的當代自由主義並不認同原子式個人主義，指出那是一種假的個人主義）。他認為儒家兼顧個體與全體的中庸之道對此將有所貢獻。徐復觀這一打通傳統儒學與民主政治的意志和超絕的努力，不由不使中國知識界滿懷欽敬。徐復觀的上述理念，被人稱之為“儒家自由主義”或“自由儒家”。鑒於徐先生的基本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儒家，筆者以為“自由儒家”這一稱謂更為貼切。他與殷海光先生的令人注目的關系：在思想傾向上——亦敵亦友，先敵後友——戲劇性地象征了他們一生的精神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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