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4日訊】在中國，中共的法西斯統治，極端專制，空前殘暴野蠻。蘇聯史達林已經非常殘暴，毛澤東還嫌其不夠，還嫌其放棄或削弱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凡是反對中共比較激烈的人，都難逃其勞改、虐待及至殺頭的命運。為了求得生存，中國的反對派們不得不採取極其溫和的態度，小心翼翼，以求生存。此外，還有不少投機分子，既想出風頭，又不想擔大的風險，大浪一來，浮上水面，作為蓋住民運主流的泡沫，混跡於民運，被稱為”著名民運人士”或”民運領袖”。他們內在的怯懦和不斷的左右搖擺，自然不可避免，因此，中國民運從一開始，就帶著歷史上同類運動中少有的怯懦和軟弱。
在這篇文章裏，我將批評這種怯懦，但這裏決沒有苛責的意思，相反，我非常同情這種怯懦。幾十年來，我親身經歷了中共的殘忍和暴虐，深知它們是怎麼回事。因此，這裏的分析，從我本人的感受開始，結合本人經歷來談。
我是一九七三年投入民運的。那時的情況，與七九年民主牆及其以後的情況完全不同，那時投入民運，必須充分準備掉腦袋。並且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三中全會之前，凡是敢於直接反對中共專制，尤其是敢於直接反對毛澤東的人，幾乎都被殺了頭。本人從浙江大學分到南京，由於反對浙江省革委會及其負責人南萍陳勵耘，並由於私下裏講了一些反對林彪四人幫的話，浙江省有關部門多次到南京抓捕，因許世友與浙江有矛盾，下令保護，才免於被捕。而在一起的同學朋友，則紛紛被捕入獄。因此，我投入民運時，雖然內心裏對毛澤東已相當蔑視和憎惡，認為他到處不懂裝懂，胡說八道，還要強迫人們崇拜他，不崇拜就要殺頭，但卻處處小心翼翼，避免”惡攻”嫌疑。那時，一批批”惡攻”罪犯被公開槍決，1970年，本人就親眼看到過一次槍決八個這樣的犯人的情況。當時的人們，尤其是有我們這樣思想的人，所感到的恐怖氣氛，和內心裏的恐懼，未來的人們，大約是很難想像的。
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寫了二十多萬字的大字報，小字報和文章，都是論述中國（及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問題，說明”問題在於制度，在於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必須實行民主制度。”其間理論批判的矛頭，處處指向毛澤東思想。我把它稱為”一個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象江蘇的理論權威陳紹輝在大會上批判的那樣，”徐水良把毛澤東思想，把毛主席繼續革命的理論都批判完了，全部否定了。”但我在批判毛澤東思想時，卻不得不打起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旗號，在蔑視和憎惡毛澤東的時候，卻必須大力頌揚毛主席，在批判共產黨專制的時候，又必須大力讚揚”無產階級專政”。入獄前，省委書記彭沖許家屯宣稱，”批不到徐水良，就不是共產黨員”，但許家屯先生在全省轉播的五臺山十萬人大會上對本人的批判，還算客氣。然而，在獄中，我除了公開批判四人幫外，還不小心表示了一點對毛澤東的蔑視，就馬上被戴上背銬，及到四人幫垮臺。如果不是四人幫跨台，腦袋能不能保住，大有疑問。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由南京發起，我的大字報被朋友們稱為南京四五運動的先導，南京一些被捕的人員，包括當時已決定判處死刑的人，被公安當局稱為”徐水良的同夥”，而作為同夥的首犯，其命運，自然不妙。及到一九七八年，南京老百姓要求釋放本人，許家屯先生還一再指示對本人批判嚴懲，指示說，”徐水良雖然反對四人幫，但他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在我的第一份大字報以後九個月，出現了廣州李一哲大字報，由於地靠香港，並由於趙紫陽大量印發，這份大字報造成了世界性的巨大影響，但其所帶同樣的弱點，以及理論上的深度、和徹底性等等，並不比本人好，甚至與本人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王希哲先生說他們當時還崇拜毛澤東思想。由於廣州比較寬鬆，他們的處境也比本人好一 點，但無論如何，當時中國的殘暴和嚴酷，是世界歷史上少有的。
七九民主牆，情況雖然寬鬆一點，但人們對中共的暴行記憶猶新，內心仍是充滿恐懼。七九民主牆時，有兩個人是公開鼓吹革命的，一個是筆者，從投入民運開始就鼓吹革命，我在一九八零年所發表的文章中，曾對比中共和蘇共，認為蘇聯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相當大，而中國，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很小，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很大。為此，一九八一年被捕，起訴書指控本人”叫囂在中國進行革命”，我在法庭辯護時說：”白紙黑字，起訴書承認徐水良是革命的，而檢察官是的反對革命，也即反革命的，以’反革命’罪受到指控的，應該是檢察官。”檢查官為此頗為狼狽。
另一個鼓吹者是陳爾晉，不過陳爾晉的革命帶著比較左的痕跡，擁護毛澤東思想，要搞無產階級專政，而我則反對這些東西。此外還有杭州、長沙等少數朋友有與我們類似觀點，但似乎沒有公開論述。七九民運的主流，從北京到廣州，從武漢到上海，基本上都是不贊成革命，而主張改良。象王希哲先生出國後聲明的那樣，他過去一直不反對共產黨，今後要反對共產黨了。形象地說，對共產黨專制制度，當時他們是”補台派”，而我們是”拆臺派”。當時”補台”派是絕大多數，”拆臺派”只有極少數。
總的說來，中國民運並不是老百姓中最堅決的反對派，而是比較溫和的反對派。這是因為中共給堅決的、及激烈的反對派的活動空間極小，他們或者很快被捉，或者預見必然的坐牢的前途，於事無補，而對當”補台派”又沒有興趣，對當骨子裏非常軟弱，卻吵吵嚷嚷，爭出風頭的”補台派”更沒有興趣，於是索性就保持沈默。包括本人，也常常嫌惡混跡於”補台派”中，常對他們的活動不感興趣。特別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如果你聽到老百姓的論議和牢騷，其反對共產黨專制的堅決和激烈程度，往往超過民運。
一九八一年，中國民運中的”拆臺派”，一律被捕入獄，退出民運舞臺，中共給他們的活動空間本來就非常小，民間大量的”拆臺派”，無法進入民運舞臺。同時，草根出身，出自民間的”補台派”、改良派，也或者被抓，或者被壓制，也基本被迫退出民運舞臺。這時，爭取民主的舞臺，就剩下了當時官方的改革派中的少數人，包括其中一部分知識”精英”。官方改革派的大多數，不過相當於清末的洋務派，鄧小平相當於慈禧太后，但功勞不如慈禧，罪行又遠超過慈禧。我在九六年發表的文章，曾論述過這一點。由於中共實行的機制，是普遍的逆淘汰機制，賄賂經濟淘汰守法經濟，劣質產品淘汰優質產品，奴才淘汰人才。因此，由中共樹起來的”精英”，大部分是沒有骨頭的奴才，留下的極小部分有骨頭的，大多又是只能跪著反抗的軟骨頭。真正硬骨頭的，像許良英、方勵之、嚴家其、劉賓雁、林牧、丁子霖那樣的真正的”精英”，真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中共對文化的破壞，尤其是文化革命的破壞，一些”精英”的知識水平也非常可憐，其歷史知識，除了各種書籍中頻繁出現的中國近代現代歷史，還有一點朦朧的知識，對世界歷史是完全無知。於是”告別革命”的理論，反對奪權的理論，以及其他的奇談怪論，都出來了。面對中共的血腥屠殺，跪著喊出”非暴力”的口號，要手無寸鐵的被屠殺者放棄暴力的滑稽畫面，就出現了。這就是中國民運中非常獨特的反對革命，攻擊革命的思潮的由來。在目前的中國民運中，怯懦的”改良派”往往推崇康、粱，其實，清末的中國改良派雖然軟弱，但也不像目前民運的改良派這樣不肖，他們也曾舉行或企圖舉行武裝反抗，企圖以暴力進行改良，據有的文章介紹，當時，甚至連遠在美國的改良派，也曾建立六千人的武裝。民國後，領導雲南反袁起義的，也是粱啟超及其學生蔡鍔等改良派的進步黨人。而當前民運改良派的改良，純粹是一廂情願的空談。他們事實上是一種偽改良派。
在大陸時，尤其臨走前，我曾經告訴一些朋友，那些軟弱的，反對革命的，拼命向中共乞求、以致獻媚的民運人士，一旦形勢變化，順利的時候，一定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將會非常激進。結果，甚至出於我自己的預料，這個預言非常快地有了兌現的例子，在國內民主黨建黨形勢剛剛好一點，他們中的幾個代表人物，馬上就非常冒進，馬上走向另一個極端，並開始搶奪成果。
與此相對，目前中國民運中，還有一種冒險主義的革命派，甚至恐怖主義的所謂”革命派”，不過目前都還停留在口頭上。他們鼓吹冒險主義，鼓吹少數人奪取縣城，打遊擊，挖祖墳，炸鐵路。不過，其中有的人，實際是中共特情，以激進偽裝來引誘和消滅激進反對勢力。
中國民運中的”拆臺”派，有時被稱為革命派，其實，他們與共產黨之所謂”革命派”，完全不同，他們認為，革命和改良都是人類必須，革命必然包含大量改良，改良也必須以革命為後盾，兩者缺一不可，他們既反對攻擊革命，也反對攻擊改良。因此，他們既與反對革命的改良派不同，又與反對改良的中共”革命派”不同。此外，他們也與冒險主義的革命派不同，更與恐怖主義者相區別，他們認為恐怖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因此，中國民運中的”拆臺”派，實際上是革命改良的兼顧派。
目前，中國老百姓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大，據中國官方材料，全國平均每天發生遊行、示威、騷亂、暴動等突發事件，高達三四百起，每年幾萬起，但中共，卻一直堵塞一切改良的道路，因此，中國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中國未來的革命，很可能是一場突發式的、基本上是和平的、盛大慶典式的革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