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1日訊】朱大可先生曾在《「假領主義」和上海文化的本性》裏把不少上海文人的做作，概括為「假領」、「經濟領」或「節約領」心態與文化。他說，假領本沒有任何實用的保暖功能，是在囊中羞澀的情形下，儘量保持人的體面，專門穿給別人看的。此即謂上海文化、上海文人的本質。
外觀上看，這些年上海開始大興土木，高樓多達三四千幢，東方明珠、金茂大廈、上海大劇院、「世界第一建築」，都成為自我炫耀的標誌，然而內部的文化上則過度空心化，「假領效應」正席捲整個上海。
它的報刊業、出版業的保守自閉在全國是出了名的；幾乎沒有獨立的電視人；電影、戲劇正萎縮成一個美麗的泡影；小說界只出了個王安憶，倒有個「作協主席」的頭銜，每天忙於應酬，怕是早晚要給毀了；詩歌更是早已失語，連流行音樂也鬧不起來了……
所有那些富有創新精神和銳氣的文藝家，像優秀的學者、作家朱學勤、沙葉新等人，在上海不得不面臨「圍堵」和「腐化」的局面，令文化原創機制永無出頭之日。
產生這種自我膨脹、自欺欺人之「假領效應」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它的自閉自滿、拒絕接受一切外來批評的小市民心態，流連於活在「社會的芯子裏」，成為純物質性的生物態意義上的人，「把人生往小處做」，抓著些有血有肉的細部，以「不致陷入抽象的虛空」（王安憶：《長恨歌》204頁。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8月），不擔負任何精神層面的道義等等。
何以見得上海人是「自閉自滿」、拒絕接受一切外來批評呢？一個例子是由我們的《與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書》出版後，曾引起廣泛的回應，新浪、搜狐網等都對全書作了轉載。2004年3月上海《文匯報》記者跟著發難，發表《「酷評」還是「批評秀」<與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一書受到質疑》等文，貌似公正地說，「這本書公然挑戰批評腐敗的姿態確是令人欣喜的」，然後來了個急轉彎：「然而，隨著閱讀的深入，卻讓人不得不懷疑書中所謂批判的真誠程度。讀者可以隨處看到這樣的文字：正是《我愛比爾》開了‘美女文學’之先河，況且王安憶比衛慧、棉棉們漂亮多了，堪稱‘教母’；賈平凹的作品乏善可陳，他的小說語言粗俗噁心，筆下的女人都是男人的‘玩偶’，可以說他吸取了許多以往古代文學的糟粕，呈現出一種病態的文學病相。就這樣，文學批評變成了堂吉訶德手裏任意揮舞的利劍」。其實，《與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書》沒有一處是這樣批評賈平凹的。這位大記者又是如何「深入」閱讀的呢？
我知道，《文匯報》記者的真正目的，並不是想為賈平凹等人辯護，我們批評其他作家無所謂，就是不能批評該報所在地上海灘的准「大師」（這個稱呼好像就是上海的批評家首先叫開的）王安憶。
我不能說批評王安憶的幾個人個個出色，起碼排在頭一位的李靜的文章是嚴謹認真的、切中要害的，記者怎麼竟漠視了它，而在個別蹩腳的批評文章或宣傳材料裏，斷章取義地挑刺呢？
李靜認為，「在王安憶的作品中，有兩個因素從未改變：一是時代政治被有意淡化成單純的敍事背景，二是人物的私人化的生存世界佔據著小說的絕對空間」，有著其致命的「單線條的、非縱深和缺少精微層次與深刻」的「精神的簡陋」。「小說家在學習域外傑作的過程中，如果不擴展精神的廣度與深度，而只是在物質形式上打轉，恐怕就會上演現代版的‘買櫝還珠’」。《長恨歌》正是一部「濾掉了終極性的精神之維後的人的‘物質形態’……它超越了歷史，而展現為一種社會的‘生物學’」（75、84、87頁。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3月）。她的人物是浮在歷史表面的，代表不了歷史，所以也代表不了「人性」。
也就是說，王安憶的人物是極其失真的。這一點和余華等人逃避現實、又像在訴說現實的《活著》等作品一樣，難以動人、感人。
在《不冒險的旅程》一文結尾處，李靜總結道：在法西斯主義橫行的年代裏，真正的大師如黑塞那樣的，是以人道和自由為底線，探求著人類文化的新的可能性，因此危難叢生，不啻是在進行一次精神上的冒險。比較來說，王安憶式的寫作則是過於容易了。在這個以實用功利主義和蒙昧主義為價值導引的權力-市場化社會，在這個人道和自由漸趨模糊的時代，一個被經典化的作家，作為沈默而模糊的一分子，為社會貢獻出和它的時尚趣味相一致的精神產品，畢竟是沒有任何「風險」可言的——它既不必激發自身的不安，也不必激發他人的活力，一切是如此平靜而安全。當然，不能說作家就必須要成為冒險家或搗蛋鬼，但是一個對自身創造力和文明的更新力抱有責任感的作家，卻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是僵死秩序的「害群之馬」（昆德拉語）。
這樣的點評是何其精闢！它要言不煩地揭開了當代那些自我感覺良好而「成就非凡」的中國作家的鴕鳥式「作文」之通病。
無獨有偶，我在香港一家雜誌上看到有人批評「野火」旋風龍應台女士，多少次來往於一些專制獨裁的國家，卻對那裏的民生作壁上觀，無視邪惡與暴戾，開脫責任，有損了她的「潑辣」形象。大概受此觸動太深，龍應台才恍然清醒，受而鼓呼了：
高樓越來越多，道路塞滿了汽車，商場人頭鑽動，飛彈戰機精良耀眼，奧運世博國威赫赫，這些或許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兩個問題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麽代價換來的？那個代價可以不償還嗎？第二、它是可長可久的嗎？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會有真正對弱勢的照顧、對異議的容忍、對強權的反省、對法治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對正義的當仁不讓，也不可能在文化藝術的創作上登峰造極……，缺少公平正義、缺少溫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國威赫赫，難道是我們真正的追求嗎？
沒有人會尊敬市場的；這個世界再怎麼現實再怎麼野蠻，最終贏得國際尊敬的，不是市場或武力，而仍是一個國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國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於它的國力減弱，而是由於虐囚事件暴露之後它所喪失的道德立場。中國要得到泱泱大國應得的尊敬，不在於市場之大，國土之廣，人口之多，而在於它道德擔當的有無。
讀到這兩段文字時，我真想痛哭一場。這樣的聲音，在王安憶那樣的大陸作家那裏，是絕對看不到一個字的。他們最缺少的正是龍應台所說的「擔當」意識，喪失了「道德立場」，從事著沒有任何「風險」的貴族化寫作。
這樣的作家，對整個民族的未來命運，大抵是冷漠的、無情的，因而也是不值得我們來敬重的。李靜把王安憶等人的這種取悅市場與時尚的創作，當成是浪費，當成是可有可無，與龍應台的鼓呼當屬同一性質。這哪裡找得到一個哪怕是疑似的不「真誠」的字眼來呢？
《文匯報》的記者居然就「隨處看到」了，他們難道已然蒙了眼在說話嗎？
可見得上海某些文人是何等之不老實，聽不進意見——即使是不正確的批評意見。
他們的心態、心理，是和它整個的文化環境一致的。
我就注意到，前些日子上海市作家協會理事會舉行換屆選舉，名聞遐邇的散文家餘秋雨居然落了選。
余作家經常會做些不務正業的事，出席各種競賽、晚會，上電視，做廣告，甚至當樓盤的促銷模特兒……
如果說上海人從這個角度、立場出發，站出來抵制他，以保護自身形象的話，那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取捨的尺度起碼要一致，在上海作協胡混的人並不在少數。
據獨立出版人葉覺林調查，一千多名上海作協會員中，單是理事就有近100人，僅有20%的人常有文章發表，10%的人常有著作出版。在這個龐大的機構中，多數是些無所事事、沽名釣譽的「偽作家」。
比較而言，余作家再不濟，也還屬於「常有著作出版」的10％當中的一員。在當樓盤模特兒之余，好歹還在寫作；寫得再不怎樣，好歹也還暢銷。從數量上說，在上海作協裏，余作家也算得是「先進工作者」，比那撥沒有著作的90％的人強，當個理事應該是綽綽有餘的。現在卻不成，不正能夠說明「上海文學界在相當程度上的‘劣勝優汰’的不良生態」嗎？
也許這的確是上海文化，乃至中國當代文化「荒蕪現狀的真正根源」（張閎：《荒蕪化的上海文化生態》）。
──《觀察》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