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5日訊】前言
1993年的中國經濟，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掀起的沿海炒房狂潮後，朱鎔基臨危受命而踩下的一次急剎車，是年五月朱鎔基先整頓銀行，為了扼制炒房，他先後殺了十一個銀行行長，終於在八九月份，沿海以炒房為主導發展的經濟出現了逆轉。記得海南從六月份整頓開始時，人們還抱著風頭一過就會好的心態，但到八月份有的就耐不住了，九月、十月份，許多公司就紛紛關門，到了年底時，百分之七八十的公司已經離開了海南。這時大批從倒閉公司出來的員工湧向了海口人才市場，於是人才招聘會成了海南最繁榮的景觀。
在一個活活餓死過大學生的街頭，求職與生存是擺在大批闖海者面前的嚴峻課題。於是為了一份五百元月薪的工作，幾十名，甚至上百名大學畢業生（其中大部分還是有著幾年工作經驗的大學畢業生）一起競爭，就是一種極為普遍的情況。畢竟人首先得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可能贏得明天的機會，這是海南當時成千上萬人的共同信念。
我當時剛到海南還不足半年，對海南我算是缺少經驗的那種，也就是在招聘中通常不被注意的那種，所以找工作自然就特別艱難。我先後用了三個月時間，應聘了幾十份工作，都沒有等來一個份複試的的通知。眼看1994年元月又將過去，我急切地盼望著有一份餬口的工作，否則即將到來的新年就不知道怎麼渡過了。
終於有一天，我應聘的一家台資旅業公司給我來電話通知複試，這在當時也是個難得的驚喜，因為複試就表示人數龐大的海選已經通過，若沒有什麼大問題，得到這份工作的把握就過半了。果然我在去複試後第三天就被通知正式錄用，並當天就要求前去報到。奇怪的是當天我們這批新招的約二十名員工就被派往大陸——湖南、貴州、河南等地。而更奇怪的是，我們這些人基本不知道到這個公司後將做什麼，因為我們此前沒有被告知這個公司的業務情況，只知道有助理管理、財務、電子技術等三種職位。我對這個旅業公司也只是想當然地理解為是發展旅遊業的。當我與另一位四川負責電子技術的青年被派往張家界工作時，我更相信公司就是開發旅遊的，因為張家界是個世界有名的旅遊勝地。
然而，當我跨入公司在張家界的辦公場所時，我一下子懵了。那裡是一個三星級賓館附樓的大廳，廳中擺著五十來台電子遊戲機。雖然此前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種東西，但是在電視、小說，以及港台的一些電影中是看到過這種東西的，而直覺告訴我，這種電子遊戲可能就是一種賭博的變種。看來旅業公司就是這樣一個電子娛樂名義下的賭博公司。面對這種情況，在囊中羞澀與工作機會稀缺的雙重夾擊下，也就暫時不敢採取離開公司重新選擇工作的行動。就這樣，一呆半年。
在這家旅業公司的半年中，我先後到過湖南的張家界、長沙、常德、岳陽、株州，湖北的武漢，江西的南昌等地，基本瞭解了中國電子娛樂業名義下的賭博情況，也見證了中國官、商、黑合流下的招商引資與繁榮經濟說辭背後的一些真實故事。如果說今天中國經濟畸形發展導致了社會諸多貧富分化、社會不公、法制失范、道德淪喪的問題，那麼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這種趨勢已經極為明顯，並且由於制度性的設置已經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必然會結下社會災難性的、官商黑合流的、背離正義與法制的罪惡之果。
一、霓虹閃爍下的電子娛樂城
從我走過的這些電子娛樂城來看，它們的選址多半設在省會或地級市最高檔的賓館中：如長沙市在長沙大廈、湘江賓館，岳陽在岳陽大廈、岳陽國際大廈，株州在株州大廈；或者就在當地城市的商業文化活動中心：如湖南常德、江西南昌、湖北武漢等電子娛樂場子就是這樣。選這種場地一則說明目標客戶是那些有高消費能力的社會新興階層，再則也顯示經營者有過硬的地方關係，因為這種地方不是僅僅有錢就可以輕易拿到的，更何況是用來作娛樂名義下的賭場。
這些電子娛樂城的投資管理方式從大的方面分為台資方與中資方。台資方：中間又分為純粹的台灣老闆，與在大陸尋求到的合作夥伴，這些合作夥伴名義上是台資企業聘請的高管（總經理），實際上他們也是享受旅業公司股份的合夥人，他們對外都統一代表台資企業方。台灣老闆與大陸高管的內部分工上：台灣老闆負責電子娛樂軟件開發，供給電子板。應該說這並不是什麼高深的技術，就是當時在港台可能也是很普通的一種賭博形式，名之為「博彩」，俗稱「老虎機」。台商利用自身的優勢將這種賭博遊戲引進過來；而大陸聘請的合作高管，負責投資娛樂設備–機殼、顯像管、其它配件，還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公關–選擇城市開設場子。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聯繫城市，尋找關係，開設場子，是台灣老闆真正需要尋求的合作。
中資方，也就是旅業公司在大陸各城市尋求到的地方合作人。他們負責租場地，辦營業證照，維持治安。在這些證照中，公安部門發的一個娛樂場所治安許可證是最關鍵的，只要有這個證，別的證沒有也可以先開著，而相反如果沒有這個證，那別的一切證都有也別想開。所以中資方辦證與治安的關鍵就是公安這一方面關係是否到家。台資與中資方在娛樂場中的股份通常是6：4。台資方中台灣老闆又佔6份中的3-4份，聘請的高管占2-3份。中資方在4份中，一般分給當地公安1份，還有黑社會1份，甚至也有分給公安1.5-2份的。
電子娛樂場的管理也跟台資方與中資方負責的工作相對應。台資方由聘請的高管安排每個場子兩名經理助理帶領一批服務員負責場子的經營管理，而中資方就負責場子的治安與地方關係。要想維持這種場子的正常運轉，事實上最關鍵的不是投資，也不是經營管理，而恰恰是治安與地方關係，這在後邊將詳細談到。
這種電子娛樂城的所謂娛樂其實很簡單，就是以五張牌為板面，每次押上不同的分，來翻動不同的牌，由出來牌大小來定分數。每分定價看不同的城市消費，有五角一分的，也有一元一分的，甚至還有兩元一分的。一般省會城市定在一元，或二元一分，而地級市則是五角一分。
這樣的電子娛樂場子，通常是五十台機的規模，多的如長沙大廈也就是八十台機。以五十台機規模來算，總投資也就不超過三十萬，而八十台機的投資也不會超過五十萬，並且沒有固定投資，因為場地是租的，機器是可以隨時拉走的。這樣的一個項目竟然也算是個招商引資的台資合作項目，甚至一些地方還作為政府引資的政績在當地報紙上宣傳。當然為了顯得重要，在投資上辦證及宣傳時，通常被放大成百萬，或幾百萬。
然而如果你覺得這樣一個投資小的項目，大概沒多少益處，也不會有多少危害，那可能就錯了。就以一個五十台機的電子娛樂城，在地級市是五角錢一分來算，那麼一天下來收入平均就在三萬元之上，一個月就是九十多萬元，一年就是一千多萬元。這可都是現金，而不是什麼資產之類的。這個收入數字相對於小的投資如果還不足以讓人吃驚，那麼長沙大廈電子娛樂城的收入就不能不讓人注目了。長沙大廈是八十台機的娛樂城，內中有一元一分的，還有兩元一分的。這樣一個電子娛樂城一天的營業額，在新年前後的三個月，大概每天是三十萬元左右，而平常時間，每天大概在十五萬元左右，這樣場子一年下來的收入就將近七千萬元。
在此我不厭其煩地介紹有關電子娛樂城的情況，是想說明：一、如此一個簡單的投資項目，竟然在各地作為招商引資項目來做；二、如此一個一看就懂得是賭博的項目，居然堂皇地擺在當地最氣派的賓館或文化活動場所；三、如此一個投資小的項目，每年居然從當地抽走那麼大的現金；四、如此一個簡單的項目，極為經典地再現著商、警、黑的合作。
二、對台商趨之若騖
正如前面所言，電子娛樂城並不什麼高深的技術，只是一種對港台博彩遊戲軟件的引進。這個明眼人一看就懂得是遊戲賭博的電子娛樂城，居然倍受大陸官、商們的竭誠歡迎。許多地方的官、商競相通過各種途徑想與這個娛樂城的台資老闆聯繫上，以懇請他到當地去投資。而這個台資老闆也常常在千呼萬喚後，才親臨當地去考察洽談。為迎接這個老闆，為讓這個老闆安心在當地投資，地方各部門官僚更是極盡趨奉，擺足排場，以博老闆的歡欣。
記得這個台資老闆有一次到貴州都勻去考察，當地政府主管招商的官員與公檢法、工商、稅務、文化各部門負責人，幾乎是傾巢而出，集體歡迎，全程陪同老闆幾天。那種招待唯恐不周，唯恐老闆不來的情形，經常被此台灣老闆閒談時拿出來作為調侃的笑料。最後考察結束時，各部門官僚群集一堂，等待台灣老闆表態定調，誰知老闆卻先要一個個部門的官僚表態支持，於是那工商、稅務自然在減免稅費上承諾，而公檢法竟然表態保證娛樂城安全，並提出派出干警到娛樂場值班。後來當地娛樂場開起來時，居然真的是公安值班，名之為保護外商投資安全。
更為有趣的是，有一次此台灣老闆到某個地級市去考察時，當地居然警車開道，美女迎接，最後答應為了保證娛樂場正常運營，居然還動用當地武警值班，公然宣佈地方政府各級部門不得前去檢查。
如此這般的各地政府招商引資眾生相，實在不勝枚舉。當然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當地經濟，竭誠引資，原本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應該引什麼資，招什麼商？在此我無意於否定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確有搞活當地經濟的願望，並且也不排除有真心實意造福一方的理想。然而從電子娛樂城這麼個簡單的賭博投資項目，大批官僚竟然趨之若騖，竭盡權限，給足優惠，以使老闆前去開場子，我們至少可以看出許多地方政府部門招商引資旗幟下的經濟活動是：
首先、缺失社會責任的招商。這些官僚們並不是不知道這個電子娛樂城是什麼東西。因為大批參與這種引資的官僚，甚至都到這種娛樂城玩過，雖然不能說他們每個人都深知其中奧妙，但就是聽人介紹而基本瞭解其性質，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一批瞭解引資就是個賭博娛樂項目的官員，卻熱情萬丈，極盡優惠地要達成引資，那這種引資項目的社會效益何在？在引資的大旗下有沒有官僚真心考慮過給當地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從電子娛樂城這麼個簡單項目上我們可以讀出地方官僚們在招商引資上社會責任的缺失。
其次、走上邪路的政績觀。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本來是為了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然而從電子娛樂這麼個嚴格意義上不算個投資項目的招商上，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僚們為招商而招商，為政績而招商。他們熱衷於完成了一項招商任務，在政績上可以記下一筆，而對招的是什麼商，他們也許很少考慮，或者根本不考慮。這樣讓我聯想到後來1999年，我在一個企業，當時陪一批自稱代表外國某投資集團的考察團到桂林這個旅遊城市考察，準備利用當地毛竹來投資建一個亞洲最大的造紙廠。從各種資料顯示，這種造紙廠污染特別嚴重，早已為一些發達國家所禁止，並且那考察團也不隱諱這個事實，因為他們相信在網上肯定能查到。然而作為以旅遊著稱於世的桂林，負責招商的官員居然不談污染的事，相反一再表示可以設法疏通上面關係，使這個項目得以通過審查。好在後來那個項目因為其它事情沒有成功，否則桂林的山水又將面臨一場浩劫。由一個算不上投資的電子娛樂城，到一個重污染的造紙廠，得到地方政府的歡迎情況，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這些地方官僚的政績觀。他們為了所謂招商引資的政績，為了GDP的增長，真是到了不擇手段。
再次、冠冕堂皇招商下的陰暗自利。電子娛樂城是個完全的賭博業，但許多地方政府官僚卻竭力引進，這除了前面所言的缺失責任與錯誤的政績觀外，應該說其中還有個人利益驅動，從某種意義而言，這種利益驅動甚至是整個招商引資的主導。是因為這個娛樂城低成本的投入，快速、高額的利益回報，使地方一些官員產生了引進的激情。因此地方引進這個項目的合作方，往往是身兼官商雙重身份的人，他們通常一則在政府如外經委、外貿局、企業局等等部門任職，同時自己又在外面開有公司經商。這種打著招商引資旗號下動員權力資源保駕護航的合作，本質上就是一種不擇手段的權力尋租下的漁利。從許多地方政府官僚對台灣老闆的恭迎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自身錢袋進帳的期待。
對於商人逐利，我們原本無可非議，對於台灣老闆在電子娛樂項目上如何利用廉價的技術來賺取金錢，我們也大可不必去遣責。然而問題是這些拿著國家納稅人錢的官僚們，卻努力助推這種對當地經濟無益，而對社會民眾有害的賭博業，這就顯示著這個社會權力已經完全自利化，完全成為危害社會、漁肉百姓的工具。
三、地方商人
中國曾經有套《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書在社會很是流行過一段時間，一批官僚與商人都競相購讀此書。這在某種程度反映出中國官僚與商人的雙重心態，一則為官者希望自己享有腰纏萬貫、富甲一方的財力，一則為商者希望自己能成為呼風喚雨、弄權得勢、左右朝野的權士。官與商都想集權錢於一身，因而紅頂商人就成了他們共同的楷模，膜拜的偶像。中國自八九屠殺後，改革事實上也就是走著一條官商兼營的路子，結成的是權貴階層，形成的是權貴經濟。這在電子娛樂城的項目上就很集中地反映著這種經濟特點。
台資旅業公司要想在中國大陸開拓電子娛樂名義下的賭博產業，就必須有地方權力保護，就必須找到能代表地方權力出面的商人來共同合作。於是那些身兼官商兩重身份的人就是首選對象，而這些身兼官商雙重身份的人，賺錢都是憑權力的優勢，而通常不作資本的投入，即完全通過權力尋租來獲取暴利，於是電子娛樂業就正好是符合他們的選擇。這一則基本不需什麼投資，二則能獲暴利，並且是典型的「短平快」。從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台資老闆所選擇的地方合作對像來看，基本都是這種身兼官商二重身份的人。
首先來看湖南長沙，旅業公司在當地合作開了兩家電子娛樂城：其一是長沙大廈，八十台機，是最有規模的；其二是湘江賓館，六十台機，中等規模。兩家就有兩個地方合作人。其中長沙大廈的地方老闆是湖南省政府辦公廳副秘書長的兒子，在外貿部門工作，出來自己與台企合作開辦娛樂城。從長沙大廈每年近七千萬的收入來看，他在沒有什麼實際性金錢投入的情況下每年可以收入近三千萬元。如此暴利，在當時除了貪污可能更暴利外就可能很難再找到其它暴利了，因為當年房地產已經低落，而國企改革還沒有展開，權力瓜分資產的機會還不是那麼豐富。這副秘書長的公子在長沙自然是個黑白通吃的人物，據說年少時是長沙街頭一霸，後來托父親之蔭而入仕為官，黑白兩道人都有，這種人自然是開賭博業的天然良材，所以長沙大廈娛樂業是如魚得水，日進斗金。同城的湘江賓館地方老闆可以說是個目不識丁的人，此人年少時也是個市面混混，但後來因為有親戚為官，自己掙了些錢，憑借當年在道上混時跟公安系統一個官僚結拜兄弟，於是就兼起了專營那種背靠警察支持的色情、賭博類娛樂業，電子遊戲賭博也就自然成了他的一項業務。這個老闆，從各種跡象來看，其實是公安系統官僚在外謀利的一個代表，或替身，他的真正後台老闆是公安中的官僚，他不過是出面的一個「馬仔」（跑腿的），當然從中也會分到些利益，但他利潤的一半以上可能都進入了公安官僚的手上。
同樣與長沙電子城地方老闆相似的是湖南嶽陽老闆，他也是經委系統的一個官僚，後來還換成了外經委的一個官僚；而常德地方合作人則是市政府經濟辦公室的一個官僚。株州、衡陽也都差不多，無一例外地都是政府經濟領域的官僚，在外以私人身份出面合作，開設電子娛樂城。為什麼這些地方合作人多是些經濟領域的官僚，在政府是幹部，在外又是商人呢？這就是當年改革的現實情況，在那時外經委，或外貿等，既是政府又從事經濟的部門，可說是最吃香的部門，能進這些部門的一般是地方權臣的子弟，這是典型的賺錢與當官兩不誤的部門。所以這種部門出來人從事與台資合作辦娛樂城是最理所當然的。
至於江西，那是當年省長的小舅子作後台，由一個他自己的同學出面協調，在九江、南昌開起了三家電子娛樂城。湖北情況也差不多，是當時省公安廳長的妹妹出面與台商合作開設電子娛樂城。
這些台資的地方合作夥伴，由於特殊的社會關係背景，他們代表著當時中國商人的一種普遍精神狀況。他們通常具有狂妄、自私的性格，在生活上揮霍、糜爛。我記得這些老闆多半都有情人，並且經常公然帶著招搖。這還不夠，他們還經常呼朋喚友一塊到當地的歌舞廳找小姐消費，過後還經常在閒聊中談起一些不堪入耳的情節，實在讓人覺得作嘔，然而他們卻以此來炫耀自己。這些人除了自己開賭場，他們自己也參加賭。每次長沙大廈的老闆到下面地級市自己另外開的兩家賭場去分紅時，總是自己要賭個痛快，要麼將手頭的幾十萬賭掉一半，要麼就再贏個翻倍才罷休。他老婆也經常跑到別人賭場去，有時一輸就是十幾萬元，或是幾十萬元。他們如此揮霍，但對員工卻絕不會有半點慷慨，有時還經常為員工的快餐而爭論，總希望從中一扣再扣。
記得當時在湖南還發生過一件讓人傷心的事，公司一個會計得了糖尿病，需要換腎，以當時價格需要十三萬元，該會計也算公司元老級員工，然而因為家庭經濟困難，根本無法籌到這麼多錢，於是他向這些日進斗金的老闆借錢，居然沒有人願意援助一下，最後眼看著這會計活活等死。這件事一度也曾使在公司工作的員工倍感心寒，大家紛紛議論，並曾發起募捐，但畢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這些一天能賺幾十萬，一天也毫不在乎揮霍幾十萬的老闆，卻不願為挽救自己身邊的員工生命而借出十幾萬元，這就是中國官商權貴們的德性！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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