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4日訊】這是光明與黑暗、抗爭與壓制並存的時代，官權的黑暗已經無法完全遮蔽民間的反抗之光。
中國是盛產文字獄的大國，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毛澤東的“反右”、“文革”，文字獄的受害者歷代不絕、株連無數。即便在改革開放進入第三十個年頭的今日中國，監獄裏仍然關押至少80位元新聞人和網路作家。更過分的是，就在北京奧運日益臨近之際，不但無法見諸於國內媒體上的文字獄接連不斷，即便在大陸媒體上也爆出多起文字獄。
一、縣太爺製造的文字獄
“彭水詩案”。2006年8月，重慶市彭水縣教委人事科辦事員秦中飛，只因編發了一則反映彭水現狀、諷刺縣衙門的手機短信《沁園春‧彭水》，就被該縣縣委書記藍慶華和縣長周偉送進大牢，罪名是“造謠誹謗縣領導”。後在輿論壓力和法律援助相結合的救濟下，秦中飛走出了監獄並獲得2125.7元的國家賠償金。
“稷山文案”。2007年4月，山西稷山縣三名科技幹部南回榮、薛志敬和楊秦玉，把反映該縣縣委書記李潤山的相關材料整理成文，分別寄給了當地的37個部門。文中表達了對稷山現狀的不滿，對李潤山提出諸多批評。十天后，三人被員警拘捕，罪名也是“造謠誹謗罪”。縣委還召開有500多名科級幹部參加的警示大會，逼迫南回榮等人戴著手銬檢討認罪。
“儋州歌案”。2007年7月，因對儋州市政府將那大二中高中部遷到海南中學東坡學校的決定持反對意見，那大二中的李姓和劉姓兩位老師上網發帖，以儋州方言編寫的山歌形式抨擊時政。當地警方以“涉嫌對市領導進行人身攻擊、誹謗市領導名譽”為由，將兩位教師處以15日行政拘留。
“高唐貼案”。200年12月，公民董偉、王子峰、扈東臣等人因在“百度貼吧——高唐吧”發帖子議論本地政事而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侮辱、誹謗現任高唐縣委書記孫蘭雨。後在輿論壓力和法律援助的雙重救濟下，高唐縣官方在2007年1月21日作出決定，撤銷逮捕並予以釋放。隨後，當事人提起賠償申訴，三人分別獲得1700多元國家賠償。
“孟州書案”。2007年12月，河南孟州的六位農民舉報一村辦酒廠的經濟問題，印發了小冊子《正義的呼喚》，批評孟州市副市長、市委統戰部原副部長等幾名官員。六位農民沒呼喚出正義，卻被當地法院以“誹謗罪”判監半年。更有甚者，這幾位農民還兩次被拉出去遊街示眾！
“朱文娜案”。2008年1月1日，法制日報社主管的《法人》雜誌刊登了朱文娜采寫的一篇報導，該報導涉及遼寧省鐵嶺市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1月4日，該縣公安人員前往《法人》雜誌社拘傳記者朱文娜，理由是涉嫌“誹謗罪”。後在強大輿論的壓力下，該縣公安局撤回拘傳令並道歉。2008年2月4日，縣委書記張志國也在責令下引咎辭職，並向遼寧省鐵嶺市委寫出深刻檢查。市委認為，在“進京拘傳記者朱文娜事件”中，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同意公安部門介入，同意縣公安局立案並拘傳記者，法制意識淡薄，對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領導責任。
這些文字獄的發生，源於獨裁制度的野蠻和現行吏治的劣質化。
首先，中國的獨裁制度延續幾千年，至今也沒有根本改變。古代獨裁是家天下，皇權不允許任何人挑戰，但也有極少數開明的皇帝廢除過“因言獲罪”的法律（如漢文帝廢除了“誹謗妖言罪”）；現代獨裁的黨天下，党權更不允許任何政治異見，毛澤東時代的文字獄禍患，可謂登峰造極。儘管經過三十年改革，党權至上的體制仍然沒有絲毫改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衙門的“一把手”都是黨委書記，正如新民謠所言：“書記揮手，人大舉手，政府動手，政協拍手”。各級地方官變得越來越野蠻霸道，官員們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變成“烏紗帽主義”，“烏紗帽主義”衍生出普遍的官場腐敗和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也必然衍生出“封口主義”，“造福一方”變成“橫行一方”和“禍害一方”，許多揭露地方官腐敗的人士被送進監獄，即便被揭發的貪官最後倒臺，民間反腐人士也不會受到善待。
其次，在“黨天下”中國，党權至高無上，新聞不自由，司法不獨立，法律的制定和執行受控於一黨意志及其利益，員警等強力機構的首要職能是維持獨裁政權的工具，儘管中國憲法上明文規定了國人擁有“言論自由”權利，但為了維護党權至上體制，中共不惜公然違反憲法，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第105條）寫入《刑法》，作為文字獄的法律依據，所以批評中共及其大小官員從來都是高風險的行為，中國監獄裏也從來不缺少良心犯。在現實政治中，法律及專政機器就是維護“一把手獨裁”的工具，即便是“七品芝麻官”的縣委書記，在自己管轄的一畝三分地裏，也是一手遮天的“皇帝”，誰讓“皇帝”不高興，誰就可能被送進大牢。
再次，改革以來，共產理想的破產和利益至上的激勵，使中共由革命黨變成利益黨，官場日益糜爛，吏治日趨惡化，不僅是官商勾結，而且是官匪結盟，甚至一些地方政權已經黑社會化。黑社會以賄賂收買官府，官府利用黑道力量擺平麻煩。於是，中共官員的作派越來越象黑社會老大,不允許任何批評和異議，要麼動用專政機器割喉，要麼動用黑社會手段封口。
二、輿論監督對低敏感性文字獄的有效救濟
“六四”十八年以來，中共各級政權製造了太多的文字獄，其受害者大都是政治異見者和維權人士。在中國制度下，由於這類文字獄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必然在大陸媒體上遭到全面封殺，在國內無法轉化為公開輿論，也就談不上輿論救濟。極少數知名良心犯的提前獲釋，大都是西方大國施加壓力的結果，現在“人質外交”已經變成中共政權應對國際壓力的既定策略。
文字獄不斷，固然凸現了大陸的黑暗，但並不能做出“一片漆黑”的悲觀判斷。因為今日中國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絕對一言堂，而是價值日趨多元化和眾聲逐漸喧嘩的後極權時代，國人的權利意識愈發覺醒，民間社會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民間言論空間也在不斷擴展，民間維權更是此起彼伏，其公共表達饑渴達到見縫插針的程度，每時每刻都在尋找公開表達的時機，一遇時機變噴湧而出。特別是有了互聯網這個便捷工具之後，網路已經變成資訊傳播和民意表達的主要平臺，變成推動公共輿論形成的第一發動機。
六四後，民間對文字獄的厭惡逐漸成為民間的多數共識，追求言論自由的衝動已經由知識界、新聞界擴展到社會各界，而且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強烈。這些縣太爺的胡作非為，恰好為民間對文字獄的譴責提供了時機和縫隙。因為，這些低級地方官製造的文字獄，其受害者都不是政權定義的“敵對勢力”（政治異見人士或維權人士），而是基層的小公務員、普通記者和老百姓；他們所發表的批評性言論所針對的，也不是中共制度及其高層官員，而是“縣太爺”及當地時政。所以，這些文字獄的政治敏感性大大降低，民間的強烈表達饑渴也就能夠突破“牆裏開花牆外紅”的輿論瓶頸，使這些文字獄和因言治罪進入國內的公共輿論，也讓當代文字獄在媒體中進入一個逐漸脫敏的過程。
近幾年，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為大陸人參與公共事務提供了最佳的言論空間。一方面，互聯網改變了大陸人獲取不到真實客觀的資訊的局面。如果公眾無法從傳統媒體上看到真實資訊，就會上網尋求真相，線民利用互聯網非常方便地得到比其他傳媒得不到的資訊。另一方面，互聯網又是公眾發表言論的最方便的平臺，這一平臺打破了精英階層壟斷公共發言的局面，使公共發言越來越平民化。大陸近幾年發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事，無一不在互聯網上接受民意的評判。
所以，民間對這些文字獄的強烈關注，才能形成網路輿論潮，並在大陸報刊上變成長篇報導和時政評論，《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中國青年報》等一向開明的報刊進行追蹤報導和連續評論，就連中共喉舌新華網也對文字獄連續發表尖銳時評。比如，新華網發出的署名王平的時評《“文字獄”主角為何都是縣委書記》，一時間成為被各大網站爭相轉載的名篇。在“百度”查索這幾起縣委書記製造的文字獄，所有條目加在一起高達十萬條以上；僅“百度”《“文字獄”主角為何都是縣委書記》一文，條目就有5580條。
不論什麼性質的文字獄，只要能夠在國內媒體上公開化，必然引發大陸民間輿論的強烈關注，從而產生一定的救濟作用。雖然，這種輿論救濟對受害人還無法產生令人完全滿意的效果，對加害者的司法追究也無法進行，但起碼可以取得差強人意的效果，既能使受害者解脫牢獄之災，甚至獲得國家賠償，也能使加害者受到輿論震懾，不得不收回成命並道歉，甚至讓上級採取行動，對相關官員進行行政處罰。比如，“彭水詩案”和“高唐貼案”的受害者走出監獄並獲得賠償，“朱文娜案”的製造者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被勒令辭職。
當下中國，儘管當局對言論的管制有時松時緊之別，但民間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卻始終如一且不斷發展，比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民間就每一起文字獄發表的公開信，簽名者少則幾人、十幾人，多則幾十人。進入互聯網時代，這樣公開信的簽署者，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甚至幾千人。比如，聲援“南都案”受害者的公開信，僅在新聞界徵集的簽名就高達三千多人。正是在國內外的強大輿論的壓力下，“南都案”的四個被捕者，鄧海燕和程益中才能在2004年8月先後獲釋，官方給出的理由是“證據不足”；李民英和喻華峰才能先獲大幅度改判、繼而獲大幅度減刑，李民英在2007年2月12日提前出獄，喻華峰在2008年2月8日提前出獄。
反抗文字獄就是直接爭取言論自由，不僅是維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其他領域的維權活動的第一工具，輿論維權幾乎成為各種類型的民間維權的基本前提，或者說，幾乎所有的民間維權都要通過網路訴諸於公開的海內外輿論。無論是個案維權還是針對某一惡法的維權，只要能在國內形成公共輿論，就既可以產生權利啟蒙的作用，也能夠產生輿論救濟的作用。近年來的民間維權經驗證明，凡是取得某種差強人意結果的個案維權，首要的突破口就是爭取曝光權、知情權、言論權和新聞自由。也就是說，即便在言論管制依舊的當下大陸，民間輿論和開明媒體也能起到一定的輿論救濟作用，使一些引發國內外輿論廣泛關注的人權案得到差強人意的結果。甚至有些被封鎖的政治敏感度高的文字獄個案，如劉狄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冰點案等，民間的輿論維權也能取得有限的救濟成果。
即便官方想方設法地管制網路，不斷出臺管制性的法律法規，投入鉅資建造網路“長城”和越來越龐大的網管隊伍，為了引導網路輿論而雇用網路寫手，但民間網站和網路民間的自發成長仍然難以抑制。特別是自由主義知識界更是充分利用網路傳媒，人文領域的各個領域幾乎都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民間或半民間的網站，甚至一些由官方媒體所辦的網站，如《強國論壇》、《新華論壇》、《中青線上》、《南方網》等等……也有大量批判現存制度和高層決策的言論存在，形成了頗為可觀的網路民間社會。
網路民間的日漸成長，也讓一些比較開明的官員借助網路來表達其親民姿態。比如，在08大雪災中，幾十萬人淤積的廣東火車站成為媒體的焦點之一。為了緩解滯留人群的情緒，2008年2月月3日，新上任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和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新聞網站“奧一網”發佈了《致廣東線民朋友的一封信》。此信不僅應用了線民熟悉的互聯網語言，而且罕見地肯定了線民對政府的批評言行。該信表示：許多線民朋友“有知識、有思想、有熱情、有銳氣”，面對近期罕見的雨雪冰凍災害天氣，許多線民提供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成為支援我們決策的重要基礎”； “對於共同關心的話題，我們願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對於我們工作和決策中的不完善之處，我們也歡迎大家‘拍磚”。”
個別官員的開明並不能改變制度性的封網，中共意識形態衙門出臺越來越多的網路法規，投入鉅資建造“網路長城”，組建龐大的網路員警隊伍，專門培養和雇用網路寫手來引導輿論，但是中共的封鎖也擋不住境外的網路傳媒，境外開發的破封網軟體被越來越多的大陸人所用。通過把世界連成一體的互聯網，國際輿論對大陸公共事務的參與越來越深入，影響面也越來越廣。境外媒體為大陸線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資訊，大陸一些敏感的異己人士的言論也通過境外網站傳向境內。
儘管在資訊不透明的大陸，很難估價這種公共輿論的參與對政府決策的量化影響，但是民間通過互聯網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正在迅速擴張，並且對社會萬象、公眾人物甚至政府行為產生影響。僅就2007年而言，就有“最牛釘子戶”、“黑磚窯”、“聶樹斌案”、“彭水詩案”、“城管打死人”、“廢除勞教建議”、“西豐案”等多個公共輿論潮，以至於，2007年也才會被稱為“公共事件元年”或“民意年”。
現在的大陸，以專制權力為後盾的言論管制和以社會多元化為基礎的不斷拓展的言論空間同時並存，遂使公開挑戰政權的道義英雄式的衝動和行為極為罕見，而不唱高調而踏實做事正在成為民間的主流。這些人既具有的自由主義常識和動手做實事的能力，又善於巧妙地策略地進行抗爭和自我保護，在大環境暫時無法改變的給定條件下，他們還要想盡辦法改變周圍的小環境，哪怕有些辦法在道義上顯得不那麼徹底，但也是爭取言論自由的有機組成部分。網路民間不斷突破官方言論管制、拓展民間言論空間的不懈努力，正在一釐米一釐米地擴張民間的言論空間。這種民間動力，正是在中國實現言論自由的最大希望所在。
在目前的中國，儘管相對于毛時代甚至相對於九十年代，以上人權個案的處理結果，開始顯現出民間輿論壓力的作用不斷增強，但離制度化的人權保障及其救濟還相距甚遠。民間維權的輿論救濟還只是自發性的、體制外的、分散的、甚至隨時可能被獨裁政權定性為非法的，但官權通吃和民間沉默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毋寧說，這是光明與黑暗、抗爭與壓制並存的時代，官權的黑暗已經無法完全遮蔽民間的反抗之光。每一次官民對抗——無論是個人性的還是群體性的——都越來越顯露出光明和抗爭的自發力量與黑暗和壓制的內在虛弱。
2008年2月19日於北京家中
《人與人權》2008年3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