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柏年、劉宇晴台北報導）第一屆「中國苦難文學國際研討會」在三天熱烈的討論中圓滿落幕。袁紅冰欣慰的表示，透過這些天的交流，流亡海外的作家、大陸的作家與台灣的作家，彼此之間有了很好的交流。海峽兩岸能夠以文學的話題為契機，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從這場研討會中無論是台灣或是對岸，與會人士都期待在重重苦難下的文學藝術，能被世人更正確的認識，與會人員一致希望擁有自由創作的權利。
研習會結束，有些人趕搭飛機回去，但仍有十多人珍惜這次來台灣的難得機會，昨天並到桃園大溪藝文中心和台灣著名詩人羅靑一起進行詩歌朗誦表演，隨後並參觀鴻禧山莊。
對於台灣的印象，與會人士都表示自由民主的台灣保有優良的中華傳統文化，百姓善良親切熱情，環境乾淨整齊，一名來自香港的女作家更是稱讚台灣的計程車司機素質高，每個人都能夠講出一番道理，為台灣做了很好的外交工作。
清華大學的李宗慬教授受邀參加研習會的，她感覺非常有趣，深富意義。她說，中國流亡文學可以說從第一位詩人──屈原開始。在以前專制帝王的時代，迫害流放文人的事件所在多有。例如蘇東坡被流放到海南島、柳宗元一生充滿了怨意與孤獨。還有一些是不認同、主動選擇被流放的，例如像伯夷叔齊。」
李宗慬以歷史上苦難文學人物的典範，來比較與解讀當代流亡與移民作家的意義。她說，如今，政權不等同於國家的概念。現代流亡的作家可以選擇不認同政權，大家在台灣坐在一起認真的討論，以個人的經驗與學術背景來認真的討論，這是很難得的一件事。
談起此次研討會的緣起，「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發起人袁紅冰表示，由於中國惡劣的政權，製造了心靈巨大的苦難。因此 2006年他與一群朋友便展開推動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並以「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創作、自由的表達」為創作的宗旨，獲得了廣大的迴響。2006年11月，「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在墨爾本開了第一次年會。2007年在新西蘭召開第二次年會。這一次在台灣舉辦意義非凡。袁紅冰說：「這次會議是繼上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見證中共暴政之下，舉辦規模最大的一次關於自由文學的研討會。」
袁紅冰說：「我指的苦難，主要指的是心靈的苦難。就是在一種不自由的狀態下，人們的心靈被滅絕，良知被滅絕，人性被迫獸性化，就在這個過程中人心靈感受到的苦難。」這些苦難激發他文學創作的歷程，有著蒙古人血統的袁紅冰談到他的創作源起：「我十八歲的時候，親自目睹了文化大革命中，蒙古人所遭受的政治大迫害。那次迫害，中共以殘暴的方式，滅絕蒙古人文化精神。當時，面對蒙古人強大的苦難，我就對著蒼天、對著大地發誓，我此生一定要讓這些在中國暴政下死去的人們的靈魂重新再復活，讓那些美麗而高貴的生命通過我的作品，成為不朽。所以我從十八歲就開始寫作了。」
袁紅冰的創作與中國大地上發生的苦難密切相關。袁紅冰說：「我創作的『金色的聖山』是講藏人的苦難。那是有一次，我在西藏漫遊的時候，看到一道骷髏牆，那是西藏在59年的大起義中，被中共屠殺的藏人頭顱所砌起的牆。當時我就對著那面牆、對著一個一個頭顱黑洞的眼框看過去，我感到幾乎每一個黑洞的眼光都飽含著一種熱望，希望我寫出他們的苦難故事，希望通過我的筆，使他們得到復活。這樣促使我下決心創作『金色的聖山』這本書。另一本書『回歸荒涼』，是以中國當代高級知識份子──北京大學知識分子的墮落為背景，描述高貴的生命在整個國家腐敗與墮落之下，最後只能回歸荒涼。別人的苦難激發了我寫作的欲望。希望能透過我的筆，讓這些屬於中國的苦難、蒙古人的苦難、藏人的苦難，昇華為自由的哲理和人性的史詩，讓苦難昇華為一種精神價值。」
「要想了解一個時代，首先要了解一個時代的文學」。袁紅冰說，中國正是一個苦難的時代透過見證，半個多世紀以來，生命的悲劇、人性的苦難，在中國大地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從一開始的鎮壓反革命、反右派運動、三年大躍進餓死四千多萬人、文化大革命、六四屠城，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的迫害到今天還在持續。不久之前又以北京奧運會對藏人大屠殺。一場接一場的悲劇不斷上演。」
袁紅冰說：「中國的苦難，可以說是整個人類有史以來的苦難，都凝聚在一起，都比不過半世紀來中國人所承受的心靈苦難更苦、更深、更重。所以說當代的中國是一個苦難的時代。在一個苦難的時代，必然召喚以心靈為主題的文學。」
法輪功遭迫害 不亞納粹集中營
這場研習會中，袁紅冰教授在苦難文學的概論中，ㄧ語道破了中國共產黨便是造成人們苦難的苦難之王。而大紀元時報更在2004年11月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揭露中共流氓起家的邪惡本質，這使得越來越多人了解中共面目，加速了中國大陸的退黨大潮。
中共在六四大屠殺之後，接著1999年後，為鎮壓法輪功所投入的財力、物力和人力難以估量，這是目前在中國也是全世界最大宗、最嚴重的受迫害團體。法輪功問題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最大的社會問題，無論是鎮壓的廣度、深度還是殘酷程度，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就職於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目前流亡澳洲的年輕女作家曾錚以自身的經歷寫了《靜水流深》一書。書中記述她修煉法輪功慘遭迫害，見證中國610勞教所內不亞於納粹集中營的血腥殘暴內幕。
這次獲獎的北京律師高智晟，出身中國陝北農村是一名基督徒，2001年受中國司法部表彰為「十大最佳律師」，享有「維權律師」稱譽。由於他堅守正義，為受迫害法輪功學員說公道話，目前受到中共的迫害，勇敢的他勸告瞭解內幕真相的中國人，只需你們用良知和記憶記住那些手中沾滿了無辜人民血痕者的姓名，記住那些執行對公民的打壓過程者的姓名，你就是正在積累你的財富和未來整個民族對你的尊重。他在《神與我們並肩作戰》書中也揭露了中共的真實情況。
詩歌刊物延續地下文學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 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黃翔」，詩人貝嶺在發表會上引述黃翔的一句詩句，點出了文人在極權下創作的苦難、勇氣與精神。
對於台灣與海外自由的創作人士來說，「文學與藝術」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但是在大陸威權封閉的體制下，打壓出版自由的環境裡，這一群文人簡直就是以熱血與生命，換取創作的自由。海外出版就是唯一可行之路。
文革之後發展的「星星畫會」與「一行詩社」，就是在1980年代以後，兩個以地下型態，致力文藝創作多年的重要社團。
遠自紐約而來的詩畫家嚴力，當時不被承認的新銳藝術創作家是星星畫會的成員之一。他在會中發表論文「詩歌刊物《一行》所延續的地下文學精神」時，就談到當時創作的困難：「大概在1980年前後，所有的民間刊物都被休刊了。當時的地下詩人有過一個風潮，油印自己的詩集，當時中國最好的詩人們就這樣弄出了自己的詩集。當時中國最好的詩人們，就這樣弄出了自己的詩集。」基於對藝術的熱愛，很多詩人就以油印、甚至手抄的模式，傳寫這些詩。
來到海外的嚴力，為了延續這文學生命，1987年5月，在紐組織了「一行詩歌藝術團契」，主要搜集大陸詩作並發表，迄今已有500多位作者作品發表，連同港台海外藝術家共780位。
在此會場外，展出了一些當年在文學與詩人的地下作品。詩人貝嶺在介紹時，一頁頁的翻著說：「我在1983年出了第一首詩集，現下看了很感慨……。現下都覺得恍如隔世啊，你看，這是獻給一個當時贊助的一個人，這個都是版畫，都是油印，1983年的第一本詩集，那個時候在中國，我們感受到太大太大的苦難。文革以後的貧困和對於地下刊物、文學的執著與熱情，促使我們不斷創作。那真的是青春時候的情詩啊。」
「那個時候，那個時刻我們才有地下刊物這些東西，現下沒有了，都放到網路上了。那個時代地下文學就是苦難文學的一部分，會被警方傳訊，嚴重的話還會說你非法出版。2000年，我還以非法出版被捉進去的。」
早知的文學家往往是時代的先驅與良心，也因此在炎威的時代，注定遭受苦難的命運。貝嶺在翻閱多年前的舊作時，不由嘆道：「當時我還很年輕啊，才廿多歲，我已經寫了『我知道我將歷經滄桑』，似乎已經預言了自己的命運。」
在省思地下文學的意義時，貝嶺說：「中國大陸過去的詩歌或是80年代的詩歌，很多主題是關於苦難。台灣在60、70苦難的主題也越來越少了，和中國一樣，詩歌脫離苦難而趨向了「性欲」的主題。我認為那些年代也是說明了那是我們寫出最好最有情感的詩歌的時代。
現下那些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想到這裡我也很感傷。我希望有機會我們能有一個對過去時代的回顧與了解，讓台灣的讀者或讓台灣的詩人，也能知道在我們和他們不能夠見面的時代，我們寫了甚麼，我們很可能編成一本書，那是我的願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