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8日訊】貴州省檢察院檢察官提審我時說我是一個「道德品質非常好的人」，起訴我的檢察官在庭上庭下都承認我「的確是個好心人」。一個法警在開庭前說的話，更是讓我感慨萬端：我以前就知道你的，你現在的事我也知道究竟是怎麼回子事——其實，你是一個只知道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會轉彎的正直好人。
我希望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到瞭解我的朋友、同事、鄰居，尤其是喜歡我文章的讀者，以及我報導、幫助過的貧困生中間去微服私訪一下，看看我被投入「人民監獄」之後，人們對公（國）檢法，對「人民政府」，對你們的黨的評價指數，下降了多少。或者搞一個民意測驗，看看有萬分之零點幾的民眾支持你們因為四篇文章判一個人兩年刑，看看人們因此對受迫害者有多同情，同時又對以好人為敵的你們又是有多麼的不齒。
人們的情感是樸素的：我們雖然不瞭解你做的事，不知道你究竟是怎樣得罪了共產黨，但如果連你都是壞人，天底下沒有好人了。我在被提審時也多次如此向提審者發問：「既然你們都說我是好人，那我問問你們：以好人為敵的人，只能是什麼人？只能是壞人，對吧。我敢鐵板定釘地說：我絕對不會因為你們的抓關判而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你們呢，你們後面的勢力呢，敢這樣說嗎？」
這是判我為敵的第一大悖論。
法院倒行逆施的違法判決，使得共產黨陷入了更加尷尬、更加被動、更加不義的境地。公（國）檢法實際上是光著屁股打老鼠（本人屬鼠）——只要命，不要臉，包括自己的臉、黨的臉。顯然，真正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國家安全構成顛覆威脅的行為，正是公（國）檢法對我、對所有思想犯良心犯的抓關判。這是第二大悖論。
第三大悖論是，檢察官、法官大人們，你們知道好人李元龍在監獄裡面對「重新做人」的勞改目標是有多麼的哭笑不得，有多麼的無所適從嗎？請看他在無可奈何中寫的打油詩：
幹部管教是好的，
點頭直如雞啄菜。
重新做人也容易，
棄善從惡就行塞。
是啊，要讓一個好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除了「棄善從惡」，還有其他路子嗎？沒有。
正如律師為我寫的辯護詞裡所說的那樣，悖論之四是：真是抬舉李元龍啊，原來李的幾篇文章能「導致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及危害結果的發生」，李元龍的文章豈不成了精神原子彈？並且，互聯網上比李的文章更深刻、更激烈的文字每天都浩如煙海、廣泛流傳，真有如此效果，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豈不早就灰飛煙滅？怎麼至今堅如磐石，而且有能力把李元龍關進大牢？對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構成了危害」，有何根據？25人次回復，有些人還有不同意見，就能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造成危害」，那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豈不成了風吹吹就壞的「林妹妹」？判決書這樣對我國的國家政權進行「自我鑑定」，豈不是對其合法性及其穩固性的極度不自信，對執政黨執政能力的極度不信任？
悖論之五：判我有罪相當於貴州省搞「一國三制」。我的一審判決下來後，許多過於天真的人根本不相信這是真實的事：造謠可恥，都什麼時代了，哪有就因為四篇文章判人兩年刑的荒唐事。外省比我尖銳、激烈，「煽動」、「顛覆」的文章多的是，但他們都平安無事，許多人因此驚呼：四篇文章就判李元龍兩年刑，那我們豈不是要被判幾十年、幾百年？都處於一個憲法、一部刑法的管轄之下，「夜郎國」司法部門執行起來，差別之大，簡直是在搞一國三制啊！
把我這樣的人與販毒，殺人，強姦者關在一起，使得我成為了這樣的人的「同志」，這是何等的一種糟踏、作踐斯文，戕害正義和善良的卑劣行徑。我成為囚徒，除了親人，誰會難過？認為我的文章好歹說了幾句人話的讀者，還記得我的貧困學生和家長，尤其是那些嚮往真理和正義的人們。誰會高興？那些因我的「反面報導」 而記恨我的單位或個人，那些被我爆過光的不法之徒，只想文人吹嗩吶抬轎子的官僚黨棍，以及只要記者「幫忙」，就怕記者「添亂」的政客。保護「國家安全」的好事，卻辦成了如此滅正義威風，長邪惡志氣的咄咄怪事，這不就是悖論之六了嗎？
實質上，我的文章是對事不對人，也不對黨的。我在《在思想上加入美國國籍》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無中無外、無東無西，道之所存，師之所存。正是秉承這樣的思想觀點，我在《生的平凡死的可悲》一文裡，既譴責了共產黨使用政治童工的非正義性，同時也譴責了國民黨屠殺劉胡蘭的殘暴性。我痛恨的，只是那些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借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的殘暴行徑。也正是秉承這種人文理念，我十分尊重過去，以及現在那些心口如一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共產黨人，我堅決反對過去國民黨迫害共產黨人，我堅決反對今天的共產黨人迫害共產黨人，我還堅決反對今後的任何人迫害共產黨人。
悖論之七由此形成：我小小一介草民，也有這點胸懷，難道具有7000萬之眾的世界第一大政黨，怎麼就如此要和我，和四篇文章過不去呢？我的罪名一天不撤消，相關責任人不受到追究，這豈不是在向天下人昭示：那碩大無朋的中國共產黨的那點雞腸鼠肚，胸襟就是遠遠地不如渺小如蟻的李元龍！
我的《在思想上加入美國國籍》等四篇文章，以及我因為這四篇文章被判刑的事，我巴不得在你們的《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所有的媒體刊登、報導出來，而事實早已證明，你們不僅不敢，甚至是萬分害怕在自己的媒體上公開抓、關、判我的事，也不敢將對我的起訴書、判決書、裁決書等在媒體上公開發表。黨報出了個 「攻擊、誹謗、詆譭」共產黨的人，從新聞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人咬狗，很有新聞價值，為什麼，別說藐小如《畢節日報》，便是龐大如《人民日報》，也如同又聾又瞎又啞般地沒有一個字的相關報導？保護國家安全，手持憲法法律的你們偷偷摸摸，賊頭鼠腦，危害國家安全，作為犯罪份子的我卻顯得坦坦蕩蕩，光明磊落。這是悖論之八。
我的父親至今仍然是中共黨員，我的妻子也還是人民教師，我的兒子也還算是祖國的花朵吧，可是，我卻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判決成了黨和人民的敵人，也即說，我和我的父親，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成了法律意義上的敵人了。可是，我這三個「敵人」，他們是世界上我落難期間最關心，最體貼我的三個人，反過來，他們當然也是我落難期間最思念、最牽掛的三個人。世界上，有如此相互為敵的人嗎？
這，就是悖論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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