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7日訊】
請參看中共中央最近解密的反胡風－肅反運動檔案：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毛澤東批覆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的《關于開展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報告》，指出要以“工人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争來對待”。
同年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毛澤東寫了序言和二十七條按語，在按語中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勢力派别，一個地下獨立王國。
同年六月十八日，毛澤東作出指示：“要旗幟鮮明，從政治上、組織上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展開運動”。
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定胡風爲“反革命”、“反革命集團”及“展開運動”，出現了嚴重分歧。經五次表決，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員中，七名同意、四名反對、二名棄權，獲得通過。七名同意者爲：毛澤東、朱德、董必武、康生、林彪、林伯渠、張聞天；四名反對者爲：周恩來、陳雲、彭真、彭德懷；二名棄權者爲：劉少奇、鄧小平。
宋慶齡、李濟深、沉鈞儒、黃炎培等黨外民主人士緻信中共中央、毛澤東，反對接連展開社會政治運動，不利于國家團結、振興、建設、統一。
同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展開鬥争，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内開展了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
七月十五日，毛澤東再作指示：要堅決肅清反革命，鞏固無産階級專政，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強化無産階級專政”。陳雲在會上認爲：“不應當對敵情估計過于嚴重，使政策界限不清，社會人心很緊張不安”。毛澤東在會上問陳雲：“什麽不清，誰緊張？誰不安？你代表了什麽階級利益？”會上劉少奇提議進行表決。毛澤東說：“要表決，召開黨中央全會；否則，請老蔣返回南京表決。不要搞那種假民主！”
肅反運動到一九五六年底結束，運動中逮捕了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人，判死刑二萬一千七百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人。
注：本文提到的“非正常死亡”是指被迫自殺，在鬥争會上或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監獄、勞改中折磨緻死。（轉自《争鳴》2005年12月号）
７，反對崇蘇媚蘇的“一邊倒”
人民日報，6月20日載，章伯鈞說:“蘇聯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
《右派份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中有:“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數學家，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鍾孫在本校刊物《師大教學》上發表了題爲《中共失策之一》的文章，說：“。。。。。。對知識份子的失策，也許這是中共近幾年來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個運動名目不叫鬥争，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份子就心驚膽跳。對于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那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份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份子究竟造了什麽孽而緻會遭這麽大的禍殃。地主之所以爲地主，資本家之所以爲資本家，必然是有剝削行爲，有罪過。我們能夠說知識份子必然有罪嗎？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樣來對待知識份子的。所有的報章雜志上所寫的，報告會，讨論會上所說的，隻要一提到知識份子，必然戴上帽子‘舊知識份子’，‘小資産階級知識份子’，‘資産階級知識份子’，很少單獨提知識份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識份子所感受的待遇與中共所标榜的知識份子政策幾乎完全相反。這能怪知識份子得福不知感嗎？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這能把責任完全委于下級嗎？下級的普遍偏差與上級的領導無關嗎？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來四海之内有那一個地方知識份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識份子對中共離心離德而中共能夠達到建設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的目的。現在的知識份子與中共既無冤又無仇爲什麽不利用？知識份子願爲中共效勞，因爲爲中共效勞也就是爲祖國效勞，爲人民效勞。。。。。。自然中共會說，我現在是用了。。。。。。但打着用，罵着用，叫知識份子成天用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難道這也是一種政策嗎？
“就知識份子說，養着他而不聽從他的意見，就是所謂‘豕交獸畜’的待遇，是知識份子所不甘受的。知識份子的氣節是從古以來所鼓勵的。共産黨在曆次運動中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份子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認爲這是很大的隐憂，無形的損失。”
經過中共對知識份子政治上打，騙，經濟上贖買，傅先生所說的“隐憂”已成“顯憂”，“無形的損失”已現形得令人觸目驚心。君不見，“士可殺而不可辱”，“不自由勿甯死”，分别代之以“既可殺又可辱”，“能活着甯跪着”！君不聽，被強奸後的知識份子在叫喚：“現在是曆史上XXX最好的時期！”這裏的“XXX”，代表人權，民主，自由。。。。。。總之是“樣樣都最好，真使人陶醉！”
我素來是很尊敬老前輩傅鍾荪教授的。在我劃右派的前一個月，他所主編的《數學通報》雜志上，還發表了我一篇論文。當時共産黨對他，出于統戰的需要，在表面上還是很尊重的。他在文章中所表達的對共産黨對知識份子人格侮辱之義憤，我認爲是屬于“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不平之鳴。而知識份子們在自身難保的逆境中，仍念念不忘憂國，憂民，憂國格，憂個人人格。夫人格者人權也；在不同學科上又有各自的表述：哲學上是指主體，人之爲人的資格；教育學，心理學上指個性；倫理學上是指道德品質；法學上是指一個人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共産黨在“人格”的所有意義上，都對知識份子進行了全面的糟蹋。傅先生所指出的不堪忍受的如上種種，共産黨卻以更加倍的惡劣還給他，如他說的戴在知識份子頭上的帽子，是“舊”，“小資産階級”，“資産階級”；現在加給他老人家的是“資産階級右派份子”這頂定性爲反動派的帽子。
這位傅先生就着國格寫道：“毛主席号召學習蘇聯之後，請來許多蘇聯專家，中國知識份子不論老少都虛懷若谷，參加學習。這在中國知識份子說來就算是很難得的了。因爲知識份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的想法。但是，近幾年來，高等學校請求聘請蘇聯專家時，高教部都責成學校要有計劃，有準備，其中一條，要準備好繼承人。爲了學得快，有的學校就指定教授作培養對象，作繼承衣缽的人，以便蘇聯專家回國之後，還能傳授蘇聯專家學業。對這辦法我曾提出過異議。我認爲，我們也是一個國家，既然稱這個人爲教授，那培養他的人勢必要比教授高。即使這個中國教授非常謙恭，有雅量，蘇聯專家也許不好意思吧！再說在國際上往來，也要替中國教授留體面，也就是替國家留體面。”
說實在話，當時在“一邊倒”的國策下，還講什麽人格，國格！中國在蘇聯面前完全是奴顔婢膝，一副洋奴相，漢奷相。說蘇聯一句不好，就是反蘇，反共，反人民。一位中學教師對實行五級記分法（所謂蘇聯先進經驗）想不通，說：“還是百分制好。”就這就打成了右派。實際上，用也可，不用也可，記分制和政治是絕對的兩碼事。據說，五級記分法是從沙俄時代遺留下來的。一點也不沾“蘇維埃”的邊，中共竟奴性十足，趨之若骛，不分青紅皂白。共産黨罵蔣介石是洋奴，賣國賊，美帝的走狗，是絕對地無恥造謠；說給毛澤東，倒是符合事實的。中國的任何一個朝代對待外國，都沒有像共産黨對待蘇聯那樣，一切以蘇聯的是非、利害爲轉移；用蘇聯今天的模子，來鑄造自己的明天；劃右派的六條标準中，隻要有對蘇聯不利的言行，就得宣布爲自己國家的敵人___右派份子；隻要對外國洋人馬嗯驢嘶學說稍有懷疑，就要定罪；有當走狗、當洋奴，當得如此下作的嗎？
昆明航空工業學校兩名學生許其武、童紉卿寫大字報:“今日新中國向蘇聯一邊倒”，“飛機以及各種武器皆是自蘇聯買來的，專家顧問也是蘇聯人……我們覺得一個國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國人手裏，總是不好的，遲早要出問題的。不問同主義不同主義，人種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蘇聯是如何的好，他總是外國人，絕不是中國人……共産黨昏迷沉醉，死投于蘇聯懷抱中，必有亡國滅種之一日。”（轉引自《陽謀》第143頁）
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闆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爲《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麽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斥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一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在中國境内，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麽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号，呼籲“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同上）
着名人權活動家、原北京地質大學學生吳弘達在他的回憶錄《昨夜雨驟風狂》中說:
1957年一月，我在一次班黨支部組織的讨論會上說:“從國際主義的立場講，蘇聯紅軍支持匈牙利政府鎮壓反革命是有理由的。但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一個政府派軍隊到别的國家去，這是否符合國際法？”這幾句話應不算趁“百花齊放，百家争鳴”運動向黨惡毒進攻的“右派言行”，因爲當時還沒有開展“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政治運動。
同年三、四月，中共開展“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政治運動，鼓勵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要求大家給黨提意見。不說還不行，不說表明對黨的号召不響應，政治立場有問題，就是不許不說話。這點與國民黨統治大有不同，國民黨是不許說話，若奉行“莫談國事”就太平無事。“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就是後來毛澤東說的“陽謀”，目的是“引蛇出洞”。
……
團支部書記馬景信找了我好幾次，要我去整風座談會發言，我真是沒有興趣，最後，還是在周圍十分踴躍給黨提意見的氣氛中去了。我在整風座談會說了這麽幾句話:“在我們班裏，逢到開會，支部書記就以‘同志們，同學們’開場，這意思，你們黨團員是同志，我們非黨非團的就是同學了，這好似我們一般同學是二等公民了。”我又加上:“毛主席說，凡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都是同志。我們上街買東西，上公共汽車買票都互稱同志，怎麽到你（指支書）這裏我們就不算同志了？”我的班上有七個黨員，十六個共青團員，剩下七個包括我是“白闆”。要知道“同志”在當時是多麽高貴的一個稱号！七位“白闆”同學自然有壓抑的感覺。
1957年十月，學校黨委宣布我是一個“反革命右派份子”。主要罪行有二條:第一條，惡毒攻擊我國政府的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聲稱蘇聯出兵匈牙利鎮壓反革命是違反國際法；第二條，惡毒挑撥黨群關系，聲稱中國共産黨把人分爲兩等，挑動群衆對黨不滿。因爲我的階級出身是資産階級，所以順理成章地被劃爲“資産階級反革命右派份子”。（頁43）
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黃琪翔抨擊蘇聯的政治制度:“蘇聯制度，無論黨内黨外，皆無民主，絕對是黨、階級和領袖獨裁。我們到蘇聯去考察，所得的事實是如此。它那種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蘇聯人民的……。人民窮困，物質缺乏，物價高昂，生活不易。社會主義不過是宣傳而已，其實行不通……人民失了望而不信仰，故到處設了集中營的黑牢，凡一人反社會主義，全家以及親友可以連罪。這種社會古今中外也沒有聽聞過。中國共産黨以蘇聯爲領導，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也弄到黨内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動辄鎮壓和肅反……這都是蘇聯式的政治制度，向蘇聯看齊學來的。實在太危險了。”（《陽謀》，頁146）
光明日報，5月19日載，華中工學院副院長劉幹才批評高教部:“……曾這樣強調:‘百分之百學習蘇聯’、‘不折不扣學習蘇聯’……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一概加以否定……鬧了不少笑話。譬如有些東西蘇聯沒有的，而資本主義國家卻有的，我們就閉着眼睛加以批判，結果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們就隻好解嘲一番。”
前面本文曾述及蘇聯以承認“滿洲國”換取日本承認外蒙古“獨立”。爲此，救國會的領導人發出緻斯大林的抗議信。毛澤東去蘇聯給斯大林祝賀七十大壽的時候，以救國會宣告“自動”結束，作爲取悅主子，欣然同意主子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的見面禮。在大鳴大放中，很多人提出蘇聯損害中國利益的問題，例如，抗戰勝利後，連我都參加過的反對蘇聯在東北掠奪财物，強奸婦女的大遊行，其中光是搬走的機器，價值就有數十億美元。誰提就是反蘇，就符合了毛定的劃右派六條标準中的一條。
人民日報，7月14日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1次會議上，常務委員龍雲發表了這樣幾點意見：1，抗美援朝戰争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第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債，有的美國不要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年以内還清，時間過短還要付息。建議延期二三十年歸還，藉以緩和國内緊張。中國爲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3，蘇聯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
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批評龍雲“企圖抹殺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在大會的小組讨論中對龍雲進行了批判，其中的大話，空話權且置之不理，單就他對蘇聯運走我國的機器，來看這類物件們的賣國嘴臉。他認爲蘇軍當時這樣做是必要的，當時國民黨正在進攻東北，蘇聯運走的機器多是軍火工廠裝備，龍雲是不是主張把這些軍火廠留給國民黨政權制造槍炮來屠殺人民呢？
我們撇開個第一個問題：如果假定蘇軍單是有選擇地運走軍火工廠設備而不是運走所有工業設備，那麽，是否就是應該的和必要的？我們倒要問：當時蘇軍運走什麽和沒運走什麽，是否中共授權你當場進行了清點？否則你怎麽會知道得如此清楚？夏衍在他的《懶尋歸夢錄》第559頁寫道:“蘇軍運走了所有日僞留下來的工業設備，則是連塔斯社也不能否認的。”夏衍面對群衆反蘇大遊行，說：“這一次蘇聯對盟友的掠奪行徑，卻給了國民黨以一個反蘇，反共的機會。說實在話，即使在當時，我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當娘都不否認自己養漢的醜事時，其中一個共黨黨員還沒有被賣國主義搞得鬼迷心竅，還知羞恥，“心情也是很矛盾的”。梅益卻拍着胸脯作僞證：我保證娘進行的是正當的性行爲！這裏，我要批駁右派對中共人事政策的指責，我要爲中共辯護：中共是知人善任，讓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難道你能找出一個人比梅益更适任廣播事業局局長的職責嗎？另一個是關于“新民會”------不，現在已換了新招牌，叫做“中蘇友好協會”，它的幹實事的總會秘書長的任命，也是打着燈籠才能找到的幹練之才。錢俊瑞秘書長直斥龍雲“放肆地挑撥中蘇關系”：“龍雲先生，你參加多少次的人大會議，人大常務會議，政協會議，最高國務會議，以及各種各樣的會議和座談會，你難道連蘇聯對我們的貸款是幫助我國的建設，利率很低，甚至沒有利息，這一點還不知道麽？。。。。。。而且，你難道不知道，解放以來，蘇聯政府給我們的工業設備，不論在數量上和技術上不知要超過那些（白拿走的）舊有的裝備多少倍麽？”
這裏我們先不辯白是否“超過”；而是首先弄清“給”是否像“白拿”一樣“白給”，即媒體上大吹大擂的所謂“無償援助”呢？
秘書長爲蘇聯大唱贊歌，什麽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呀，什麽沒有壓迫，剝削，窮困呀，什麽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呀，什麽平等對待各個國家，民族并扶助弱小民族和被壓迫者呀！并曆數對我國長期的，全面的，無私的援助。我們的秘書長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蘇聯政府和人民長時期來對我國革命和建設這樣真誠無私的援助，真像天一般大，難道右派份子果真是一手遮天麽？”（參見人民日報，7月16日）
大約是在1964年2月底，這時我已被解除了勞動教養，交農村監督勞動，這天晚上，有線廣播喇叭裏發出“中共中央”，是的，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我們不能不指出：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并且主要是通過貿易的形式進行的。。。。。。。還應該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價格來說，是貴得多的。。。。。至于蘇聯對中國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份，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份，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戰争之中……長期以來，我們每年都在爲蘇聯的這些貸款償付本息，它占去我國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的份額。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戰争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這封信雖表達的是龍雲的意見，但肯定不是龍雲起的稿，因爲他早已“輕于鴻毛”了。是否錢俊瑞起的稿？不得而知。不過，中共中央應向人民實事求是地交代一句：“本黨過去關于中蘇友好的一切宣傳，完全是忍痛撒的彌天大謊，讓它就像狗屁一樣一風吹掉吧！至于錢俊瑞，撒中蘇友好之謊，可移作它用，繼續發揮撒謊的一技之長。”
1957年中共在大陸“整風”，鄧祜曾已在重慶某中學任教。在一次中學教師集中參加整風的座談會上，鄧祜曾坦誠地認爲“中國也有個人崇拜”，并且批評糧、油、棉實行統購統銷，違背了價值規律；批評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是崇俄媚外。還說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爲啥還要立一個大胡子洋人作祖宗？這無疑成了他“惡毒诋毀”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中共内外政策的右派言論，當然也就是不折不扣的資産階級右派分子。（李才義
《呼喚右派難友鄧祜曾》，中國信息中心《》）
罪在大巫。毛把“一邊倒”定爲重要國策，誰敢不跟着起舞？現在毛跟蘇共鬧翻了，暴露了自己過去賣國，媚蘇的醜惡罪行，也暴露了反咬右派是“一手遮天”，實屬于豬狗不如的破鞋罵别人:“蕩婦”。要知道直到網路時代的今天，中共仍在垂死掙紮着要堅持“一手遮天”。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海外竟有人把毛的反蘇（實際是反赫魯曉夫要改革的‘蘇’，死心踏地僵持擁護斯大林主義的“蘇”）視作民族主義英雄。其實這頂桂冠是理應贈予右派份子龍雲們的。
曆史事件的本質是，蘇共君臨中共，蘇聯壓迫，掠奪，敲榨中國主要是斯大林時代，斯大林不僅是殘暴統治本國的罪行犯，而且是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如果在蘇聯清算斯大林令人發指的罪行時，毛澤東有動于衷，起而反對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曆史将功過分明地給毛記上一筆：“毛澤東曾愛過一次國。”可惜毛澤東在斯大林生前，吹捧有加，即便斯的“決策”對毛大大不利，毛也隻能陽奉陰違，把氣出在“中國同志”身上。斯死後，毛還專門爲文《最偉大的友誼》（很容易使人聯想起他另一篇文章的題目《“友誼”，還是侵略？》）來紀念這位“當代最偉大的天才”，吹捧斯大林“一直是世界共産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我們圍繞着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着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并且表态，堅決支持以斯大林制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爲首的蘇共中央。說明他不是要反蘇的侵略，而是認侵略爲“最偉大的友誼”，認侵略頭子爲“最偉大的天才”；“我們圍繞着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着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學斯大林向人民開刀的血腥統治。他極力反對的是蘇聯丢了斯大林這個殺人魔王的“刀子”，是赫魯曉夫清算“個人迷信及其後果”和要進行的改革。他反赫魯曉夫對共産暴政，專制獨裁要動一根毫毛，即搞修正主義。這和他在國内搞文化大革命反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一個動機，一個本質。這能說他是民族主義英雄嗎？隻能說他是最極權的死硬派，要逆曆史潮流，抱着斯大林的僵屍扛住抵擋民主的閘門。毛處處都是:兩“壞”相權取其“最”！根本說不上是什麽英雄、狗熊！難道你見過民族英雄在異族主子的屍體面前，如喪考妣，大表忠心，又給屍體厚施脂粉，進行如此肉麻地吹捧頌揚的嗎？後來與蘇修（修！）鬧翻時，中共中央揭露的蘇聯的種種侵略罪惡，主要都是斯大林幹的。而毛澤東的民族英雄主義恰恰表現在死心蹋地維護、扞衛斯大林主義。
８，改造資産階級的問題
人民日報，6月2日載有被毛澤東後來稱爲“右派份子老祖宗”的章乃器的言論，摘要如下:
在今天繼續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談了話。他首先談到這次座談會開得很好，因大家都說了真話，把問題擺了出來，這樣就有利于解決。接着他說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從消滅民族資産階級過程中間，幹方百計地想辦法提高工商業者的政治覺悟，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以作到妥善地消滅資産階級，隻有這樣才對社會主義有利。他認爲隻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發揮私方的積極性。他說，對工商業者的改造，不能采取形式主義，有些人自認爲立場很穩，口号喊得很響亮，給工商業者“扣帽子”，甚至用打擊吓唬的辦法，壓服他們，結果，使工商業者縮手縮腳，不敢做工作，還有的不敢接近工商業者，生怕玷污了自己。這都是形而上學，沒有真正從工人階級利益考慮問題，因爲這樣就談不到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了。接着他就如何發揮和提高私方積極性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隻有六個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爲宗派主義者是不願明是非的，他靠颠倒是非來弄權，隻講親屬、裙帶關系，隻顧聽恭維、奉承。主觀主義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脫離了客觀實際，完全憑主觀想像處理問題。官僚主義者不敢明是非，他們心裏雖有是非，但怕講出來會影響自己的地位丢掉紗帽。他們隻知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或做群衆尾巴。這三者是互相統一的。他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他認爲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複辟，但官僚主義時時刻刻會在人們思想中複辟。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并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他說，爲什麽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得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爲資本家爲了圖利，善于選用人才，并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盡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别人競争。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不能做到這點。他說，隻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過提拔安排，才能真正發揮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光“重德輕才、以資代德”就會造成是非不明，調動不起來積極因素。他說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他說，關于公私合營企業裏幾種關系問題，應該明确以公私共事關系爲主，階級關系是殘餘，因階級已基本上消滅。在工作關系中，不應該分公方、私方，黨與非黨；要按職責和分工辦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隻有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可以提醒工商業者還有階級關系殘餘的存在，但也不能幹篇一律，要因人而異。如果一個私方很進步，和公方、職工的關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強調階級關系。另外，不能把階級關系當成一種壓力，去改造工商業者，隻有通過說服教育，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他認爲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接着他談到定息的性質。他說，有些人認爲定息的性質是剝削，我認爲很值得研究。因爲照剝削字面講，被剝削者應該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又說資産階級和工人階級當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對抗性，這就說不通了。我認爲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成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樣，工商業者才能心平氣和。他還說，2000元的杠子，也有重新考慮研究的必要，因爲這個數字太小了，很難劃分2000元以上的都是資産階級；2000元以下的都是小資産階級。他還談到群衆觀點問題。他說，不關心群衆疾苦的人，盡管每天都和群衆在一起，也不會了解群衆的情況，這是假的群衆路線。他對大家說，對資産階級要恨，但對資産階級分子要愛護，要抱着與人爲善，熱愛群衆的精神去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他認爲：資産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别。他還說，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消滅。最後，他談到工商業者兩面性的問題。他說，關于這個問題，已專門寫了文章，即将發表出來。他認爲，必須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營高潮，工商業者交出了生産資料，如仍教條主義地強調兩面性，這對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響。他說，哪個階級都有兩面性，工人階級也有，隻不過積極、消極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這是一個先進和落後的問題。他說，資産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質的區别。資産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隻能消滅，不能改造；而資産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剝削不是與生俱來的。他認爲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上消滅，大家正在向人類的共同本性過渡。
在工商界批判章乃器，是反右派的重頭戲。當時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是我的第一要務，看“右派言論”是我的關注中心。對那些批判章先生的左派的狂吠，總是從人格上引起我對言者的鄙夷，唯有章先生說自己是“心安理得”；大快我心，深得我心！“到處宣揚右派份子章乃器‘心安理得’。”便成爲後來劃我右派的言行根據之一。在鬥争我的八個月中，我從未像某些人那樣，磕頭如搗蒜，繳槍投降求饒命，也沒有對任何人揭發任何一句話以求立功。相反，我倒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給他們拍過桌子。有一次，在教室鬥争我時，聽到一個學生在教室外高喊:“面不改色”。我的這些表現很可能與章先生那股浩然正氣的熏陶有關系。而其沉重的代價是:“情節特别嚴重，态度特别惡劣，開除團藉，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支部書記宣布時還特别加了一句說明:“這是對右派份子的第一号處分！”
至今我仍不認爲批章先生的話有一句不是胡說八道，包括後來毛澤東說的“右派中間那些不願意改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無産階級知識份子，他就不幹，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産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産階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89）毛澤東自食其言，已成惡習。如果說你忘了，章先生是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屆中央常委會14次會議上，又公開講過的:“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指着我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産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許白色資産階級存在嗎？”多見不怪，對毛自無必要提出質問:“你爲什麽說話老不算數呢？”整個的批判會上，全是毛式的無理取鬧。
李康年重申贖買20年的主張
我是上海工商業者公私合營鴻興織造廠董事長，中國鍾表廠總經理，萃衆織造廠經理李康年，就是最近報上标題所謂“定息20年”或者“贖買20年”的建議者。
我提出了三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我主張請政府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商企業改造贖買存單22億元，收回資本家所擁有的股票或合夥議據，使資本家與企業脫離關系。存單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2750萬元，除1956、1957兩年已發2.2億元外，對資本家隻發19.8億元，多餘2.2億元，作爲對資方代理人、董監事與需要照顧的資産階級分子，給予一次酬勞或慰籍金，如再有餘額，即撥交全國工商聯，作爲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項工作，拟請指令交通銀行辦理，有不願得此項贖買存單者，得聽其自便，交通銀行得代爲暫時保存，或按贖買存單應得人之意旨，代爲捐獻，或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
贖買存單應得人既已放棄贖買存單，即是放棄剝削之表現，應得人于取得捐獻收據，或繳納國庫之憑證後，即可将此收據或憑證，作爲放棄剝削之憑證，而向工會争取入會，争取勞保待遇，經工會審查核準，給與工會會員證後，資産階級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議不能采取，則請研究第二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資産階級保管股票，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代收股息紅利定息，代辦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爲捐獻轉贈他人，或繳納國庫，按如上所述，摘去資産階級帽子。上述建議如再不能采用，則請研究第三個建議。
第三個建議請政府指令交通銀行增加代領定息業務，同時亦得代管股票，及儲蓄投資，或建造房屋，或代爲轉贈捐獻，或繳納國庫。按以上所述摘去資産階級的帽子。
此外如資方家屬的勞動就業，應責成勞動部門及專業公司妥爲安排，在贖買存單發行基本上完成後，國内公私合營企業一律改爲國營私方人員職務，即蛻變而爲公家職位，公私關系既已基本消滅，此時資産階級分子手中，隻多了一些贖買存單，其性質與國家公債大同小異，期限且較公債爲長，大多數人已經必須自食其力了，與勞動人民距離更近了,階級基本消滅了,剝削基本消滅了，贖買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業企業改造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生産資料，已完全成爲全民所有了。
自從我的建議書提出後，所受到的，多半是無理的謾罵，而得不到真理的幫助與批評。這一次到京以後，讀了千家駒同志的發言，他是中央經濟理論權威，也是我們工商界行政管理領導，他談到了李康年主張定息20年就是消極性的表現，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以外，同時還包括一個對贖買政策認識錯誤的問題。對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見與他商榷。
我的答覆是：我沒有想吃剝削飯一輩子的思想。我今年60歲了，難道我一定能活到80歲麽，孩子們多已大學畢業做醫生了，他們也不會要的，況且我的定息每月不過二三百元，目前都已買公債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難，何必要計較這些呢，千家駒同志認爲我想一輩子吃剝削飯未免武斷。
“我建議的根據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至于我建議贖買存單年期分20年，贖買金額應爲人民币22億元，定息兩字應該更正，我是有根據而不是捏造的。當全行業合營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的社論。這篇文章，我認爲是黨和國家對贖買政策的方針，亦是黨和國家對工商業者昭示了贖買政策的信條。
第一段“我國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内，基本上完成生産資料私人所有制的變革，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說明大約需要15年之期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第五段第一節“對于我國工人階級說來，最适當的正是向資産階級的生産資料實行贖買，并且不是一下子贖買，而是在十幾年的時間裏，逐漸贖買。”“分給資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紅利，資本家所得，看來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國統計，一年就有幾億人民币，積十幾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幾十億之多，用來作爲購買民族資産階級的全部生産資料的代價，是完全足夠的了”，這說明國家将幾十億人民币，來購買民族資産階級的全部生産資料。
第五段第二節“贖買是對物的，即贖買資産階級的生産資料。除這以外，還有一個對人的問題，即對資本家進行教育改造，适當地安排他們的工作等等的問題”。這說明贖買是專對生産資料的，至于對資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這是對人的和平改造。
從此可以見得黨和政府，在事先是有準備，即是需要15年之期，用幾十億人民币，來購買民族資産階級的全部生産資料的。黨和政府采取這個和平改造的方針，是從1949年立國之初就确定了的，這個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觀需要，再拖一個尾巴，也是未嘗不可的。如果15年再拖一個尾巴，豈不是20年嗎？我的建議與黨和政府原定計劃步驟相對照，恐怕不是相距太遠吧，恐怕不是無的放矢？（人民日報6月6日）
右派對各個方面所提的意見，現在綜合起來看看，就是一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建國方略，并且具有曆史證實的正确性和超前的高瞻遠矚。所有的反擊右派的批判文章，有的屬于昧良心的胡說八道，有的是糊塗得不可救藥。
上面所談，側重于政治法律，下面我們再就學術思想，新聞出版，文學藝術，人口社會，科學教育，财政經濟等方面，進行舉隅。
９，破除對馬列洋教的迷信
章伯鈞說：“生活上有二個東西，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精神的。僅僅叫他穿西服，住高樓，吃西餐，而不叫他獨立思考，這就好比西郊公園裏的獅子和老虎，吃的雖好，可沒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報）這正好可用來批判今日中共之人權即生存權理論的荒謬性。何況連所謂的“生存權”，起碼也有四千六百多萬被剝奪了去；苟活下來的，也隻能算是沒有生存權的“生存”，相對于這“二個東西”，都稱不起是“生活”。
吳景超教授說：“這些人遇到一個理論問題或實際問題，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實，從事物的客觀聯系中去尋求答案，而是去查經據典，看看馬，恩，列，斯對這些問題是怎樣說的。例如，說民族問題的，并不去認真地研究中國有哪些少數民族，分布在什麽地方，有些什麽特點，而隻會背誦斯大林所講的四個基本特征。。。。。。教條主義對于馬、恩、列、斯所沒有說過的話就不敢說，離了馬、恩、列、斯就什麽文章也寫不出來。而且還迷信馬、恩、列、斯以爲他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以施諸四海而皆準。”（6月6日，北京日報）
早在1954年3月，他便在《新建設》上發表《中國人口問題新論》，尖銳地指出：“中國人口的龐大，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中國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現在都要供給這許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窮困衰弱的路上去。”1957年第三期《新建設》上有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很深刻，很超前的見解。“如何在最短期内，消滅國民經濟中的技術落後現象，使所有勞動者在高度技術基礎上生産，都能夠創造出很高的勞動生産率，則到目前爲止，似乎還沒有一個大家滿意的方案。我們對于每一個勞動者所配備的生産資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産還是可以照舊進行的，但是這種生産，就不是在高度技術基礎上進行，而可能是在落後技術基礎上進行，那是不符合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要求的。”
吳先生是着名的社會學家，但，“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這些社會科學系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份都改業了。”他呼籲恢複社會學，也算是大毒草而成右派罪行之一。據他的學生劉佳有的回憶，他被安排講《計劃經濟學》。人所共知，計劃經濟乃蘇聯一黨專政，個人獨載下以主觀意願取代客觀規律的産物，現在居然命一向以研究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社會的市場經濟的大教授去開講這門課程，不但強人所難，而且還有着穿小鞋的味道。劉佳有，課堂筆記三百多頁猶存身邊，記錄着吳老師的話：“計劃經濟，既包括工農業，更要考慮教育事業，尤其人口問題，不容忽視，控制生育，應列入國民經濟計劃。”這一提法被視爲與潘光旦優生學一脈相通，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跟毛主席‘人多好辦事’的偉論唱反調。最具諷刺意味是人民大學一位批吳最力的青年教師，後來搖身一變，摭拾吳先生的餘唾，在講計劃生育的重要性，到處吹法螺，做報告，成爲國内數一數二的人口統計專家，收入可觀，是改革開放後的學閥大富。
其次，吳老師提到現代化需要原始積累時說，二戰後殖民主義時代已成過去，人權高漲，靠掠奪落後地區，戰争索賠和榨取工農都已行不通了。中國可走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亦可考慮國際間的公平貿易，發展全球通商和合理互利的條件下适當引進外資外技。這個觀點被當做新殖民主義和賣國論，是替帝國主義鳴鑼開道而大受撻伐。（難道吳老師不才是搞“改革開放”的設計師、先行者嗎？）
其三，現代化首先要解決的是通訊，能源和交通運輸。交通運輸方面，不宜過分強調鐵路，水運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較鐵路不遑多讓，忽視水運是錯誤的。尤其中國，除北京外，有哪一個大城市不是靠江河湖海發展起來的？即使如鐵路四通八達的美國，十大工業城市仍然是水運交通的樞紐。可見鐵路并不能取代水運，亦證明到處攔河築壩，與江湖争田不足取。這個論點十餘年後才由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R。Fogel）發現并整理出一套理論而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金，名重士林。作爲這方面的先知，中國學者吳景超被劃爲‘反動學術權威’予以打倒。對照現在中國社會實況，他有哪一點說錯了？究竟誰反動？誰先進？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也給了現在還活着的學人以莫大啓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多麽崎岖坎坷啊！”（世界日報，上下古今，2003年11月25，26日）
這裏又提出了“誰反動？誰先進？”的問題。作者自問自答說:“曆史已作了公允的裁判。”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共産黨反動，右派先進。”
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說，以馬克思主義作爲指導思想，一定要産生教條主義。人民日報，5月25日，發表了他的言論摘要，現在我發現了謝泳先生在《1957年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中載有徐先生言論的較詳細的内容，讀後認爲，是對馬克思主義最精辟透徹的剖析。
他在一次教授座談會上說：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産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爲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條主義。爲什麽說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拿來作爲中國和人類的指導思想呢？徐璋本認爲，這要從整個人類曆史和宗教信仰來看。
徐璋本說：
第一：馬克思着重提出經濟上沒有人剝削人的、沒有階級的共産社會，在部份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經濟基礎來闡明這個社會理想便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離開人性的“危險性”，這就是馬克思的學說和主義同他所提出來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馬克思根據“唯物的”、“生産工具和經濟制度的”、“社會階級鬥争的”立場宣布說，這種哲學、社會制度和方法，便可以達到大同共産社會的理想，人類地上的天堂，顯然是包含着嚴重矛盾性的一種學說。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系而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産物，這種倒因爲果的學說不能做爲“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争”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争進化論”同樣是脫胎于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這至多隻能用之于被壓迫民族抵抗外來侵略過程，比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争。
正是出于這樣的理論自覺，徐璋本認爲，共産黨人掀起“階級鬥争”、“思想鬥争”的法寶，以爲非此不足以鞏固“政權”，樹立“威信”，實行經濟建設，一切以馬克思學說聖典規範，嚴格奉行教條主義公式，結果使人民由感激愛戴變爲畏懼沉默；由萬分積極和全民振作的奮發自新的景象一變而爲奉行政府指令聽天由命的消極心理。而由于漠視人民情感，政權剛剛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對，對人民講威信，這又是馬克思的錯誤哲學和教條公式。到處發生“擾民”，摧殘人民的積極心，鼓勵消極自私心理，而事後補救辦法又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美德，勇于認錯改錯，将“人”與“人”的關系加以考慮，也就是不自覺地承認了馬克思唯物和經濟生産決定人生的錯誤！徐璋本認爲，難道救國救世必須迷信式地奉行馬克思忽略人類特征的知識寶庫和兩種矛盾的片斷哲理，然後再以中國的傳統美德來補救嗎？這并不是真正辯證法的矛盾統一必經過程，而是由于迷信馬克思教條公式的“人爲矛盾”！徐璋本說，中國共産黨領導人須要有更大勇氣來認清:“共産主義社會的理想”并不等于馬克思學說和主義。如果拿馬克思學說和主義來作人類的指導思想，至多隻能在政教統一的專政下，使人民不思想，決不可能啓發創造性的思想活躍，更談不上什麽百家争鳴。
第三：徐璋本認爲，馬克思治學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采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産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隻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在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民族，在長期受各種各樣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餘，将這個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學灌輸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憤怒的心情來作不畏犧牲不怕困難的解放獨立運動。中國共産黨領導人士掌握了這個“行動政治哲學”，并巧妙地付諸實行，使中國在短時間内站起來。這不得不感激馬克思所開的這付特效藥。不過馬克思并不是萬能無所不包的聖藥，這付猛烈的特效藥在環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經成功之後，用以煽動人類仇恨心理是萬萬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認爲，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這個人生自然哲學思想是包括有關經濟生産的唯物論的部份的。“不生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是真正徹底的辯證唯物論的“人天一體觀”。而“無我無他”、“同生同滅”才是對人生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徹底解脫，才是實現大同共産社會理想所必具備的條件，而不需要煽動仇恨心理來推動人們的行動和積極心，這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同時他還認爲馬克思所謂“階級矛盾現象”的來源并不是“自然物質能”和伴随着的生産工具和經濟制度，而是基于人類與生俱來的兩種生物本能──自私利已與互助利他。
根據以上的理論，徐璋本認爲，能真正作中國人民和人類的“指導哲學思想”的，合乎人情的，隻有中國的大同人道精神和“愛和怒”的平易人倫哲學思想，以及基督教義中以愛和怒爲基礎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詣是釋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脫：“無我無他”“同生同滅”“同不生同不滅”“無所不在無所在”完美辯證的“人天一體觀”。徐璋本認爲，這些看法，是他幾十年來學術研究的結果，不可能全是對的，他希望大家展開讨論。
徐璋本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可以說達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是解釋馬克思主義爲什麽能與中國社會相結合，以及爲什麽二十世紀初，共産主義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這樣的認識，今天對于我們深刻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曆史都非常具有啓發意義。可惜像徐璋本這樣的思想，多年來被曆史塵封，以至于人們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年，許多民間知識份子在理論認識上達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數有價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學的教授和學生完成的，特别是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與學生。
《我們對于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一文發表于《經濟研究》（1957。5）上，作者是陳振漢，徐毓栴，羅志如（三位都是北大經濟系教授），谷春帆（郵電部副部長），巫寶三（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甯嘉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學校副校長）等六人。文章的内容涉及面廣泛，分析深刻，很中肯綮，但文章太長，就不正面引述了。反正它的主要論點可以從批判它的文章中得以窺見，這樣，既可免去重複引證，又可觀賞馬戲團小醜滑稽、荒唐的表演。
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批判說：“陳振漢秉承章羅聯盟的意旨，首先對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大肆攻擊，說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工作，其中包括計劃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盲目的‘，根本沒有遵循什麽客觀經濟規律，以緻偏差頗大，錯誤很多，損失不小。其所以如此，據陳振漢說，一方面是因爲馬克思列甯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成爲‘過了時’的‘敝屣’，不能指導當前的經濟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爲，我們的國家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員不懂得經濟學常識，是一些教條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這個局面豈不是糟糕透項嗎？那末怎麽辦才好呢？陳振漢代表資産階級右派回答：這好辦得很！他的辦法的第一條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然早已過時，‘是敝屣就應摒棄’，幹脆把它扔掉，改用資産階級的經濟學，特别是現代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凱恩斯的經濟學說，把它作爲國家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好了。辦法的第二條是：現在的國家的經濟工作的指導人員，既然不能擔負領導工作的重任，那末幹脆請他們下台，讓這批資産階級右派的‘經濟學家’的人上台就好了。經濟方面的工作應該如此這般，經濟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方面，也應該如此這般。陳振漢的‘意見書’數易其稿，洋洋數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實上就是這樣。”（見人民日報9月19日）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楊培新說：“陳振漢說馬列主義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案’是毫無事實根據的。《共産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着作以及中國共産黨關于對工業，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都說明馬列主義經濟學在這方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的。建立無産階級專政，實現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準備條件向共産主義過渡，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理論，已預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80年來，這個規律已爲實踐所證明。陳振漢把馬克思主義嘲笑爲‘和尚念經’，這隻能證明陳振漢的反動立場。馬克思主義指導了九億人口的國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的速度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生氣勃勃的行動的指南。”
北大教授樊弘揭露陳振漢以主張“競争平衡論”來宣揚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競争可以使生産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建設卻會産生嚴重的偏差，并且因爲社會主義必然産生官僚主義，所以這種偏差不可能消除。
經濟研究所嚴中平揭發說，陳振漢在十多年前就主張：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和外國工廠增加的結果并不阻礙而且幫助民族資本的積累。說是因爲外國資本輸入或外國人在中國辦工廠的結果，與民族資本一樣，是增加本國人民的生産能力，也就是增加他們的所得。這是陳振漢由來已久的買辦資産階級的反動觀點。（《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29号）後來的做法與鄧小平的說法，簡直與此字字相印。
民盟中常委，上海市主委沈志遠說：“在學術界，由于教條主義的長時期以來的統治，使我們的學術思想，自由的思想，幾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運，因此解放八年來，我們的學術界顯得非常的沉寂。我們的學術界是沒有生命，沒有生氣的。由于黨政領導管得太多太死，妨礙了群衆積極性的發揮。我們今天各部門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勵群衆的積極性。在某種程度上倒反把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變爲消極因素了。”（文彙報，7月26日）
劉思慕以“剝掉沈志遠的畫皮”爲題，系統揭批他的右派言行:“沈志遠以全盤抹煞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把光明燦爛的新中國塗成漆黑一團，把學術思想界說成死氣沉沉……要黨對‘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單位的具體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個别環節全面地大檢查。”因爲他認爲滋長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重大原因’是‘屬于制度性質’，他強調要把‘滋長這三種歪風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大刀闊斧地改革一下’。在政治制度方面。。。。。。在經濟制度方面，沈志遠露骨地反對計劃管理，集中管理。他責罵我們的黨政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龐大，太沉重。他一方面嘲諷這種制度把我們黨和政府壓得‘滿頭大汗，寸步難行’，另一方面說什麽連‘草紙，牛奶都要管到’，‘一切都要國營，一切要管起來，包下來，把人們的積極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用極其惡毒的語句污蔑，醜化整個黨。他把我們偉大，光榮，正确的黨說成是一個結黨營私的宗派集團，把黨員以至各級領導幹部說成是嚴重脫離群衆的特權領導階級，把人事部門說成是‘鬼鬼祟祟，關起門來包辦政治’的特殊人物。”
剛從日本回國的經濟學家吳半農說，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某些經濟現狀，與馬列主義的經典分析嚴重脫節了，比如經濟危機在西方世界已經20多年沒有發生，這個問題怎麽看？（轉引自《禅機1957》頁171）
１０，要求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
上面，劉思慕揭批的那些，是沈志遠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以《黨和政府不應管得太多太死》爲題作的發言。他說這樣就出現了一系列反常的現象：好些演員長期沒戲演了，好些教員整年沒有書教了，好些名醫常年不看病了，好些着作無法出版，隻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學術工作者無法從事研究工作了。在我們這個文化落後，知識份子異常缺少的國家而出現這樣一些現象，這豈不是糟得很嗎？他對學校黨委制的作用，認爲是形成了以黨代政，非黨校長無權，校務委員會形同虛設，在系裏是系秘書領導系主任的反常現象。爲了改正過去的高等學校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以爲可以考慮學校黨委制的改變問題。他還談到出版的專業化制度，即把某一種性質，某一門學科的書歸一個出版社出版，以爲這是壟斷，是一家獨鳴，就是排斥矛盾，掩蓋矛盾，取消競賽，保護懶漢，獎勵不上進，阻礙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它會使思想僵化，企業衙門化，出版事業的生命枯萎下去。爲了消除這種弊病，他說：“今後出版事業應向社會開放，允許志同道合的人開辦像同人出版社，同人雜志社，書刊出版發行合作社之類的機構，政府隻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針措施，負起監督檢查之責，其他事情是少管爲好，何況你事實上要管也管不了那麽多呢。”（解放日報，5月17日）
5月18日，人民日報以《老報人批評現在報紙的缺點》爲題報導了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的發言。陳銘德說：“報紙是人民的精神食糧，新聞工作者是廚師。廚師要是光注意營養價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營養不矛盾一樣。”他建議：一，增辦非黨報紙，能不能倡辦同仁報？二，北京應有晚報。
張友鸾說，舊社會有一句話：“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報館不封門，不是好報館。”現在呢？他變爲可以這樣說：“記者不讨厭，不是好記者，報館不闖禍，不是好報館。”
蕭離說：新聞常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壟斷，他們想競賽也無從競賽。
《大公報》社長王芸生說，現在的報紙是報喜不報憂，隐惡揚善。新聞工作者勞動生産率低。
新華通訊社的鄒震說，新聞工作的鳴放問題，就是徹底實現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問題。過去，這三大自由，被管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給限制在極狹窄的範圍裏去。我們的自由被“三害”給剝奪了。我們要向三個主義索還被它蹂躏了的新聞自由。我覺得今天應該喊出“民主辦社”和“民主辦報”的口号來，使中國出現更多的非黨的報紙和通訊社，出現更多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或民營的報紙和通訊社。
中國新聞社的鄭白濤說，我們中國新聞界的單調，枯燥，是這些教條主義者造成的。一個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官僚式的社長總編輯，比一個檢查官更妨礙新聞工作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莫如儉說，我國目前報紙的性質和作用是根據列甯1901年定義：“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舞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而目前我國報紙受那個定義教條的束縛，報紙隻限于指導性和思想性。因之不能滿足他們（廣大讀者），産生矛盾。
《人民航運報》記者趙琪，把當時占多數的報紙即共産黨的黨報稱爲“領導機關所有制的報紙”，認爲它的特點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訓口吻多，三，首長言行多，四，有些話不便于講，五，有些話不敢講，六，有些話不準講。他認爲“人民群衆所有制的報紙”新聞多，服務周到，新聞人物活動多，什麽話都可以講。單純代表機關意見而不爲讀者服務的機關報，它的生命已經危險了。
《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張黎群不贊成社會主義報紙指導工作的說法，認爲現在的報紙是布告牌，留聲機。
這些右派言論在6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受到批判。中國新聞社孫殿偉批判鄭白濤說，鄭在社内就有許多反動的謬論，他同意章伯鈞的言論，主張中國要實行兩院制，主張辦反對派的報紙。在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反黨活動被揭露後，他仍然替他們辯護，說“黨天下”的說法是對的，定息不是剝削，而是和銀行裏存款的利息一樣。他認爲目前對右派份子的駁斥是官僚主義，教條主義的作法。同志批評他，他說這是共産黨愚民政策的成功，并把這些人稱作打手。（人民日報6，26）
北大新聞系方漢奇批判顧執中所說的：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上都沒有得到保證。（按說這是無可反駁的事實，但直至如今，無恥的投機政客們竟然仍能彈舌如簧------紫丹。下面是6月26日《人民日報》所載顧執中先生的原話全文，請讀者與今天的情況作一對照。）
憲法有的被徹底破壞，有的有名無實
顧執中說：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制止。例如憲法第85條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實際許多現象卻不是這樣。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準不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完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例如有些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至今仍沒有被登出。報社隻登風平浪靜的東西，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稍微聯系到某些人物、部長等便不予發表。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地做。第94條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但高教部和教育部卻在叫請大家原諒，說因爲學校少，生育沒有節制，人太多了，不能人人入學，這芊ㄒ脖黃蘋盜恕Ｏ芊ㄗ?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也很少有人執行憲法中所規定的統戰政策和民主集中制。大家都把憲法當作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想當年，在讨論憲法草案的時候，大家都願爲保護憲法而鬥争，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信等等，都可以爲所欲爲，将來何堪設想！？中宣部的宗派主義情緒很濃厚，解放後對老新聞工作人員很少照顧或者沒有照顧。解放後仍允許續辦的一些報紙如文彙、新民等報也沒有得到政府的照顧，讓非黨的報紙自生自滅。黨報與非黨報、黨報記者與非黨報記者的待遇都不同，非黨報記者采訪時受到輕視，許多的機關還不讓他們去采訪。解放前有許多通訊社，現在名義上有兩家——中國新聞社和新華社，實際國内新聞隻有新華社一家，包辦了全國的消息，肚子吃得太飽撐不下。我建議：一、民主黨派宣傳方面的負責者應該參加中宣部的宣傳會議頓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是句假話，即使不參加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也應該讓我們知道會議情況。二、新華社應像塔斯社、路透社等那樣，成爲國際性的通訊社，國内則開放讓民主黨派、團體、地方辦通訊社。參加了許多座談會，感覺有兩種偏差：群衆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在過去運動中受到整的，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産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民主黨派成員講話很苦，稍微講得厲害點，報紙上便批評，和風細雨一點，又會挨罵，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難做到恰如其分。儲安平的發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詞不當，有刺激性，建議九三學社領導加以讨論，以免引起混亂。
安崗批判複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模糊了報紙的戰鬥方向，說報紙同讀者是“五分錢”的關系，隻是在商品基礎上才能發生作用，并且說不注意報紙商品性的黨報是“一片教條主義”，“寡婦臉”，“官報”。右派份子彭文應認爲，斯大林的錯誤發生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要敢于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隻打蒼蠅蚊子。
可贊可歎！彭文英同章、羅、儲、陳作爲“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的人證，而被定爲中央級的五名終身右派！
自從毛澤東把這種生動活潑的自由辦報思想的鳴放，惡狠狠地定爲“黑雲壓城城欲摧”，直到江核心，直到胡溫新政，中國的新聞自由被國際公認爲最糟而跟北朝鮮一起敬陪末座。
出版界的意見，曾彥修具有代表性。他認爲蘇聯的出版機構，組織制度是落後的，而我們把自己的傳統完全革掉了，一切照抄蘇聯。“解放後基本上停止了學術着作，而讓蘇聯的小冊子泛濫于市場。”對于随便砍掉專門刊物，他認爲：“把出版局砍掉中國不會亡，把這些學報砍掉，中國沒有科學，卻要亡的。”“解放後幾年來，光出了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連環畫，沒有真正的出過一些有份量的東西。”“難道我們單靠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就能立國嗎？”“過去搞七，八年，結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譯書，反特小說。着作出不了，而對外國人的胡說八道的小冊子卻浪費了不少紙張。”“出版工作去搞些沒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爲了規定《毛選》在全國同一天發行的組織工作花了不少力氣，實在是無聊。”“事情是人辦的，對領導，對同志，對組織處于執政地位受到的腐蝕以及廣大群衆已經“怨聲載道”，他認爲“八年來相當大的一部份黨員沾染了肮髒的腐朽的東西。。。。。。。因爲他已得到某些東西了，官方身份，統治者一分子，生活職業有保障，有東西可保守了，。。。。。。人社存在黨員享受特權現象。”
人民日報，7月18日載，首都出版界反右派鬥争會上有人質問他：爲什麽要硬說解放以來沒有出版什麽有份量的學術着作，難道馬列主義的經典着作和毛澤東同志的着作算不得有份量的學術着作嗎？有人分析說：曾彥修主張辦“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要恢複資本主義的所謂出版自由。
文化部副部長陳克寒，在10月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工作必須實行計劃化》，說：“出版界的右派份子曾彥修，藍钰，彭子崗等人，都竭力反對出版事業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化。他們認爲：計劃化‘把個人的積極性限死了’，‘選題計劃根本不必要’。藍钰故意把解放以後的出版工作描繪成‘矛盾百出’，‘笑話百出’，并且把它歸咎于出版事業的計劃化。他們特别攻擊紙張的計劃供應制度，提出所謂‘自由買賣’，‘自由出版’的荒謬主張。。。。。。。其目的，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使出版工作處于資本主義自由競争的無政府狀态，以便傾銷資産階級的私貨，爲資本主義複辟開辟道路。”
１１，發出“救救科學家“的呼籲
可以看出，阻礙各項事業發展的基本關鍵在于，政治上獨裁壓制民主，或專業上外行領導内行。特别是，表現在科教文藝方面。毛澤東這個災星，在這裏創造了兩個重災區，他說：“大學裏，一個中文系，一個曆史系，唯心論最多。”（《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44頁）唯物論大史學家翦伯贊着文《右派在曆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批判南開大學曆史系教授雷海宗：“雷海宗用一本《雅典憲法》作武器，向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科學進攻。他發表了荒謬絕倫的馬克思主義停滞論，過時論和不合國情論等等陳腔濫調。他誣蔑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說成一錢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則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他說：‘整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曆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着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甚至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寫曆史的書很少，僅有幾本也是趕任務的書。’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則‘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學派，那些代表性的着作。’又說：‘最近六十年來，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于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别的語句’。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真是極盡誣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實際上過了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産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慢說資産階級已經臨于沒落的時代，就是在這個階級的青年時代，資産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也是像馬克思所說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馱馬，面臨本質與現象，結果與原因，就一籌莫展了。’而雷海宗卻說這匹‘笨重的馱馬’到了垂死的時候反而出現了一日千裏的奇迹，豈不是神話。”
他還批判榮孟源“主張複古主義，企圖用主要是封建主義的曆史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學”，說孟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曆史資料》一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馬克思主義。”這個邏輯被戚本禹繼承下來，給中國的赫魯曉夫扣上“背判無産階級專政”的帽子，理由是“《論修養》隻字不提無産階級專政。”這裏的論據也是“隻字不提”。這時候，大曆史學家，言必稱馬列的翦伯贊将面臨滅頂之災。如果說楊家将楊敬業是一頭碰死在李陵碑上，嘲諷雷海宗“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的翦伯贊卻一頭碰死在“他心愛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所謂‘毛澤東思想’”的豐碑上。他如此飽學，隻是沒有學到：“曆史的戲劇性在于請君入甕。”章怡和的文章《曆史學家翦伯贊之死》，這樣寫道:“翦伯贊卻已有輕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着中山裝的左右口袋裏，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着：‘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戚本禹接見一個叫“反到底”的造反團時，裝大蠟地說：“你們知道什麽叫‘反到底’嗎？反到自己身上才算是反到底。”（戚這個史痞後來的下場，當然隻是爲此命題“曆史的戲劇性在于請君入甕”，添一實例而已。）這時候的翦先生還在燒甕，使勁地批判另一位右派曆史學家:“向達在很多會議上的發言中對科學院的黨的領導大肆攻擊。他說科學院的領導是外行領導内行。一些行政領導的黨員幹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業務’。他說科學院的黨的領導‘有如張宗昌帶兵’，把共産黨比作北洋軍閥。向達說：‘現在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又說：‘這幾年史學界的人意氣消沉。’他閉着眼睛問：‘曆史界解放後這樣不行，黨裏負責的人要不要負責？’請問向達：你從哪裏看出現在的史學界是‘奄奄一息’，‘意氣消沉’？又從哪裏看出是和範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對于黨的領導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翦伯贊的批判并不限于學術領域之内。“他誣蔑‘中國知識份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說解放後知識份子‘一般地是一言不發的，或者隻能希望他們發的一套假言’。大家請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後所說的都是‘假言’，沒有一句‘真話’。大家都知道曆史學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實性，一個言不由衷的專說假話的人，怎麽能給學生以正确的曆史知識。我們希望他把心裏的真話說出來。雷海宗在文章中還談到不要黨‘發号施令’，并威脅地說，不然，知識份子就要說假話，或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地消極怠工了。“（人民日報，10月4日）
緻公黨中央副秘書長嚴希純說，有的在科學機關作領導工作的黨員，自己不懂科學，又不虛心學習，尤其不好的是不懂還要裝懂。有些黨員還把領導科學技術機關看成帶軍隊一樣，把科學家，教授，工程師，一律當成自己的下級，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也不給以應有的禮猊。他還說，科學技術工作在研究過程中是允許失敗的，但現在卻一遇失敗就要追查科技人員的責任，甚至懷疑有政治問題加以逮捕。這樣專家們如何敢于負責呢？（人民日報5月16日）
《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是民盟中央推派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五人成立“臨時研究組”，廣泛征求和收集了各地盟内科學家的意見而提出的一份較全面，系統的報告。内容包括五個方面。郭沫若以《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和《社會科學界反右派鬥争必須進一步深入》爲題進行了批判，随後根據運動的深入發展又作過補充發言。他說：“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許多代表曾經對章羅聯盟提出的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進行了批判。”現将“意見”和批判簡述如下：
第一，“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必須‘保護科學家’，就是采取具體措保證科學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學家有充分條件從事科學工作，扭轉目前科學家脫離科學的偏向，首先要協助他們妥善地解決時間，助手，設備，經費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問題，使他們真正能夠坐下來，好好安心工作。”
郭沫若批判說：“這個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護科學家’的口号。這顯然是企圖造成一種印象：我國科學家受到一種威脅，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護’。事實上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解放以來，中國知識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們這樣不顧事實危言聳聽的目的，不外是想離間科學家同黨和政府的關系，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第二，“目前科學院，高等學校和業務部門之間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本位主義，大家都想保存本單位的幹部，不願外調，甚至怕談合作，怕這樣會拉走了人，影響了自己。有些單位對于少量的必要的人員調動，也張大其詞，互相埋怨，因此，在單位與單位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堵牆”。
第三，“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态度。有人認爲資産階級社會裏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爲那些過去被稱爲‘社會科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對于資産階級社會科學隻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這些做法我們認爲是不妥當的。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而不取消，因此應當恢複的應即采取适當步驟予以恢複，應當重視的就應當重視起來。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我們認爲應該鼓勵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見，政府部門應主動地将有關資料盡量供給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并幫助他們創造研究工作的條件。”
郭沫若批判說：“在我看來，今後爲了發展社會科學，首要的任務就在于繼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的隊伍，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而不是什麽發展資産階級社會科學。那種‘恢複’資産階級科學的主張，實際上是開倒車，反對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社會科學。如果按着這個主張去做，其結果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而使資産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重新泛濫。”
郭後來又補充批判說：“他們在這裏，一方面污蔑共産黨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據客觀規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産黨和政府不準‘學者們’從事科學研究，隻準他們作些政策方面的‘宣傳解釋工作’。事實是這樣嗎？暫且不說許許多多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是把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式A作爲自己光榮的職責的，現在我隻問問右派先生們：黨和政府究竟在什麽時候禁止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對客觀經濟規律進行研究呢？”
第四，“科學研究工作應該有領導的進行。我們希望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工作進一步加強，并建議有條件的省，市也設立相應的機構，以加強領導。至于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爲應在實際工作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又說：“科學研究工作除少數必須集中外，應盡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裏，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裏。”
郭沫若批判說，“反對有計劃有重點地發展科學工作，反對對科學工作的統一領導，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國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來發展科學事業，就是要使我國科學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後的狀态。”
第五，“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地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我們認爲今後應當業務與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于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
郭沫若批判說：“企圖以資産階級虛僞的‘平等’觀，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份青年對黨和政府不滿。”他認爲，“如果要‘一視同仁’，那倒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說工農學生吧，大家知道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現在，反動統治已經被推翻了，對于這個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盡最大力量加以改變嗎？”
這位郭大院長把這份“意見書”批得體無完膚，然後扣上了如題目所示的大帽子：“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工作要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于這點一字不提。”他說：“這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份子企圖奪取國家領導權，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權的陰謀的一部份。”（以上“意見書”引文見光明日報6月9日；郭的“批判”見人民日報7月6日和9月19日）
跟常識水平的是非開玩笑，瞪着倆眼說瞎話。用共産黨自己的标準來衡量，郭沫若的馬屁也拍得太過火，太傷天害理。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關于愛國人士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說：“在批判‘章羅同盟’時，曾經把民盟中央的《對于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于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說成是‘章羅同盟’的反動綱領，事實上，這份意見書不是章、羅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掄和黃藥眠負責的兩個小組起草的。在這次複查中，我們和有關部門及民盟中央都認爲，這兩份意見書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是‘章羅同盟’的綱領。”這當然不是專門針對着郭沫若一個人的胡說八道而發的，但卻揭露了郭沫若寡廉鮮恥、喪盡天良的奴才嘴臉。以他的接觸和了解，絕不可能把毛捏造的‘章羅同盟’（明白的事實，是章羅連有“同盟”的可能性都沒有）信以爲真；無需他那樣的通古博今，就該會認識到《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于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完全是個合理化建議。不管怎麽說，他竟能颠倒是非，曲意逢迎，振振有詞，逐條把它們批得體無完膚，确實證明“四大不要臉之首”對于他是當之無愧。而“首上之首”毛澤東才是無恥之尤，制造“章羅同盟，古今奇冤”的罪魁禍首。作出這樣連自己也明知是純屬捏造，并且相信别人也同樣明知他老毛在捏造，他還要在兩個“明知”的情況下，涎着臉皮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而郭沫若卻是在四個“明知”的情況下，硬說:“公雞會下蛋”。别說這兩個人還号稱是“大人物”，即便是小癟三，也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小癟三。
１２，反對奴化教育，取消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
現在再來看看由黃藥眠，費孝通，吳景超，褚聖麟，侯在幹，李西山，陶大镛，陸近仁組成的工作組并由黃藥眠執筆寫成的《我們對于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
“目前高等學校中存在有好些問題，問題之所以産生，我們認爲主要是由于：一，有許多黨員同志對黨中央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認識不足；二，有許多黨員同志沒有掌握到學術機關的特點，錯誤地把它和一般的政權機關等同起來；三，有許多黨員同志的民主作風不夠，高等學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和群衆商量，甚至有些人錯誤地認爲一切由黨員包辦，才算是實現黨的領導；四，有些黨員同志沒有充分認識到知識技術力量在近代國家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五，有些黨員同志對于目前要辦好高等學校，究竟應該依靠誰，沒有明确的認識。
“除了這些有關思想認識的原因以外，學校的領導機構也的确存在一些問題。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學校是用校務委員會來執行領導的。後來學習蘇聯，采取一長負責制（實際上也并沒有執行過）。黨‘八大’以後又改爲黨委負責制。最近人們對于黨委負責制表示了不少意見。但究竟什麽是學校黨委負責制，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黨中央對這方面的具體規定。比方黨委負責制和普通機關裏的‘黨組’有什麽分别，它和校長，校務委員會之間的關系如何？我們也很難說出一個輪廓。既然對于這個制度，我們還沒有研究，因此我們也就很難對它表示意見。不過就目前的領導機構的情況看，的确已經顯露出好些毛病。如嚴重的以黨代政和黨政不分的現象，如校務會議多流于形式，如非黨幹部有職無權，如群衆意見很難通過一個組織系統反映上去，發揮監督作用，如系秘書實際上領導系主任，如在教師中占相當大的比重的民主黨派，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胡錫奎批判說：“在這個以‘建議’作爲幌子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綱領的第一部份裏，右派對黨，對黨員進行了惡毒的攻擊，把在高等學校裏工作的黨員刻劃爲‘不懂政策’，‘不學無術’而又‘專斷獨行’的‘獨夫’。把黨委制描寫爲産生‘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東西。右派份子捏造了這些莫須有的罪狀，正是爲了給從各個大學裏趕走共産黨員，消滅黨委制的這個陰謀提供論據。綱領的第二部份，窮兇極惡地幹涉了黨的内政，擅自規定限制黨在各大學的活動範圍的清規戒律，甚至限制共産黨開會與說話的自由，這種限制有些類似國民黨反動派的《防止異黨活動辦法》。綱領的第三部份，第四部份，第五部份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種種委員會，其目的是通過他們的活動，使共産黨的領導權化整爲零，全部消滅。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圖設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絕對優勢的校務委員會，作爲高等學校的最高領導機關，表面上是要擴大民主，而實際上他們的校務委員會是不要校長參加的，他們規定‘黨的校長或副校長對于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持不同意見時，他可以有否決權，但如果這個決議第二次被通過時，則決議仍必須執行。’這就是資産階級右派否定黨委制代之以校務委員會的資産階級的‘民主制度’，實行篡奪領導權的明目張膽的陰謀計劃。這個陰謀計劃是要保證右派可以在高等學校中橫行霸道，爲所欲爲，把高等學校變成資本主義複辟的根據地。”（人民日報7月30日）
在教育問題上，右派的主要觀點是，在領導體制上反對黨委制，黨員特權，力争“民主辦校”，“教授治校”。在課程設置上，主張恢複社會學（如吳景超等被批爲“實質是要擴大資産階級思想影響進一步奪取思想陣地向馬列主義進攻。”）。當然，同時也反對一切照搬蘇聯，對蘇聯所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洋奴思想，以及反對罷黜百家，獨尊馬列。在教育思想上，主要表現在錢偉長所提出的培養目标上。他認爲，高等工業學校把培養目标設定爲工程師是不現實的。如果培養目标是工程師，那就必須把有關的各項知識全部傳授給學生，可是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他說，必須把培養學生具有獨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識傳授給學生二者嚴格區别開來。高等學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把全知識傳授給學生，但是高等學校必須給學生打下一定的理論知識基礎，訓練學生在一定範圍獲取新知識的能力，爲将來成爲一個工程師作好準備工作。錢偉長認爲，當前高等教育的特點是繁瑣。課程門數花樣繁多，又是基礎課，又是專業課，又是專門化課。學生一學期要學十多門課，每周學習時數在30小時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裏換班子，上了這堂課，又是那堂課，以緻走馬看花，學得不深不透，更談不上工作能力的培養了。他說，西德的高等學校每周隻上17小時，美國有的工業大學每周連上課帶實驗在内隻有20小時，它們也同樣培養出了相當水平的人才。他還說，中國學校的專門化設置是采用蘇聯的，可是蘇聯的工業水平要比中國大20倍，運用人才的靈活性也比中國大20倍，按中國目前的工業水平來看，分工還不可能過細，對于人才的需求還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因此，專業不宜分得過專過細，以免産生“學用不一緻”的傾向。（光明日報1，7）
人民日報，7月4日載，在清華大學批判錢偉長的會上，張子高教授發言，說1月7日《光明日報》發表錢偉長關于教學計劃，培養目标的談話，實質上在總的方面否定了學習蘇聯的方針和教學改革的成績，在教學環節方面是否定了學習，畢業設計，忽略了專業課和專業設置的意義。他離開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即有計劃有目标地培養高級技術幹部，而企圖轉回到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濤教授說，錢偉長說現在五年制的學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學生。這就是說過去的英美制的教育制度比現在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難道說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應社會主義國家的麽？
對錢偉長的所有批判，幾乎都是有意，無意地在說廢話。比如，說他的主張是這個，是那個，一則有很多“不是”錢的主張，是硬加在他頭上再予批判的；二則，“是”錢的主張，爲什麽就不對？其實，他是在一黨專制下，旗幟鮮明地提出教育要發展學生的主體性，特别是他在《中國青年》雜志（1956，15）上發表的文章《過嚴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更是一篇反對黨的奴化主義，倡導個性解放的民主教育宣言書。“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殘留下來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封建社會對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現在我們雖然已經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溫文典雅’的字眼，但是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卻在‘服從’，‘虛心聽取群衆意見’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屍還魂了，有許多對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是藉助于‘服從祖國需要’這樣的光輝的字眼裏混了進來，新名詞混進了舊内容，确實迷惑了不少青年。”（何止青年？由革命名詞包裝起來的最腐朽的封建主義糟粕，不是也讓壯年，老年，其中不乏飽學之士，奉若神明嗎？___紫丹，下同）
“約束和管教太多，終究是和發揮青年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人之所以成爲人，以及在什麽程度上成爲人，是由他的主體性的性質，及其發揮的程度所決定、所表現的。主體性就是一個人自我實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共産黨的教育就是要千方百計扼殺人的主體性的奴化教育、愚民教育。）
“我也曾見過活潑的青年漸漸地變成沉默寡言，青年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爲怕被檢查‘小圈子’而漸漸疏遠了，正當的生活愛好和業餘特長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顧慮，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費。這樣動辄得咎的生活，顯然隻會傷害他們的銳氣，是無益于青年的教育的。”
“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主要的原則性問題上友愛地進行是有好處的，如果是爲了‘批評’而‘批評’，沒有‘對象’找‘對象’，則就會産生消極的作用。在目前，這樣代表着友好和關心的字眼，像‘幫助’和‘批評’，都變成了‘管教’的代名詞，實在指出了我們的封建殘餘是根深蒂固的。”（因爲你錢偉長是國際知名的自然科學家，共産黨需要你，暫時還算尊重你，所以你還有人格尊嚴，還能說出有人格尊嚴的人才能說出的話。一年之後你給劃了右派，再來嘗“幫助”和“批評”的滋味，就知道遠甚于“管教”了。）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何東昌說：“錢偉長在校内已成爲右派的首領了，一切消極因素，都和他混在一起去了！”（人民日報7月21日）與你同爲清華副校長的張維說，錢偉長等人炮制的“這個綱領是章伯鈞的政治沒計院中科學的部份。他策劃着用這個綱領首先在文教和科學部門打開缺口。這是他們這個集團在長期内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活動！”之前還說：“依我看，錢偉長他們的意圖就是：（1）醜化黨，藉以收買人心，達到對科學的領導權，（2）煽動挑撥，（3）抓人事權，（4）反對科學院的領導。”（光明日報，7，6）你們“三錢”之一的錢學森說你已經堕落成爲“最惡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吳晗說你是在政治上向黨“敲詐勒索”！（人民日報7，6）梁思成稱你“索興撒賴”，“無賴到了極點！”（<争鳴>10月号）
“在學生升學的問題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過多地限制了學生的志願。有一位愛好農業而有一定基礎農業生物知識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動員’到師範學院去了，而且限制在隻能在某某省的師範學院去了，才算是‘服從了祖國的需要’。”
“大學畢業後，學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數。如有意見就給你扣上大帽子。我們強調了服從需要，很少照顧到個人的志願和專業的培養，使青年在這些問題上受到了不應有的過多的限制。積極爲這些問題提出意見的青年，總是被認爲落後分子。”
“總之，對青年的清規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緊太厲害了，我們反掉了自由主義，而讓封建主義的殘餘從後門鑽了進來。清規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衆的積極性，就是封建社會教育思想的殘餘。”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教育中也有優良的部份，如學思并重，舉一反三的啓發式，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主體精神。。。。。。可惜，中共這時的教育繼承了其中重教輕學，重知輕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貶損自由，壓抑個性等糟粕部份，并使之與列甯的“從外面灌輸”的教育思想相雜交。這便是錢偉長以現代教育的目光所審視的這個赤色殖民地的教育怪胎。在教師中重視政治，思想改造，輕視業務提高，即反右之後才叫出名堂的，所謂批白專道路，而在業務中，更是輕教研和科研。費孝通在《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中寫道，周總理号召“向科學進軍”，有的學校隻是刮起一陣風，“吹皺了一池春水”。當教師的科研和教學發生沖突後，學校領導“不去分析怎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更少自覺到這正是缺乏具體領導的結果，反而大叫教學與科研有矛盾，教師名利心重，輕教重研。。。。。。我想，強調知識份子搞科研是爲名利雙收，是個人打算是不好的，因爲和事實不符。”
“中國民俗學之父”鍾敬文先生導緻被劃右派的在5月16日校部領導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把“三害”斥之爲:《“三條老虎”橫沖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
“黨外人士應有職有權，不要以秘書、助教幹涉我”
黨委制是需要的，但是黨的神經系統（組織系統）如何搞須要研究。黨對黨外人士既然政治上與業務上是信任的，就應有職有權，讓年青黨員領導黨外人士是不妥當的。我在很早就靠近黨，我的覺悟與水平都不比新黨員差，不要以秘書、助教來幹涉我，讓預備黨員來領導我就不服。
“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高級知識分子中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
我始終認爲我校黨群關系不好，高等學校黨委對高等學校的特殊性沒抓住，在高級知識份子中屬公安部門的問題不多，是教育、統戰、與宣傳部門的工作，過去好像認爲黨外人士不可靠，這道牆防範得太厲害，鬥争一個人容易，要挽回就難，感情不容易恢複，過去公安工作做的太多了。有朋友問我：“究竟師大黨群關系怎麽樣”？我說以我爲例是很好，但這在學小房竟是特殊的。外面對我校統戰工作印像不好，對我們的黨群關系有一定的看法。校内有些負責同志缺乏自我批評的勇氣，我曾幾次進言。如評薪工作，黃藥眠、蕭璋不了解情況，李筠雖好但不懂業務，黨委除了兩個老頭都是年青的，情況不了解，決定級别不準确，何副校長告我有四人不滿。實際不如此，我現在半官半民，我了解情況，告訴何副校長能改就改，不能改就應吸取經驗教訓。
“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
毛主席在八大開幕詞中指出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我聽了非常高興，老虎一捉就捉對了，這三條老虎橫沖直撞給教育事業帶來損失。知識份子不會造反，學校裏不隻是公安工作，而問題是宣傳、教育、統戰部門的工作，要團結、教育。我校工作做的不好，在我身邊的老虎推倒了莊稼、撞倒了房子，吃掉了小孩，剩下了骨頭，捉住了老虎真是很高興。
“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
我校三個主義都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籠罩一切，教條主義充滿教研組，現在有些教師談虎色變，這些人不是反革命，要依靠這些人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教育事業，這樣的壓力怎能發揮他們作用。這一年來情況好些，但基本情況末改。如教育系教條主義的統治從領導起解除了一些（董渭川插言說不見得是解除了一些），基本未變。主人翁的感覺是從主人翁的地位而來，實際是客人地位，有主人翁感是假的，沒有什麽用處，虛僞的東西沒有價值。
“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學校的三條老虎，首先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在教研組中的統治最嚣張，據馬特反映：邏輯學甯可請人大年青人來給政治教育專業教課，而讓馬特去教外系本科學生。官僚主義在高等學校爲害最小，我與方銘說黨委應利用八大文件好好學習，使三條老虎收斂一下。黨團員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非常突出，如政治經濟學和哲學教研組有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應從黨員先檢查，根據中央精神在群衆面前檢查自己。後來黨委布置學習八大文件時說要體會精神，不要聯系實際，這說明黨委不正視工作上的缺點與錯誤，黨委常對錯誤做解釋，這樣工作方法不好。我近半年在學 校不愛講話了，牛皮浸水拖不動，不會出大民主，出了大民主也會解決問題了。
“黨政負責人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
校黨委在貫徹與高校有關的政策不夠及時，瑣碎小事做得周到，有時很細緻，這是思想作風與工作作風問題。做事不敢負責這是不好的，黨政負責人對自己要做的事考慮要細緻，與群衆商量後再做，如發現錯誤應拍胸承認，“怨有頭，債有主”，封建社會的正派人也有這種道德。黨委一般同志對問題愛解釋，如我向張斧提出百家争鳴政策在我校的貫徹問題，張說：“我們沒抵觸。”但實際我校漠然無聲，這是否抵觸？中央政策不執行就是抵觸，不願承認錯誤，這是對中央政策的态度，黨組織不貫徹政策應負什麽責任？可能黨委意見不一緻，戰鬥性不夠，疲踏。
“黨委整風應行動起來，不要人家‘将軍’、中央鞭策才搞”
整風道理已不用再說，應行動起來，做爲黨組織這樣疲踏不應該，要人家“将軍”才搞，我向張剛說這樣疲踏不行，學校有些同志誠誠懇懇爲黨工作，但有缺點：１群衆路線走的不夠；２末變外行爲内行；３政治敏感不夠。黨中央非常有決心，通過整風運動來調整人民内部矛盾，我校黨委等中央鞭策才動，應用種種辦法如大會、小會、個别談，打開道路，争取主動，體現中央政策，聽取群衆意見，黨委個别同志決心不大，老一套想過關。黨委是否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指示精神還值得注意。
“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
我校三大主義是存在的，如人員錄用、留助教問題上，中文系去年留20幾個助教，隻有一個非黨團員，有的業務很差。分配出去的有些是業務很好的，沒有反動的，但因爲這些不是黨、團員，這些人很有意見，留下的助教也認爲不公平，這是完全的嚴重的官僚主義。我們做的是人民的事業，不是黨的家務事，政治上沒問題，業務好的排出去這是自私自利，是不合理，我很氣憤，團員也不平，黨委應查清這件事。黨委要下最大決心來改變作風，群衆是我們的，如一意孤行則會脫離群衆。（《師大教學》146期）中小學的情況可以從《解放日報》（5月10日見報）邀請的22位中、小學教師座談會中看出一二：
上海第一師範學校王浩川說：我們的校長（也是黨支部書記）站在雲端上，隻顧作經驗介紹，而不抓學校内部的教學工作。在“評優”工作中也缺乏民主氣氛。群衆認爲一位蒙領導百般偏愛，事事出風頭在先，吃苦頭在後的教師，不應該享受優秀教師的榮譽，校長不但不考慮這些意見，還批評大家文人相輕，還在區裏介紹本校“評優”經驗，說得頭頭是道哩！很多教師對工資改革預先定好級别，讨論時草草收場不滿意。在評級中，全校黨員除一人外，都是評的最高級，而工作質量與教齡都超過他們的非黨員教師卻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困難的人得不到照顧，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幹部，卻可以搬進新屋。校長搬進了新屋不算，還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裝修費，據說這是有關組織同意的。
上海建築工程學校林炳彰說：大家對領導偏聽偏信，造成了“牆”，很有意見。一個教師說，我有話不願在小組會上講，情願在大會上講，怕彙報的人走了樣。一位教師說：一個黨員的假話勝過十個群衆的真話。（這決不是個别現象，黨員和積極份子就是專門吃這碗飯的——紫丹）
第三師範學校過唯一說：我們這裏有這樣一個黨員，一開口就是“我是吃過苦的。”他對待群衆的态度是怎樣呢？有一次他同教研室同志吵起來，那同志哭了，我就跑進去同那同志談了幾句。當晚這位黨員就找我去談話說：“你在外面講我壞話。”接着就兩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師說：“還是他生病的好，可以不發生什麽事情，我情願替他代課。”他和群衆關系的壞，可見一斑。（反右之後，同事之間連這類的真話___共産黨叫做是“落後話”或“反動話”，都别想聽不到了。能聽到的，連夫妻之間都清一色是共産黨如何、如何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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