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7日訊】 一，反右的起因（此處略。見上篇）
二，鳴放的性質
第一，好家夥！一個屁放了７０年
王博士對右派鳴放的定性，走的是群衆路線。政客們往往“借刀殺人”，我們的政治學博士卻是“借口罵人”，他說：“李敦白的嶽母是位普通勞動婦女，她幹脆把知識分子的言論稱之爲‘都是放屁’。”說明這位“普通勞動婦女”,顯然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群衆（她丈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而死，她是否與他劃清界線，可存而不論）。說右派放屁，就擊中了大鳴大放的要害，正好屬于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它的巅峰語言是“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1。鄧小平就是堅持此體系而作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的結論。2那麽，右派在50年前究竟放了些什麽“臭屁”呢？
要翻出當時的右派言論，讓現在人看了也不能不浩歎其真知灼見，高瞻遠矚。可惜這些警世良言不但未被采納，而且“言者有罪”，竟遭緻了人身、家國的大災大難。儲安平指出的“黨天下”三個字，不僅找到了萬惡之源，而且将毛澤東關于國家民主化，聯合政府等等一系列誘人上當的謊言及其搞專制複辟的真實嘴臉，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作爲曆史人物的儲先生之所以偉大，是今天的人們仍受他的啓示，認定，如不廢除黨天下，目前的一切弊病如貪污、特權，發展權貴資本、對群衆巧取豪奪，破壞環境、對自然資源竭澤而漁，鎮壓異議人士、鎮壓一切維權活動（包括群衆上訪），壟斷一切媒體并強迫媒體造謠，把現實和許多曆史問題列爲禁區，取締宗教信仰自由、群體滅絕法輪功。。。。。。這些浩劫将會愈演愈烈，與共産黨共存亡、共損榮。
所有右派的言論，都是對萬惡的“黨天下”的有力舉證、病理解剖、沉痛控訴和嚴正審判；激情一點的，便會聲聲血、字字淚，甚至喊打，喊殺！也就是鄧小平後來叠次喋喋的所謂“殺氣騰騰”。意見間的相互呼應、協調補充，使意見的總彙形成了一個渾然一體，宛然天成的完整系統。無怪乎曆史學家翦伯贊說:整個的右派言論，好像是“集體創作”。3但這隻是天作之合，而不是鬥争會上聲讨的那樣，每個右派的言行都是有陰謀、有綱領、有組識、有計劃地向黨進攻。事起之因，很可能是面對有目共睹的事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年，儲安平先生在會上發言，話音一落，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老先生立即喝采，直呼:“verygood！verygood！”43年後，曾任《新》主編、剛剛作古的偉大女性戈揚，生前重讀該文，仍是不勝感歎，贊不絕口:“現在重讀‘黨天下’，真是句句珠玑，不忍失手啊！”4可以說，這是“放屁”的主旋律。
稍安勿躁。如果要說這是王博士借口罵人的所謂“都是放屁”的話，那麽，毛澤東說的同一意思的話呢？――“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别的黨派的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産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共産黨員在敵人後方消滅敵僞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該采取我黨中央所決定的“三三制”，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産黨員隻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張抗日民主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二。”5
如果要說“都是放屁”的話，那麽，劉少奇說的呢？－－“有人說：共産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産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蔑。共産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并不要建立共産黨的‘一黨專政’。”“共産黨并不願意包辦政府，這也是包辦不了的。”6
如果要說“都是放屁”的話，那麽，“零八憲章”說的呢？――“抗日戰争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啓了憲政曆程，然而國共内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緻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7
六四圖片：清華研究生的血–文革殺人鏡頭
反對黨天下，從毛澤東在抗日時期“放”起，中經右派“大鳴大放”，直到今天“零八憲章”，好家夥！一個屁放了７０年，現今仍在一鼓作氣，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其實，不僅儲先生的反對“黨天下”是“句句珠玑”，而且我下面介紹的文章，也絕不“都是放屁”，反而倒是篇篇珍品。從實質上看，右派鳴放也好，“零八憲章”也好，都是要共産黨把自己的民主承諾予以實現，就像毛大詩人說的那樣：“不須放屁”！實在想不到王博士竟能把事實弄個是非颠倒，把制止放屁反說成是放屁，而且不以此爲滿足，他還要有進一步的認爲和作爲：“今天，我們看到大量的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簡化、被後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讀，但這個曆史就不是原來的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躍進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幾乎都是如此。剛解放時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曆史再颠倒過來’。現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真來是豈有此理！無論黨史、國史被共産黨糟蹋得還像個樣子嗎？近來黨内、黨外一些有良知的史學家，着力于還原曆史的真相；撥亂反正也隻是剛剛起步，忽聞有人歇斯底裏驚呼一聲：“禀告老爺：大事不好！曆史裏竟然出現了幾句真話，這是多麽地不和諧呀！後人将據實、識破我們僞造的曆史，即我王博士說的‘原來的曆史’，完全是一堆垃圾。我們‘土改’謀地主财、害地主命，換取貧下中農爲我們打江山當炮灰；‘５７年’焚書坑儒、消滅獨立思考，百萬以上知識分子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大躍進’勞民傷财，造成人類史上最大的人權災難，死人４６００萬，傷财數以千億計；‘文革’害人數以億計、死人２０００萬，經濟處于崩潰邊緣；六四血洗天安門，履帶裹卷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的血肉之軀，開花子彈射進他們的胸膛。曆史法庭，開庭審判，以毛澤東爲罪魁的我黨将被釘在曆史恥辱柱上，受百世罵，遺萬年臭！”
第二，中國現代化的初稿
五十年後的今天來重新評價57年的右派思想，許多學者認爲當時的許多觀點堪稱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頂峰。宋永毅認爲，中國未來五十年的改革藍圖在57年就提出了，所以當年右派的思想高度超過了89民運。“可以說關于中國政治改革50年後的藍圖，在57年的時候都系統的細緻的描繪過了，57年的思想高度甚至也高過89民運。”經常有人把1989年的六四民主運動與反右運動相比較。錢理群教授說：”反右和六四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57年學生提的口号,是民主,法制和反特權,而這三大口号,實際上六四運動也就是這三大口号。”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高級研究員、被鄧小平稱爲“資産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郭羅基認爲，由于曆史的斷代，六四民運并沒有承接57思想。“譚天榮57年提出民主人權萬歲（其實,通讀右派言論即可發現，其核心觀點是反對”黨天下“，其核心價值在于“争人權”――紫丹）超越了五四,但是并沒有爲六四所繼承；五四運動提出的口号是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民主不能實現,我認爲就是把民主和愛國連在一起。愛國可以是不民主的,民主的根源是人權,爲什麽要民主?歸根結底是要追求人權。所以在譚天榮之後三十多年，89民運還是提愛國民主運動，所以六四和五七是斷代了。”
曆史斷代導緻的結果，是後來的民主追求者從零開始的摸索。陳奎德說：”五十年前，這批人被打下以後他們發不出任何聲音，中國有一段非常悲哀的曆史斷代的這麽一個過程。所以使得後來人必須從零開始，從頭摸索，慢慢發現現代的國民社會是如何遵循哪些法則的，包括89年學生的抗争，幾乎是從零開始；摸索出來的結論，有些甚至還沒有達到57年的深度。所以說這個情況是中國社會的悲哀。我想57年是作爲中國現代的思想的精神源泉，會對中國将來的社會變革起到重大的激勵的作用。（以上引自” BBC”反右50周年”特别節目第七集：《反右對當代中國民主法制的影響以及57思想評價》）
現在的人（包括老中青），很少有對當年右派言論有較爲完整地了解了。而不了解右派言論，就絕對無法評價反右派運動，也就會對有人渾水摸魚、“颠倒”曆史，如王博士引用文革中的洋“三種人”李敦白的回憶錄中的說法：“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并不是争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爲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隻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爲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爲重要。郊區農民認爲，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資。”――表現出大惑不解、甚或上當受騙了。須知，毛給右派治罪，并非因右派殺人放火、打家劫舍，而是因“言”而治罪，故而，了解了右派言論，就是還原了曆史真相，就是對一切騙人伎倆的迎頭痛擊。好了，請讀者慢慢讀下去：
１，大鳴大放，聲聲聲讨“黨天下”
1959年9月8日《人民日報》報導說，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陸欽範，“污蔑共産黨‘已成爲一個權利集團’，惡毒地說共産黨是‘世襲’，‘比起土地私有制來更是真正的封建’；詛咒黨确‘終究會被時代的車輪所抛棄’。”
人民日報，6月6日（不注明年份，即1957年，下同）載，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人說:“每個黨員并不等于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爲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裏還好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以命令一切。”
人民日報，6月11日載：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談會上，候補中委陳新桂仍然說他完全同意儲安平所說的共産黨的“黨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他以爲不足的是儲安平不曾進一步指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麽，他認爲“黨天下”的思想根源是無産階級專政。他說，從蘇聯無産階級專政中發生斯大林錯誤，從匈牙利無産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産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他還說，無産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産黨的專政。這樣，共産黨在貫徹政策的時候，首先要信任共産黨員，再就是信任青年團員，再就是信任靠攏黨的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不産生宗派主義，不産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像的。
光明日報，6月25日載，中國青年報記者詹寰說:“共産黨就是黨天下，沒辦法，這是根本制度問題，我完全同意儲安平的意見！”“共産黨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有黨無政。”
人民日報，6月25日載，湖北省中南财經學院院長、民盟湖北省主委馬哲民說:“中共不少領導同志……認爲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們俨然爲‘天生的聖人’。這就等于基督教說‘我代表上帝’了。”
浦熙修約樓邦彥和彭子岡一起去找費孝通談“黨天下”的問題，她問道：“黨究竟該在國之内還是國之上？”（《大公報》7月8日）
人民日報，6月28日載，山東青島民盟成員曲北韋在市政協會議上發言:“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屬于共産黨？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人民日報，6月29日報導《南開大學反擊右派的鬥争》：“在小組和班的會上，曆史系一年級一班的學生姚安全，口口聲聲說葛佩琦，儲安平說的是‘事實’，統購統銷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認爲‘三害’是主要的敵人，而‘三害’的根子則是‘黨天下’，要反對‘三害’，要想不動搖黨的領導是不行的。”
人民日報，6月22日登載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劉地生的文章中說，消滅“三害”的根本方法就是消滅其産生的條件。這些條件是“僅允許聽從命令，而不尊重人權，不倡導獨立思考。”并說：“共産黨是國家的領導黨，但這不等于說共産黨就是國家。因爲中國有六億人口，而共産黨隻有一千二百萬黨員。決不能說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利益就是六億人民的利益。。。。。我覺得應該改變以往把黨放在國家之上，以黨的利益代替甚至超過國家利益的做法。今後制定政策方針應該先從六億人口的利益出發，不應該先從黨的利益出發。任何一個黨派的委員會或支部，除開對那個黨的機關或黨員之外，沒有權力對黨外的政府機關或行政人員發布命令或指示。”
中國共産黨聲稱自己不是農民的黨，也不是小資産階級的黨，更不是資産階級的黨，雖然這些階級在社會上是合法的，但作爲階級的思想在黨内是非法的。共産黨是無産階級的政黨，思想是屬于無産階級的思想體系，政治上是無産階級專政。無産階級的利益代表全人類的利益，所以共産黨的階級利益就是無産階級的利益。怪事就出在這裏:領導全國工會組織的李立三之所以下台，是因爲:毛澤東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産長一寸”，他便提出:“生産長一寸，福利長一分。”他主張工會要爲工人階級謀福利，就犯了“福利主義”的錯誤，據說正确的方針應該是“把工會辦成教育工人階級的共産主義的學校。”等等。到反右時，被劃爲右派份子的高元，是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檔案處處長，有16年黨齡的共産黨員。據報紙上說，他認爲“工人并不是爲了社會主義建設參加工會，也不是爲了學習共産主義參加工會，而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參加工會的。因此工會的本性就是保護，至于共産主義學校作用，無産階級專政支柱作用，黨聯系群衆紐帶作用，都不是工會的本性，而是黨強加于工會的。”高元認爲，工會存在的客觀基礎，是國家有官僚主義分子，違法亂紀分子，國家不可能不犯錯誤，國家可能會侵害工人的利益。資本主義對待工人的一套，在我們國家中都有，隻是分散而不集中罷了。所以需要工會和政府唱對台戲，需要工會來保護。這篇報導說，“今年4月，國家調整某些消費品的物價，高元在同志中間散布他的謬論:國家對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資，一方面又提高物價，這是國家對工人耍手腕。全國總工會應該對此發表聲明，表示遺憾。”高元還說:“黨隻注意長遠利益，不能代表工人群衆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黨的領導，工會就不能很好地保護工人群衆的切身利益，黨就成了礙手礙腳的東西了。”他還提出:“工會法規定全國隻有一個工會，是否合适可以考慮。工人可以自己組織工會，不一定參加全國總工會。”（載人民日報11月11日，。）
可見“黨天下”是要專一切人的政的。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工會不是爲自己謀福利和保護自己利益的，反而是共産黨用來專工人階級政的紐帶，給自己成員洗腦的共産主義學校！而有１６年黨齡、在禦用工會當上處長的高元先生，爲維護工人階級利益被劃爲右派分子，這一事實就足證李敦白之言，乃無稽讕言也。再看讕言引用者、工農利益的代言人王博士，現在是怎麽說的？他說：“跟工人農民和普通民衆關系最密切的事情，是他（她）在企業裏面，在工作的八小時裏面，他的命運，他的待遇這些問題。他自己能不能參與呢？以前有一點參與的權利，現在卻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如果說這話的人不是假惺惺，不是欺世盜名，而是像右派那樣奮不顧身爲維護工人階級的利權，那就應該再三再四、不達目的誓不休止地大聲疾呼：“立即成立獨立的工會、農會!爲争取和維護工農自身的利權而奮鬥！”之所以止于徒托空言，是否因爲“獨立性本身并沒有任何的道德優勢”，道德的優勢在于“禦用”呢？
２，“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澤東那裏挖
人民日報轉載陝西日報6月12日刊登的陝西師院講師王尊一的文章，題目是《“三害”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開宗明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是存在在個别機關或個别學校裏，是在目前中國共産黨和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普遍地存在着。那麽我們要根除’三害’是不是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掘一下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共産黨的确有偉大的功勳，但從此共産黨驕傲起來了，以爲天下是我們打的，政權應由我們掌握，好官我自爲之，人民隻能聽從共産黨的命令、指揮和擺布，人民哪有憲法上賦予的思想、言論的自由？”
“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爲四等，。。。。。。當時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裏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隻是處于被統治的地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政治要職都設複職，如内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滿、漢人各擔任一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爲四等。。。。。。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是多複職。正的總是由黨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制度，應該叫它個什麽名字，我也不知道。”
“。。。。。。另外，一切讨論變成了形式，嚴肅認真的讨論根本展不開。領導上對待恭維、奉承、吹牛拍馬的人認爲是積極份子，認爲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對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懷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認爲是思想落後、不進步、保守頑固，甚至戴上反黨、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這樣一來，誰還敢對黨提出一個字的批評呢？”
３，黨外人士要求有職有權
說到有職無權，此乃“黨天下”題中之義。要是黨外也都有職有權，那還叫“黨天下”嗎？别說副職，有一位正科長，有些政策文件科員（黨員）已經知道了，可對他仍在保密。試想，他怎會有職有權呢？無怪乎——
章伯鈞說：“我這個部長，就是守靈牌。”（人民日報，8月25日）
民盟中委彭文應說：“民主黨派是電話總機，客人，眉毛，尾巴，包打聽，拍馬屁。”他認爲中共的幹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優材劣用，劣材優用，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用非所長，用非所願，有才無德，有德無才，德才俱無，有罰無賞，賞罰颠倒。”（同上）
教育部副部長林漢達說：“我不是講我個人有職無權，而是說整個教育部都是有職無權。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發通知下去，不靈，加上國務院，還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門有什麽用？肯定你有成績，就有成績，說有偏差，就有偏差。”（人民日報5，21）
8月6日北京師範大學舉行全體大會，揭露和批判文學家黃藥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有人揭發他在中文系整風會議上的反動言論：“黃藥眠說他當系主任是有職無權，是被人當玩具玩，并說這與黨的整個領導和制度有關。他說有職無權的根源在于黨把知識份子看成是不可靠的小資産階級。他認爲不能死記住列甯的個别詞句，像念經一樣，一提到知識份子就對他們有對抗情緒，總是把知識份子當成異己分子。”（8月7日，光明日報）
民盟中委，河南省副省長王毅齋說：“有職無權使你等于是個花瓶，招牌，牌位；這是黨外人士最感痛苦的事。”（河南日報，5月18日）
民盟陝西省委宣傳部長張性初揭發民盟中常委，陝西省副省長韓兆鹗：“他造謠說‘有職無權’，是‘被人牽着鼻子走的’，‘作副職是給人拾遺補缺的’，是‘點綴品’！”（陝西日報，8月20日）
時輪已滾動進21世紀，我們插問一句：如今中國政壇上的人大，政協，民主黨派，群衆團體（如工會等）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否仍是眉毛、點綴品，紙花，花瓶，招牌，位牌，玩具，泥菩薩，電話總機，客人，尾巴，包打聽，馬屁精，狗腿子，應聲蟲，留聲機，助纣爲虐，被人牽着鼻子走的出賣靈魂者？有另一種人物，如李慎之等，作了難能可貴的堅持，秉持良心說話，辦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應該說是我民族優秀文化的傑出載體，卓越的傳人，樹一代風範，在右派中也屬鳳毛麟角。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時，他任職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毛澤東派秘書林克去征求他的意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在革命勝利後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制度。結合中國的情況，他認爲“我們的大民主太少”，“應當成立憲法法院”，“我們應當搞大民主”。隻有讓人民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讨論的權利和自由，才能免蹈蘇聯覆轍。這可惹火了民主死敵毛澤東，劃右派自然是沒有跑的了。毛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份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瘾。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産階級的國會制度，學習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這是李先生終生與專制主義所打的遭遇戰荦荦大端之一。之二是與鄧二世在血洗天安門所遇，他憤而挂冠：“決不在刺刀下做官”。之三是，他一篇文章《風雨蒼黃五十年》，不僅給小人得志的江三世舉辦的國慶盛典大潑冷水：“就爲準備這次大慶，據說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國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也許隻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指責他們是一樣的小醜，一樣的跳梁。而且爲中共掌權50年的曆史定論爲：“曆史剩下的竟是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文章引用了蘇共20大以後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一個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緻一黨專政，而一黨專制必然導緻個人專政（獨裁制）。”
實在是，英雄所見略同。據光明日報7月1日所載，羅隆基私下曾對浦熙修說：“無産階級專政就是個人獨載政治。個人崇拜的根源就是無産階級專政。對知識份子來說，資産階級的民主自由，總比社會主義制度好些。”
４，對“黨天下”摻沙子
6月10日的沈陽日報刊出了沈陽師院張百生，黃振旅七千餘字的長文《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主題是挖掉“三害”的根子。它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肅反運動擴大化是在主觀主義思想指導下，甯左勿右，打錯了好人，破壞了法制；從理論上是受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事業越發展敵人越多的錯誤理論的影響。肅反幹部隻是執行中央的指示，所以，“根子在北京”。他們質問：“胡風問題已過了兩年，爲什麽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錯了就馬上開釋，并恢複其名譽。”
文章還具體批判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對于“黨天下”，他們認爲中共使“自己變成了特權者，陶醉于自己是開國元勳，有汗馬功勞，應當有權有勢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賞裏，總以爲自己是最優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确，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黨即國家，國家即黨’的氣派。由于黨對一切問題有最後決定權，從組織上又不信任非黨人士，就會把黨外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裏之外，這就使黨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開始脫離群衆。黨雖擁有一千二百萬黨員，但這僅是占全民總數的百分之二弱而已。。。。。。難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黨同志都無德無才，應當絕對服從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張，當這百分二人的‘順民’麽！
黨所以喪失威信，黨員腐化，是由于“有了特權，漸漸忘記了革命的真義，喜歡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後很有些人看到入黨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權有勢，官高祿厚，步步高升。于是蜂擁而至，‘争取’入黨，在黨員和黨組織面前，極盡其拍馬的能事，僞裝積極，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歪曲事實，欺上壓下。。。。。。以博取黨員和黨組織的歡心，達到入黨之目的。”
“解放後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的民主的，有的也隻是形式，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連資本主義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實際上是一黨專政，是黨中央政治局少數人獨載。黨内也沒有民主，下級組織和黨員隻能貫徹黨中央的指示，決議。黨外人士做領導工作是有職無權，隻有執行決議的義務，沒有參與決策的實際可能。黨是太上皇，威武神聖的。一手托着馬列主義的聖經，一手拿着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铐。選舉隻是變相的任命，代表隻代表個人，誰也不知道自己選的人是怎樣的，他代表自己說了些什麽。至于集會，結社，出版等，都必須在黨領導下進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這怎能體現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對人權的侵犯，嚴重破壞法制，必須改變。”
“應該實行直接，普遍的競選，讓代表們能夠真正代表本選區大多數選民的意見，對本區選民負責。應該讓人民自由組織新的黨派，社團和出版報刊，以便廣開言路，監督政府，。。。。。。”
“國家大事誰說了算？在憲法規定是‘人大’說了算，而實際上，‘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手裏。‘人大’隻是走走形式，舉手通過，完成立法手續。幾年來很少看見‘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真正的讨論，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動議，卻偶爾看見他們一些無關疼癢的考察記在報上發表。。。。。。。‘人大’和‘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民主的門面。當然，錯不在‘人大’和‘政協’，責任在黨中央。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不隻是以黨代政，而且是以黨代憲法，以黨代‘人大’。。。。。。這樣少數人的專斷，肆無忌憚地發号施令，不發生錯誤倒是不可思議的了。要改變這種獨裁誤國的現象，必須把黨從‘人大’與政府之上拿下來，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成爲真正的權力機關。‘人大’代表必須經普遍的競選産生，一定要選出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黨派‘政治分贓’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設立各種專門組織，集中最優秀的各種專家參加工作。‘人大’常委會應該是專職的。人民代表不應兼任政府之職務。應該創辦‘人大’的有關刊物，向人民宣傳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論的重大問題，監督政府工作等等。至于黨對‘人大’怎樣起領導作用？我們認爲這就要靠黨員代表的作用。隻要共産黨代表人民利益，黨員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選他進去。”
共産黨把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求民主，都歸結爲要的是資産階級民主，而對資産階級民主又長期地加以诋毀、醜化。從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看，人們對資産階級民主還是向往的。馬哲民說得很形象:共産黨對青年說資産階級民主制度不好，其實這好有一比，過去有個大和尚同小和尚上山，小和尚看見一位姑娘，問大和尚這是什麽，大和尚說這是老虎。大和尚問小和尚愛什麽，小和尚說我愛老虎。共産黨和青年說資産階級民主制度是老虎，其實青年還是愛它的。（《長江日報》6月26日）
天津日報，5月27日報導了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學教師座談會，會上第三女子中學的民盟盟員、曆史教師黃心平提出了一個根除“一黨專政”的政治主張。他說，“我有一個觸及共産黨利益的意見，隻要不殺頭，我就提出來。是什麽意見呢？我認爲，現在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各民主黨派的黨綱又都要求走向共産主義，同時各個黨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爲什麽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一黨執政有害處，像共産黨已經整過三次風了，但如今仍然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通過這次整風是不是能夠徹底消滅這些缺點，還使人懷疑。如果不要共産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來輪流執政，由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衆自由的選擇，這就好得多。因爲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爲人民服務。問題是共産黨肯不肯放棄政權。我本來打算将這意見寫成文章投給報社的，隻怕不給刊登。”
《天津日報》發表了幾篇文章，批判他的言論。6月23日，又登了黃心平的一篇長文——《談“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他寫道:
“我的意思是，現在不能實行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是否将來可實行。如果主張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就是否認共産黨的領導，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此話從何說起？又是根據什麽事實而得出這樣的論斷？”
“我懇告發表與我不同意見的諸位先生們，你們的意見盡可與我不同，可以從理論上駁斥我，以理服人，但切勿用帶有誣蔑的話對我人格橫加污辱。”
章伯鈞對“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時黨員數），統治着五億農奴”的黨天下局面早有所預期：“非造反不行”。他向往資本主義表現出的活力：“爲什麽還有活力？就因爲有多黨制度，有民主制度，有衆議院和參議院，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光緒皇帝爲什麽完蛋？就因爲沒有民主。資本主義爲什麽還沒有完蛋？就因爲有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在我們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他們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說，資本主義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有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人民日報，6月19日）
他内心深處有一個“輪流執政”的政治理念，但不曾明說。因爲他跟中共交道打多了，早知“和共産黨合作不容易，共産黨是老虎。”他隻是試探着提出一個增加決策民主性的方案：“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讨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裏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讨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爲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會豐富起來。”他特别指出，“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這便是被批鬥的三大右派理論之二:政治設計院。
盧郁文批判過諸多右派言論之後，反駁章伯鈞說，章伯鈞先生不讓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國務院會議上大讨論而特讨論，他說一通，我說一通，然後表決，這是資産階級的民主方式，表面看來是民主的，實際上并不能取得一緻。他說，章先生這個意見我不能同意。他認爲事先把文件經過各方充分協商，準備成熟，拿出來讨論通過，這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是它的優越性。（人民日報，5月26日。這時毛正在引蛇出洞。）
如果說，拿出成品再“充分發揚民主”，讓與會者這個表示“衷心擁護！”，那個表态：“揭誠擁護！”第三個說：“正合我意！”第四個說：“我舉雙手同意！”第五個說：“我一千個、一萬個贊成！”。。。。。。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的話，倒也是的确符合事實的。但要說是它的優越性，。。。。。。這不禁使人想起，被毛澤東奷污并傳染給她滴蟲病的女孩，對李醫生說的：“主席可真是個偉大人物。他樣樣都偉大，真使人陶醉。”8左派之所以爲左派，誠如是之“陶醉”也。
人民日報，6月28日載，武漢華中師範學院教授、民盟成員艾玮生說:“當前共産黨和民主黨派……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互相監督是解釋不通的。”“民主黨派隻能在共産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譬如共産黨提出一個文件，民主黨派便在文件上改幾個字，像‘之’改成‘的’字，‘我們’改成‘大家’等。民主黨派隻能施工，不能設計。所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産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應該改變。”
５，清算中共曆次政治運動的罪行
章伯鈞是從源頭上對“黨天下”來一個“摻沙子”；而被毛澤東包辦的“章羅聯盟”這場婚姻中的另一角色羅隆基，則是用“平反委員會”來清算黨天下罄竹難書的罪行。對于右派理論，儲安平和章伯鈞是無獨有偶，再加上羅隆基便形成鼎足而三:黨天下；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
九三學社副秘書長李毅說，我們社會主義學院現在就有好幾個同志睡不着覺，心裏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悶在心裏難受。有人說，領導上應該從政治上，組織上作出進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撐腰，公開講講不準打擊報複。
據此，羅隆基說：“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方案，就是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将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麽委屈都來申訴。”他認爲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份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而是條條道路通北京了；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鳴’和‘放’以後，還會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膜。”“二，平反的機構一定要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這幾個運動過去是共産黨領導着搞的。平反時，除了領導黨以外，還應該由各民主黨派人士參加，說明運動有成績，也爲受了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受委屈的人，不隻各民主黨派的，其實共産黨内也有。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裏不發生打擊報複事件，有這個機構，敢打擊報複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複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爲一個系統。”（人民日報，5月23日）
這個問題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過的；搞錯了的要平反。毛隻是想抓幾個典型，平平反做做幌子，以收到殺也英明放也英明，吾皇萬歲，萬萬歲之萬民擁戴。如果來真的“有冤伸冤”，那麽，斯黨也而有斯領袖也的黨天下能還得起這筆錢債，物債，血債，淚債嗎？隻說殺人一項，不說更多的勞改，勞教，管制，批鬥。。。。。。毛就像按比例劃右派一樣，搞的是按比例殺人。1951年4月30日毛親手所寫的“轉發西南局關于鎮反問題給川北區黨委（胡耀邦）的指示的批語”：“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轉，并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已捕及将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拟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9
那時報紙上正在猛批“寬大無邊”的右傾思想，幹部都是以殺人不眨眼以示其革命堅定性的。我家那個八百多人口的村莊，殺了一個“僞鄉長”，兩個“投敵民兵”，兩個“地主狗腿子”（他倆是中農成分，罪行是，揚言“國軍打回來再說。”）。定比例本已是玩忽法律，草菅人命，何況從來都是甯左勿右，層層加碼，下面總是攀比超額殺人、以争相立功呢！
當年羅隆基斥責國民黨：“如今的黨治，在内政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亂國；在外交上以黨治國，是以黨亡國。”10這是公開發表在《新月》上的，所以蔣和毛對他反對一黨專政的政治理念都很摸底細的。這就值得品味：他雖然反蔣，蔣介石還給他部長當，除國防部，外交部之外任他挑；而他擁毛，擁共，毛共卻沒有讓他當部長，出于無奈，才從林業部分出個森林工業部讓羅當部長，随後他劃右派成敵人，這個部便也撒消了。
新聞日報編輯部揭露王造時透露給該報副總編陸诒的訊息：羅隆基聽完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的報告後，說：“到現在再來提人民内部矛盾問題，足證共産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人民日報7月5日對鬥争會的報導，标題是：《羅隆基說：足證共産黨統治中國處處是錯》。當然，這也“足證”：成立“平反委員會”系統是絕對必要的；而所有當時的鳴、放，總括地說是“足證”了“足證”。同時，所有對“足證”的反駁，你找不出一件不是虛僞的，強詞奪理的，能經得起曆史檢驗的。
盧郁文，小醜一個，固不足挂齒。吳晗，曆史學家，飽學之士，就是他能把不存在的東西巧飾成“事實”，胡說一起：“章羅兩人原來是兩個把頭，争權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下。過去，他們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黨羽的安排，建國以來，章羅在民盟中央，除了鬧人事糾紛以外，從來也沒想到要替人民辦點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号提出之後，他們對國際和國内形勢的估計，以爲要變天了，共産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爲了。章羅兩個多年冤家突然變成‘章羅聯盟’了，兩個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氣了，一個腔調說話了。”（人民日報，7月16日）可是，當迷霧澄清，真相以“章羅聯盟，天下奇冤”載入曆史時，曆史學家吳晗又該怎樣向曆史作交代呢？早在毛捏造“章羅同盟”罪名前20天，吳批“平反委員會”：“這個意見涉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他對黨領導的三反，五反，肅反等機構是不信任的。一個是他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一個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這樣一個協商機關，下降或者改變爲司法行政機關，這和這兩個機關的性質是不符合的。”可是，即便在被毛背信棄義地篡改後而正式發表的《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仍然寫着：“我提議今年或者明年對于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員會和政協委員會主持。”試問：毛澤東的意見涉不涉到這兩個問題？11這不啻是吳吃了毛一記耳光。“不啻”還非真的，真的是毛通過批《海瑞罷官》一耳光打得他命歸西天。因爲他死前頓悟到“悔不當初”，咬破舌頭寫了這四個血字，所以能“立地成佛”。佛說，縱有彌天大罪，也抵不住“悔改”二字。
史良的賣友叛盟，比吳晗有過之無不及，可以說是司法部長對“章羅聯盟”下的判決書:“章羅聯盟的反動綱領是什麽呢？主要是:一，他們宣揚資産階級的“民主自由”，主張民主黨派和共産黨輪流執政，反對我們國家政治體制和基本政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産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二，他們反對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首先是反對黨對知識份子和科學文教事業的領導，要黨的領導退出高等學校，退出科學文教機關；三，他們反對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和監督，篡改民主黨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黨派組織作爲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工具；四，他們抹殺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否定黨所領導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肅反等曆次革命運動的偉大功績，煽動反黨情緒，企圖倒算翻案；五，他們在知識份子中間宣傳資産階級的民主個人主義思想和資産階級的科學文化，反對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阻擋知識份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農相結合；六，他們篡改《光明日報》、《文彙報》等報刊的政治方向，作爲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陣地，鼓吹資産階級的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七，他們宣揚帝國主義侵略陣營的強大，诽謗社會主義陣營，散布國際局勢緊張的空氣，反對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八，他們實行排斥打擊左派、欺騙蒙蔽中間派、拉攏擴大右派的組織路線，安排爪牙，控制組織，奪取民盟的領導實權，反對民主黨派長期以來發展組織的正确方針，破壞重點分工的協議，招兵買馬，搜羅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參加民主黨派，在民主黨派建立和擴大反動組織基礎等等。”（人民日報，1958年1月26日。）她在文革中雖苟活下來，但也受到猛烈批判和人格羞辱。
光明日報，6月3日載:陳新桂說，政治運動，成績的取得，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所以，僅以“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個别的難免的”這個公式來作結論，未必一定正确。過去幾次運動産生的副作用太大，最嚴重的是助長了唯心主義。比如，不從調查研究出發，事先拟定打擊的對象的數字，對運動采取甯左勿右、否定一切、大膽懷疑的辦法，等等，都是與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精神不相符合，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曆次政治運動還産生一些副作用，如人爲地制造了“牆”和“溝”；把人分爲“積極份子”和“落後分子”。運動中湧現出的“積極份子”有的是以片面地反映和密報别人的問題而獲得這個稱号的，所以，有的老教授說，他們是“靠運動吃飯”。另外，在運動中也有的人養成看行情辦事。有人這樣說過，在運動中“要避免挨打，就得打人”。這些人簡直是敗壞社會道德。
在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編《右派言論選集》中，載有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言論：“總說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偉大的，偉大個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說起思想改造就搖頭，什麽‘成績是主要的’，趕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時候，要我作檢讨，撤我的職，都是當衆搞的；徐懋庸（黨委書記）撤職，若幹黨員在這件事上作檢讨，卻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三反，思想改造的檢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認，要重新寫過。”
“我們曆次運動中常常捕風捉影，就去搜家，結果隻道個歉。但有教條主義和特權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有創傷是不能一下子磨滅的。憲法規定人民權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沒有公布，人民無權，憲法沒有保證，這是肯定的違法，是不能保障憲法的實現的。”
“知識份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民族資産階級一樣改造，改造，什麽時候才信任我們。”（毛整人的陰謀爲什麽總能得逞？除了應用毛的吃人哲學《矛盾論》加以解答外；被整的對象包括後來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等，都是要把禍水引入别人田。我們尊敬的教授也未能免俗；難道民族資産階級就應該永享改造，改造嗎？他們遭遇的災難還不夠沉重嗎？同是天下受害者，應同聲譴責害人蟲！）
“劉真（徐懋庸的繼任）問向誰争自由民主，他自以爲問得很巧妙，其實這問題很好回答。向誰争人權？向侵犯人權的人争人權。向誰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誰要自由？向不給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現在事實如何呢？選先進工作者，選人民代表都是指定的，這民主麽？三反時教授被叫做x犯xx，随便把人關起來，這自由麽？”右派言論的核心觀點是反對“黨天下”，核心價值是“争人權”。
長江日報，7月3日載楊展時緻毛澤東主席的“萬言書”中說:“我承認，我們黨執政七年，總的來說，成績是主要的。可是，在知識份子政策這個個别問題上，如果我不照公式說話，那我就不能不說，缺點是主要的。不！更恰當點說，是失敗的。”“也由于缺乏了解，對知識份子的估計當然也就不能恰如其分。這使我們對知識份子出現了或冷或熱，不知究竟如何措手的情況。有時（這是主要的），感到知識份子思想落後，曆史複雜，政治态度‘不明朗’，心裏一煩躁就紮紮實實整他們一家夥；有時（這不是主要的），感到他們還有點知識，有點技術，對社會主義還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則又不免寶貝長、寶貝短的對他們‘統戰’一番。知識份子們被我們一時放在火裏，一時防災水裏，一時打入十八層地獄一時又捧上三十三天。入地時，滿肚子委屈牢騷，深悔當時自作聰明，‘沒聽朋友的勸告到國外去看看風色’，癡心妄想跟着共産黨跑了一場，還是不免頂着一個‘反革命分子’的下場。不但自己死了不清白，連妻子兒女也擡不起頭。上天時，心驚膽戰，不知何年何月‘，龍顔大怒’又一個倒栽蔥摔了下來。七年以來，他們像童養媳婦在阿婆手下過日子一樣，提心吊膽，戰戰兢兢，說起來是‘一家人’，實際上卻不得不小聲小氣，輕手輕腳，處處看顔色行事，憑這樣還惟恐自己出差錯惟恐被家裏人抓住小辮子。”“按照我們黨的估計，知識份子似乎隻是一個愛國者。他們愛祖國，可是留戀自己在舊社會的地位，向往着資産階級民主，而對我們黨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并不熱心，有距離，甚至反對。”“這個估計是很不正确的。”“正是因爲這個估計錯了，才使我們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全部都錯誤了。”“在一種強烈的、莫名其妙的、十十足足的宗派情緒的支配下讨厭他們，冷落他們，處處用懷疑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們，甚至一足踢開他們。而尚以爲未足，并通過曆次社會改革運動一次加次三次殘酷地打擊他們，惟恐斬殺不絕，千方百計地從精神上加以折磨:農民所不忍施之于地主的，我們悍然施之于知識份子；工人所不忍施之于資本家的，我們悍然施之于知識份子。在這些運動中，知識份子因不勝精神摧殘，不勝鬥争之辱，不勝我們的‘董超薛霸式的幫’，跳樓赴水仰藥刎頸投環切腹而死的，擢發難數！耄耋無逃，孕病不免，（華南師範學院在肅反運動中有五十六命的事）天神共憤，道途咨嗟！把我們這種屠殺的方式和法西斯強盜奧斯威辛的方式相比，我以爲奧斯威辛的不但顯得拙劣幼稚（無論如何，總還得劊子手親自動手），且倒還幹脆仁慈！如果說，斯大林同志不免因爲他對同志殘酷屠殺而逃不過曆史的斥責，我看，我們黨也很難不因對已經‘歸順’了我們的知識份子的屠殺而受到曆史的斥責。我黨之屠和暴秦之坑終将同成爲曆史上兩大無法湔滌的污點，不能不使人萬分痛心！（于此，我們卻聽見有人對毛的熱烈的歡呼聲！――紫丹）”“可是，我們還居然心安自得地說:成績是主要的！”
光明日報，6月5日載，範樸齋說:“有人說:‘一系列的運動、改造，有的人把人性也改掉了。’這豈是我們改造的目的？但他們不敢分辯，說道理也說不通，隻好忍受。許多人由此逐漸産生了消極情緒，這也錯，那也錯，感到人性喪失，見人低頭，還有什麽生活意趣呢？”
遼甯日報，6月8日載，大連工學院講彭聲漢在中共旅大市委宣傳會議小組會上發言。他說，民主的實質在于思想應絕對自由（表現在我們憲法上就是言論，結社集會的自由），組織上則少數應服從多數（投票選舉政府）。有人說：“過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并不是不民主。”又說：“今後應在民主與集中之間尋求一個适的比例”——這是在玩弄名詞，在耍花樣。過去不民主，就應該老老實實承認錯誤。
肅反是對自己人專政。所謂“肅反走的是群衆路線”，群衆是誰呢？我把它大緻分爲四種：打手；走上風的；走下風的；被鬥的。如果硬把它說成是群衆路線，那亦不過是“打手”路線而已。肅反鬥争拆散了多少個幸福的家庭，摧毀了多少堅固的友誼。在和平時期發生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系。
北大俄語系教授魏荒弩批評道：”中央決定肅反對象有百分之五，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産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肅反運動是曆史上最大的文字獄。“
北大哲學系羊華榮同學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1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鬥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壞了人，迫死了人“；2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3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後，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4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
浙江日報6月27日載有人揭發省文聯主席宋雲彬跟他說過：“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業慘遭破壞，許多民間藏書幾乎被燒光，這等于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龍泉拆塔事件後，這是共産黨破壞文物作風的沿襲。他還對我講過：肅反中出了許多亂子，到處逼死人命，在溫州我的一個朋友被逼自殺了！”
鑽屁股蚰蜒郭沫若，無孔不入，連宋雲彬也不放過。他發言的最大效應是刺激别人的嘔吐神經：“革命的破壞在在所難免的。經曆一次像土地改革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古書文物哪能沒有一點損失！中國地方大，文物多，保護起來，很有困難。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國幾乎到處都有，往往一個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動不得的思想，是一種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雲彬把龍泉拆塔事件誇大起來，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産黨破壞了，這樣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人民日報，9月30日）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曆史和邏輯是一緻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曆史事實，但卻不合郭氏“邏輯”。反倒郭的談話合乎了毛澤東夫子自道的邏輯：“隻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677頁）
６，呼喚法治
如果在一個政黨内，在一種情況下你通過陷害别人就能撈到甜頭，在另一種情況下就輪到另外的人通過陷害你來撈甜頭了。例如賀龍，據說是他殺掉王實味的；而他維護的這個說殺就可以随便殺的吃人制度和吃人毛王，卻讓他死得那樣悲慘，殘無人道。劉少奇也然。毛澤東的“總管”葉子龍，由于宣揚毛的桃色新聞，讓劉知道了。劉說：“這是污蔑我們黨，把他拘捕，槍斃”。（66）難道毛不是淫棍嗎？再說，劉個人有權一句話就槍斃林嗎？這就涉及到法治的問題。1958年，毛在總結反右經驗時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韓非子是講法制的，後來儒家是講人治的。我們的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馬齊彬等：《中國共産黨執政四十年》，第138頁）劉也說：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隻能做辦事的參考。（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5頁）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少奇主席殘酷迫害，隻至慘死，“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恐怕是，對法律連“做辦事的參考”也沒參考。
從人類的曆史和我個人的經曆中，屢試不爽的是:曆史的戲劇性在于“請君入甕”。許多人在制“甕”，燒“甕”，滿以爲隻供别人入哩！海外就有這麽個人，他胡充八當，颠倒是非，想通過誣陷正直的李志綏先生，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誣陷爲毒草，來作政治投機生意，想讓中共視他爲香“花”；但他沒有想想：你有什麽資格否定那本《回憶錄》？你想了沒有:最有發言權的張玉鳳爲什麽沉默不言呢？你還是好好照照曆史的鏡子吧:甕正在燒得火紅！料你也比不過劉少奇的功高望重，吳晗的真才實學和對中共忠心及貢獻大吧！隻憑你拍拍馬屁，扯扯謊，撩撩炮，爲醜惡的毛澤東做的那些男盜女娼、雞鳴狗盜的醜事遮遮醜，就想投機取巧撈到稻草嗎？你恐怕到入甕時都不配學吳晗的醒悟:悔不當初！你也許可以醒悟過來這一點:“原來這個‘甕’就是我想當香花的焚屍爐！”
一個真理，對好人壞人都是一視同仁的，“不爲堯存，不爲傑亡”的。本拉.登這隻“甕”，本是美國燒紅它對付蘇聯的，現在讓美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還在受着付出更大代價的威脅。這就是“客觀規律”又叫做“必然規律”的道理。任何人，好人和壞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須考慮進去這一點。
左派們，作爲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把呼喚法治的右派打翻在地，當年是何等地興高采烈！當風水輪流轉到他們入甕時，血色恐怖又是何等慘烈！喲！法制這個東西原是如此地必要！原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成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打倒對象。大難未死，文革後他對劉少奇被毛整得慘死一事感慨系之，說:“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不行啊！”說完眼淚奪眶而出。但連劉少奇在内，都是贊成“人治”的呀！“治”别人時是無所謂的，你陸平是因江隆基在北京大學當黨委書記隻劃了6.5%的右派，中央嫌他反右不力，讓你取而代之，你是甯左勿右，草菅人命，劃了700極右派，800中右，合計占到15%，喝着老年學者、少年學子的鮮血染紅頭頂的。過去的事權且既往不咎，都算拉倒，念你總算認識到:“沒有法制不行啊！”這和“悔不當初”是個等價命題。
衆所周知，毛死後鄧小平、彭真在法制建設上做了許多亡羊補牢的工作。但當人們歌頌“英明”，“開明”的時候，卻忘記了當年右派們爲建議他們曲突徒薪而付出了“身敗名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何等沉痛的代價！
民革中常委譚惕吾（林希翎至今還口口聲聲贊佩她是個真正愛國的老太太）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6月5日的發言，從法治的觀點，比較系統地提出四個問題：第一個是共産黨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黨内又有一套機構，這是雙軌制度。原說黨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實際上已超過這個範圍，直接向人民發号施令，政府部門卻沒有權。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指示，是由于國務院單獨發指示不管用。既然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爲什麽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在政權之外來搞一套黨的系統呢？第二個問題是黨的政策應如何體現。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制成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根據法律制成各種法令，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内部指示，以指示代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第三個是黨遵守憲法和國家制度問題。黨制定政策，應在憲法範圍之内。中共中央應檢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憲法中有抵觸的！如上海将私營房産商和私營經租公司及屬于資本主義經營性質的房屋納入社會主義改造範圍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憲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個别的作爲生産資料的房屋和作爲生活資料的私人住宅納入公私合營是和憲法第十一條的規定不符合的。關于國家制度問題，司法，律師，檢察是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杠杆作用的，這三者在一個黨委領導之下是不好的。黨可以派黨員到司法，檢察等機關去擔任負責工作，但這些部門不應該由一個黨委領導。第四個問題是怎樣使共産黨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政府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但是共産黨不受什麽監督；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産黨。
當年共産黨把這些意見當成是惡毒進攻，現在再也無話可說，不！倒是要把這些話從自己口中重複一遍，拿來炫耀自己開明，自己與時俱進！
另一位中常委劉斐早在5月30日就談到黨政不分和法制建設問題。黨和政是兩個性質不同的系統，黨是領導國家事業的核心，但是，黨的領導要通過國家機器去實現，黨不應該代政。黨政不分現象産生的原因，主要是建國不久，法制尚不完備，某些高級幹部和許多中下級幹部法制觀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風。黨中央對這方面的情況重視不夠，也不無影響。要改變這種情況，除進行思想整風之外，還必須加強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種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劃清黨政關系。黨員應以身作則，尊重國家的職權，不然，整風雖能收一時之效，卻缺乏經常的法制保證。
這些話說得何其正确！讓現在的年輕人人看了，一定認爲是“鄧小平語錄”，哪裏能想到這就是“罪該萬死的右派，猖狂進攻的謬論”！這裏說明三個問題:一是資産階級右派是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先進份子；毛澤東爲首的共産黨是倒退派、反動派；反右派運動對知識份子的血腥鎮壓，是一場絞殺真理的運動，是阻擋曆史前進、開曆史倒車的反革命運動。二是鄧小平原是反右急先鋒，現在又成了右派的不孝子、不賢孫。在他大量剽竊右派的聲聲含血、字字含淚的各種觀點後，反咬一口說:“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你隻用看看他關于體制改革的講話，看看有幾句話不是57年右派曾說過的？三是說明，無産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個什麽世道？一位沒有劃爲右派的明哲保身老教授教訓我:“你認爲是真理，在心裏相信就可以啦，何必說出口呢？有一張大字報是反對蘇聯侵占中國大片領土和抗戰結束進入東北大肆奸淫擄掠的。我何嘗不知道？但我就是不簽名，結果簽名的30位師生都劃了右派！我爲什麽不簽名？堅持真理是要付出代價的呀！要批你！要鬥你！要你入監！要用火燒死你！即便我有勇氣付出這樣的代價，我的妻子，我的兒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老爹老娘也決不答應！中國啊，人心世道！不光你一人，還要株連一大堆啊，何止十族！”所以，在我對“犬儒主義”反對之餘，也常想:是不是應該首先考慮消滅（除了消滅，斷無它途）那個讓人們隻要堅持說出哪怕是一句隻是政治常識性的真話，就必須得堅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社會呢？這個社會除了毛澤東思想的光焰無際外，任何别的思想光焰，恐怕隻能從專政機關的判決書及其證詞中挖掘！
人民日報，7月19日專門發社論《黨不能發号施令嗎？》批駁黃紹竑5月16日所作黨政關系的發言。他實在是很尊重中共的，他說他所以提黨政關系，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黨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号施令，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黨政共同發布決定，這樣對于動員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
這次會上他還談到法制問題：“我們的立法是落後于客觀形勢的需要的。刑法，民法，違警法，公務員懲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經濟方面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制定。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系的法規，必須早日制定。”最後談了兩個具體問題，一是受勞動教養的據說有兩萬人，大多數是機關幹部，知識份子，他們既夠不上刑事犯罪，已經教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個的解決辦法，不宜拖下去。另一是有些國民黨人對革命出過一些力，但因曆史的關系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的平反，曆史上有罪的應酌情處理。”
1949年4月25日，由毛澤東，朱德簽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茲特宣布約法八章，願與我全體人民共同遵守之。”其中第五章宣告：“除怙惡不悛的戰争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财，檔案等，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爲或嚴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準予分别錄用。”（見《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347）這個約法就是法律。
黃紹竑說的國民黨人是對革命出過力的，都判了重罪，一般的情況之慘就可想而知了。鎮反中，一汽車，一汽車拉出去槍斃的，大多屬于約法中所謂三“不加”的，據說是一共槍殺了500萬反革命分子；而判刑，管制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些是明牌。55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所謂曆史反革命分子，即便無任何“罪惡”，隻要是達到某一任職（僅憑記憶，好像是軍隊連級、黨是區分部書記、政是保長、憲兵。。。。。。）便是。肅反運動中凡是符合這樣标準的，皆屬正确；另有鬥錯的，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争鳴到兩家争鳴》一書中，通過官方資料推算，錯鬥率大緻是超過94%。你就可見，肅反成績不是毛澤東說的“九個指頭”；他說的生瘡的、爛掉的即所犯錯誤，倒是占九個多指頭，成績隻占半個多指頭。毛澤東憑藉着身後的幾百萬“解放軍”和幾百萬“公安局”，就可以大放厥詞，他在上海幹部會議上洋洋得意地說:“我們有許多話他們不聽。所謂不聽，是什麽人不聽呢？是許多中間人士不聽，特别是右派不聽。中間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聽，許多話我們都給他們講了的，但他們不聽，另外搞一套。比如我們主張‘團結___批評——團結’，他們就不聽。我們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他們又不聽……。”（《毛澤東選集》五卷，446頁）誰聽這些屁話呢？中間派和右派都不聽，唯有左派聽。當然，許多左派也是耳聽心不信的。左派之所以是左派，必須具備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徹底昧良心。如果你在哪一點上不昧良心，那麽，你在那一點上就不是左派，就有可能栽跟頭。請對證曆史，看是否全是這樣？
12月12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的右派言論：“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打着“法律科學”的幌子販賣舊法觀點，片面強調“有利被告”，“無罪推定”，“自由心證”等主張，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份子減輕或開脫罪責。他們在審理案件時，對于有罪的人首先要求從“無罪”方面來考慮，對于有嚴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從“減輕情節”方面來考慮，對于犯有死罪的人首先要求從“可以不死”方面來考慮。該報12月24日又揭露他說過：“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是通過制度法律來實現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黨的意志，審判員服從了法律，就等于服從了黨的領導。因此，審判員隻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什麽黨的領導了。黨具體過問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就是違法。“
複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在5月9日《新聞日報》發表文章《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布？》，指出:社會主義的建設，并不是單純的物質建設，非物質建設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主義的法治和社會主義的民主。其中第三節寫道：“我們過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實在跟不上實際的要求。例如，平常與人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及一般社會關系的調整最有密切關系的刑法典，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等至今還沒有頒布。什麽是合法的，什麽是違法的，什麽不是犯罪，什麽是犯罪，以及應如何處罰等等，在好多場合，一般人固然無從知道，就是偵查，檢查，審判人員也沒有一明确的标準足資遵循。這就使得我國法律制度的建設，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中，變成了最薄弱的一環。上述這些法律的不及時頒布使大家不能于事前在這方面得到應有的教育。因此就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無論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難免使壞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在過去的七，八年中既沒有及時地頒布過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沒有設法彌補這個漏洞（如由主管部門頒布一些有系統的條例規程等，使許多事情長期沒有法規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亂現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事态。這種情況，如果繼續存在下去，很可能成爲制造不安與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
他認爲，領導上錯誤的指導思想是造成立法進度遲緩的原因。例如，一位高級幹部曾說過，誰主張立法，尤其主張及早系統地立法，就是“歸法”或“六法”觀點，甚至于就是立場有問題。又有人認爲，“隻要懂得‘政策’，有了正确的‘立場、觀點、方法’，就可以解決法律問題。’又有人認爲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難免限制政府機關應付事情的靈活性。楊教授認爲這種無明确的法律限制的辦事的“靈活性”有時足以破壞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因而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仰。
人民日報6月26日載，老記者、九三學社北京分社宣傳部長顧執中的言論:“憲法自1954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89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全被破壞了。第87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在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爲所欲爲，将來何堪設想？”
人民日報6月29日的社論《再論立場問題》，是專爲顧執中的兩句話而寫的:“廣大群衆對于右派份子的态度是堅決的，立場是明确的。他們看了本報在本月八日以來的一系列反擊右派份子的社論，覺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興，因爲這些社論支持了革命的正氣，打擊了反社會主義的斜氣。但是有一部份人的論調卻完全不同。他們看到報紙上的讀者來信、工人座談和反擊右派份子的社論，馬上大驚小怪起來，說什麽報紙的态度變了呀，恐吓信值不得小題大作呀，恐吓信和讀者來信還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隻是态度偏激、儲安平無非是想出語驚人呀，就是反社會主義也不該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這類論調中，顧執中先生的兩句話特别有意思:‘群衆有些左，<人民日報>又有些右。’這兩句話所以特别有意思，因爲其中所說的‘群衆’，所說的‘左’和‘右’意思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這裏真可以說是沒有共同的語言了。”“在顧執中之流看來，什麽是‘群衆’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衆的右派份子，還有就是一時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份子走的少數人；至于起來批判右派份子的人民群衆，那是被取消了稱爲‘群衆’的資格的。至于什麽是‘左’，什麽是‘右’呢？在顧執中之流看來，儲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論就是‘左’，而批駁這些言論就是。‘右。’或者叫做‘氣量不大’。顧執中接着說的一段話可以作爲注腳，有些人‘雖然知道大鳴大放不應越出擁護共産黨和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軌道，但在講話時，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軌道的地方。’……那麽，顧執中所說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難道不是指着反社會主義的感情嗎？然而他說這就是‘左’！”
是非颠倒，錯作對時對也錯。像其他右的言論一樣，這些法律觀點受到蠻橫無理的糟踏。6月26日，周恩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在頒布憲法前後，已經制定了許多重要的法律”——用“事實”批駁了“有些人所說‘完全無法可循’”。
10月4日人民日報載，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理事會副會長吳德峰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建國以來，我們國家先後頒布了數千件的法規，這些法規，曾經有效地指導和保障了我國各項工作的勝利開展。而右派份子硬不承認這個事實，叫嚣什麽‘無法可依’，‘有法難依’，那又是什麽原因呢？原來我們的法律是保護人民，鎮壓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爲‘黃文正’（黃紹竑）和‘譚青天’（譚惕吾）所要的卻是壓迫人民，保護反革命的法律，自然，這就難怪他們說什麽‘無法可依’，‘有法難依’了。我們應該正告右派份子，你們要求的那種法律在人民的國家裏，是永遠不會有的。”“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份子竊據了專政機關的工作崗位，他們不僅到處散播什麽‘無罪推定論’，‘審判有利于被告論’以及繁瑣的‘證據論’等荒謬的有害的觀點，而且還公然以這些論點作爲審理案件的‘理論’根據，利用職權，以各種藉口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種刑事犯罪份子開脫罪責，輕縱罪犯（這種事例在不少地區均已發現）。這種情況不僅說明法學界反右派鬥争的嚴重性，而且還說明這種鬥争的更直接、現實的重要意義。”
10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政法戰線上還有嚴重的鬥争》：“右派份子爲了抗拒我們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還提出了所謂‘司法獨立’，‘審判獨立’等口号，企圖把司法系統同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他們說，如果不讓司法獨立就是違反憲法。其實，我們現行的司法審判等制度是完全符合憲法的；倒是右派份子要在我國搬用西方資産階級國家的所謂‘三權分立’的做法，這才是真正違反憲法。右派份子自認爲隻有他們懂得法律，他們自稱‘專家’，并且公然說，‘現在誰夠條件就由誰來幹’。事實證明，他們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歸法觀點以外，對于人民的法律根本無知。”
幾十年前反右，共産黨無理取鬧；到如今，不打自招得比右派“污蔑”的還惡毒：官方像說順口溜似地說:“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同時又把“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查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裏。誰能說清楚，這到底玩的是什麽鬼名堂？過去把陰謀說成是“陽謀”，這個騙術已成爲曆史的笑柄；現在，陽的一套：明文上掴了人民日報社論和一些極左份子的耳光，規定“獨立”雲雲；而陰的一套：相對于作爲法律太上皇的各級中共政法委來說，不是完全獨立，也不是部份獨立，而是絕對不獨立。搞陰謀的必然性在于，右派雖然打倒了，但黨主與民主的矛盾非但沒有消滅，而且日益尖銳。而中共既要堅持黨天下（四個堅持的核心），又要冒充“三個代表”；除了乞靈于毛的陰謀之魂，絕對沒有第二個法門。總之是，中共做壞事必用陰謀手段；反之亦然，用陰謀手段所做之事，全是壞事。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以妄加莫須有的“邪教”罪名，到迫害修煉者；從逮捕入勞改營，勞教所到進洗腦班洗腦；從活着受虐待，侮辱，慘害，到死後焚屍滅迹；整個過程貫穿着陰險毒辣，陰謀詭計，使國人受害的受害，受騙的受騙。其中，僞造的所謂“法輪功天安門自焚事件”，其惡質天理不容！其手段乃希特勒國會縱火案大陰謀之翻版！在這一點上，跟毛澤東無視法律，肆行人治所搞的曆次政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
南方日報報導6月5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以《羅翼群說：人民生活已“接近餓死的邊緣”》（如果不是把羅先生打成右派，而是采納他的意見，就可能避免把“接近餓死的邊緣”發展到成爲餓死4千600萬人的悲慘現實！__紫丹）爲标題，摘登了羅的發言。他說，由于過去黨員執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經中的“大膽懷疑，殘酷鬥争”來硬套，而太忽視中國原有的社會道德，政治哲學，曆史習慣等優良部份，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當做敵我問題來對待。在“三反”，“五反”，“肅反”期間，被鬥的人因受不了當時的痛苦，明非事實，而被迫承認者有之；有些自稱爲積極份子的人，違背良心，歪曲事實，或出頭作證，或非刑拷打，不惜犧牲他人的名譽，地位或生命，企圖取得黨的信任，爲争取入黨入團的捷徑的亦有之。因此，在過去各種社會改革動動中，确不免發生多少偏差案件。至于他說的“接近餓死的邊緣”，是建議政府學古人省刑罰薄稅斂。現在政府對于征糧及各種稅收是否過重，征購農産品價格是否有偏低，國營商品利潤是否過高，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問題。幾年來究竟有沒有餓死人？可以說沒有餓死人，也可以說有餓死人。算不算接近餓死的邊緣呢？是值得檢查研究的事情。如果中共聽羅輩建言，停止“急躁冒進”，從“邊緣”後退，自能少餓死或不餓死人。反右的結果是大躍進，排山搗海地向死亡進軍！喪心病狂的老毛啊！踏着四千六百多萬餓死的屍體，妄想登上“世界革命導師”的寶座！現在中共中央對大躍進的檔案，剛剛
解密，請參看官方公布的死人情況: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長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長率爲負百分之二點四；一九六O年爲負百分之四點七；一九六一年爲負百分之五點二；一九六二年爲負百分之三點八。
全國十二個縣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一百萬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肅省、貴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個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點五。（摘選自2005年11月争鳴雜志）
總計死亡人數爲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這裏隻有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統計數字包括全國各地區；一九五九年少統計十二個省級地區，按當年的省級地區死人的平均數是三十萬七千人算，本年少統計八百九十萬四千人，故本年度總計當爲一千四百十二萬四千人；同理，一九六O年度當爲一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人。這樣算下來，全國總計的準确數目該是四千六百八十七萬五千人。
河南省民盟副主委杜孟模揭發主委王毅齋，一說到肅反中的缺點就憤憤地說：“罪惡滔天”。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十分不滿，謾罵：“黨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又有人揭發他說過：“統購統銷後農民都吃不飽，人人面帶菜色，說夠吃都是瞎話！”謝瑞階揭發王曾說：“我在杞縣認識的熟人都鎮壓完了。”還曾說：“肅反中你們師範學院打人最嚴重，把沉東浦快打成肉醬了，還有一些人，都整得很厲害。。。。。。”還鼓動張仲魯說：“沉東浦在開封師範學院工作，每次動動都是重點，肅反時打得直不起腰，現在還彎着腰走。”還說：“打人打病了，治好再打。。。。。。”還說：“匈牙利人民很勇敢，有傳統的民主習慣。唉！中國人就不行，中國的民主黨派也算怪，隻會死心踏地跟着共産黨走。”（河南日報7，26）
耿伯钊當時是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與閻錫山同學），耿是辛亥老人，參加過武昌首義，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當時已經七十四歲。1957年6月1日和3日下午，他和當時新華社記者曲一凡有兩次談話，前後共六小時，這次談話後被曲一凡整理出來，全文發表在《内部參考》上。他在談話中特别批評了黨政不分的問題。他說：“長時期内，以黨代政的現象普遍而嚴重。領導黨有責任對國家大事适時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檢查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發号施令，發号施令是行政部門的事。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一系列的黨政聯名發号司令的事情。實際上，這樣做法必然助長黨政不分，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還特别提出了要“加強法制工作”。他認爲，開國八年，國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遠遠跟不上形勢發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說：“憲法有了，但憲法不能代替具體的法律和法規，法律不是幾條精神、原則能代替的。現在，除了婚姻法，幾乎沒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舊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東西來代替。……必須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樹立了守法的觀念，就不會盲動而犯法。”耿伯钊還在他的談話中提出要了要反對“大黨主義”，他認爲，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提得很好，是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認爲，共産黨英明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個共産黨員，個個以領導者自居，以戰勝者自居，盛氣淩人，忽視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謝泳《1957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有人揭露林希翎，看到石家莊法院判錯一個農民，人民大學肅反運動中鬥錯了個别人，她馬上就得出了我國肅反擴大化的結論。甚至捏造了所謂無辜殺了72萬的聳人聽聞的數字。（《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7期）
7月23日人民日報載，對外貿易部行情研究所歐美研究室主任嚴文傑向黨中央提交了長篇意見書，“不僅一般地反對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的領導，而且對黨的領導和組織形式提出了荒謬的主張。他把黨的領導局限于‘應是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同時黨政各有一套系統，同級政法，監察，團體，企業又聽同級黨的；造成重複’，也就形成了‘以黨代政或黨政不分’。。。。。。。
“嚴文傑對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大肆誣蔑。他說：’親身經曆過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感到心驚肉跳，毛骨悚然。’‘一到此時，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傷人不謂不深。’‘不管什麽人，隻要領導手指一下，就可以鬥的，鬥争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想想看，在反霸鬥地主的時候，一個受害的農民起來鬥的時候，那些如瘋似狂的氣勢，當以後有一個變化的時候，那些受過傷的人會怎樣對付我們！’‘我覺得，反會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規定：除非監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機關，團體不得開鬥争會。’他還公然提出要對領導肅反鬥争的同志進行報複，什麽‘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現了他仇視革命的情緒。”
這裏令人想起，當鄧小平宣稱今後不再搞政治運動，知識份子齊聲歌功頌德:“小平同志真英明啊真英明！”的時候，卻忘光了早在20多年前右派付出了血淚的代價，發出了瀝血的呼喚：“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而當時，鄧大人正在豪飲着知識份子的冒着泡沫的鮮血升官晉級哩！
嚴文傑也是共産黨員。這篇報導揭露了他反對《人民日報》反右派的宣傳。“《人民日報》比人家粗暴得多，厲害百倍。”對《人民日報》的标題：《人民沒有委托葛佩奇說這樣的話》，他發問：這是否經過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奇也代表社會上的一部份人。葛佩奇說要殺共産黨人并沒有說現在就殺呀！如果共産黨真不好，爲什麽不允許别人殺你呢？當他看到黑闆報宣布李泰華是右派份子，即以中共黨員的名義向黑闆報提出強硬抗議，質問這是誰的主意，爲什麽。當他因此受到攻擊的時候，還說，“對不同意的事抗議一下也不可以，我要問成什麽世界。”
“成什麽世界？”成共産世界，成黨天下。在這個世界中，“知識份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在6月8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召開的座談會上用“浩劫”二字來說明知識份子的曆史遭遇。自然的，他會受到圍剿。不過，圍剿他的各路英雄們，在九年後在文革中也嘗到了“浩劫”的滋味，相當多的人用生命給“浩劫”作了腳注。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這次是由鄧小平負責反右派運動。。。。。。。我許久之後才知道鄧在推行反右派運動時，風聲鶴唳，人人膽顫心驚。”（頁195）他有機會得到中共高層的反映。“直到三年後，也就是一九六0年，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告訴我，反右運動中，有五十萬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份都是被誣陷。最令人不安的是，許多工作單位被指定要找出若幹配額的右派份子。。。。。。。造成冤獄遍布，誣陷汜濫。”（頁204）
這裏說明，中共内部，從上到下，并非人人在事事上都是喪盡天良之輩。那麽，誰才是呢？這就有必要建立一個科學的政治範疇——“以毛澤東爲首的共産黨反動派”——_來定性、定量了。劉賓雁在《誰是反動派》一文中說:“經過五十年曆史進程，是非是更加明顯了。錯誤的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正是毛澤東的那套完全違反文藝本性的思想和政策，把後來三十幾年中國的文藝變成一片沙漠。同時，排除了胡風以後，他就把《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的反人性、反人道、反知識份子和反對批判精神的思想推而廣之，把1949年那場革命變成了反革命。所以，用毛澤東的邏輯來重新來一次定性的話，反革命就不是胡風，而是毛澤東了。”可見我說“毛澤東是反革命”和“以毛澤東爲首的共産黨反動派”，不是沒經過深思熟慮和實踐檢驗，信手拈來的了。因爲劉先生是被視爲中國的良心的，而且他是不反共的老共産黨人。他一再跟我說過:“我是不反共的，我隻是想要共産黨好。”
他這篇文章要談的是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1955年5月，毛澤東親自動手，揪出來一個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是魯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學理論家兼詩人。20年代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加入了日共，始終沒放棄馬克思主義。魯迅去世後20年，他繼承魯迅的傳統，大力培養新人，同時以他的文學理論，批判五四以後中國文學界的歪風邪氣，爲中國文學的正常發展，做出很大貢獻。他始終是中共的朋友，并不知道他的文學理論走上和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裏所宣揚的理論相反的方向。同時，他又得罪了當時文學界的一些權威人物。但是，即使是胡風長期以來的對手，也沒有認爲他是敵人。毛澤東爲什麽要對胡風狠下毒手，在短短一個月裏把他的問題的性質從文藝思想上的‘反黨’連升兩級而變爲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還是一個謎。
“二，緊接着打擊‘胡風反革命集團’，毛澤東又發動了一次肅清反革命運動。經過五十年代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其他相關的運動，反革命已經基本肅清了，這是大家的共識。但是毛仍然堅持己見，結果是運動規模很大，而絕大部份都打錯了。
“不僅這兩次運動是無中生有，後患無窮，它們還違反了一年前剛剛通過的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給胡風定性，就完全是毛澤東以胡風和他的朋友們之間的信件裏的文字得出的結論。而按照憲法，私人信件屬于個人的隐私，應受到保護。憲法裏規定人民享有思想和言論自由，而胡風和他的朋友和弟子們假如說有錯誤，那也屬于言論和思想範圍，并無反革命行動。根本沒經過審判就定罪，也是違法的。胡風是關了十年以後才判決的，‘集團’裏的别人，有的是二十年後才判決。在批鬥胡風和肅反運動中，完全照搬了延安時期所搞的‘搶救運動’那套做法，随意監禁和刑求逼供，這當然也是違反了憲法規定必須保護的人權。所以，憲法從此名存實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也就變成無法無天的曆史了。”
這兩個問題也是57年鳴放得很激烈的話題。下面是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劉奇弟（譚天榮的同班）貼的一張大字報，并附了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他這位青年，爲這張大字報被判15年徒刑，被殘酷拷打而逼瘋、而緻死。
偉哉右派份子劉奇弟大學生:爲胡風招幡
胡風絕不是反革命
反胡風運動已過三年了，胡風及其“集團”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遭到鎮壓，今天舊案重翻，我要爲胡風說話，更精确地說，我要爲真理說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作爲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我的行動有憲法支持。
胡風是怎麽一個人？
凡是正視事實的人都會清楚，在解放前胡風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民主戰士。他辛勤地追随着魯迅；在那萬惡的社會裏，他向人們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爲青年所愛戴，尊敬。正因爲這樣，正憑着這點，在解放後他才被選爲人民代表。解放後他更不懈惰，帶頭高齡跑這跑那去鄉下參加土地改革；在朝鮮抗美援朝，勤勤懇懇體驗生活，從事創作。他們（胡風分子）寫的作品有血有肉，最爲讀者所喜愛。這類人不是爲人民服務，是爲什麽？世上還會找到這樣一種邏輯，把他們說成反革命。
看！這種控告和判決到底有沒有理？
關于對于控告胡風的内容，不外就是那三次反胡風文件，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們再來看一看，它到底有沒有理由？回答是：“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反把閑人聊天、侯寶林說相聲的邏輯和推理搬進了法庭。像這樣的辦法，隻要他說過話寫過東西，都可以按這種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辦法，用說相聲的邏輯推演成反革命。
請問，這能當作控告嗎？
因此，自勉爲要作個正義的維護真理的人的我是不能不大聲疾呼！
胡風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
同學們，你們認爲怎樣？讓我們徹底搞清楚吧，假如你們也認爲胡風被冤枉，那麽讓我們一道來要求釋放胡風吧！
要知道救人命不但勝造七級浮屠，而更是爲了支持正義，維護真理。
偉哉胡風分子呂熒先生:唯一敢公開爲胡風申辯的呂熒。一位當過20年右派的老師不無感慨地對我說，“在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直至80年代初，在政治高壓之下，知識份子可謂集體大變節，丢失了自我。……舒蕪變節，馮友蘭投機，梁漱溟委曲求全，熊十力賣論求生，楊樹達、吳宓都不同程度地感冒，沈從文60年代也不甘寂寞，寫了有愧于其文格和人格的詩……”聞敏的《呂熒──惟一敢爲胡風申辯的人》一文讓我感到震驚，在那個知識份子自相踐踏、一敗塗地的年代，呂熒的存在，爲這個苦難的民族挽回了一點點尊嚴。呂熒這個名字将和陳寅恪、顧準、張中曉等人的名字一起刻在曆史的紀念碑上。呂熒是一面鏡子，在胡風被欽定爲“反革命”、遭千夫所指的1955年，呂熒的作爲照出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的嘴臉。即便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在場者接受采訪時的不同回答，同樣在不經意間露出了各自的靈魂。許覺民、塗光群、李希凡、藍翎等衆多在場者的回憶都提到了張光年，當呂熒發言：“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話未說完，“張光年很兇的，高呼口号：‘不許爲胡風反革命分子辯護！’”對此，張光年盡管不無輕描淡寫（“我突然站起來，向正在發言的呂熒同志提出質疑。”），但也承認“整個兒是個人迷信，執行上面的決策。……呂熒同志我不熟，很對不起他……”。舒蕪則是另外一種态度，他稱呂熒站出來“不過是個小插曲。蠻有戲劇性的。”顯然帶有“看戲”的心态。在場的文人無不認爲呂熒是個“書呆子”，“離現實太遠”。在那些聰明人看來，随波逐流、見風使舵乃至落井下石才是識時務者，呂熒隻是個“笨拙的”異類，是個不合時宜者，是個遠離現實的“書呆子”，也正因爲如此，他成爲惟一爲胡風辯護的人。“胡風不是反革命，他的問題是理論上的，不是政治上的。”1955年的中國，隻有他公開說出了這句話。這不是什麽學問，不是什麽創作，但這句話的份量遠大于呂熒作爲學者、美學家、翻譯家的全部作品，僅這句話就足以載入史冊，激動後人。那是人格的力量，在曆史的天平上，一頭是呂熒一個人，他讓另一頭其他的文人失去了重量。我由此懂得曆史往往不是“聰明人”書寫的，中國不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聰明人”太多了，“書呆子”太少了，一個隻有“聰明人”的民族是無望的，一個不會反省的民族是無藥可救的。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曾親聆呂熒發言一幕的知識份子們，仍鮮有人爲自己當年的附和、沉默或助纣爲虐感到羞愧、可恥，反而言語之間不無幸災樂禍。呂熒的出現仿佛閃電撕破了無情的夜空，照出了一個可恥的時代、各色文人的面目。（作者：傅國湧）（http對外貿易://w對外經貿ww。dajiyuan。com）
人民日報，7月31日載，對外貿易部法律顧問室董士濂說，爲胡風辯護的呂熒“顯示了中國人的骨氣”。在報上刊登胡風“反革命罪行材料”，是人民日報社“犯了诽謗罪”。
對于胡風事件，馮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懷疑。她認爲，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風的根據是：1、反黨。2、上書二十萬言。3、組織反革命集團。馮元春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爲什麽胡風上書二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馮元春還指出，毛澤東的特權思想和曆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馮元春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指出：“共産黨這個剝削集團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她認爲，那些平時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别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他們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隻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别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對于當時共産黨的特權，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論”，以及對黨外人士的打擊，馮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她能看出曆史的真象，這對于人們認識當時社會具啓蒙作用。她講了一件事。她說：“我校湯教授，爲人忠誠，是個忠于客觀事實的自然科學家，就因爲他愛提意見，在肅反中就認爲是反革命分子，在大會上進行鬥争，說他是美國派來的間諜。湯教授确是一個忠于事實的人，他曾經對我說，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相當于我國的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美元，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輛汽車，這些足于說明美國生産力高。而剝削集團的宣傳機器卻歪曲事實宣傳說美國有多少工人失業，經濟危機又多麽嚴重。而湯教授忠于事實，卻受到迫害。”馮元春還對當時的外交政策一邊倒提出了意見，她說：“我們黨和毛主席沒有一點民族氣節。”4馮元春後來的情況我不了解，希望能有知情人了解一下她的情況。1957年，中國最有骨氣的幾個學生“右派”如林昭、林希翎和馮元春都是女性，這很讓我們爲中國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驕傲。（謝泳《一九五七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1957年6月，成都鐵路管理局職員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發表了《爲胡風鳴不平》的長篇演講。
他的這個演講，從常識理性出發，以現代法律精神爲基本标準，遂條爲胡風案辨護。在當年爲胡風案鳴不平的文章中，就我個人所見到的，以這篇最有水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現代法律精神。李昌明從五個方面爲胡風辨護。
第一，他舉出了大量的事實，說明胡風沒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說胡風參加過“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國民黨中宣部三廳廳長及大部份起義人員将同罹此罪。
第三，與陳焯之關系僅爲一般社會關系。不是反革命組織及工作關系。李昌明說：“衆所周知，周總理與蔣介石集團中多人往還，宋氏三齡見解各殊，均未認作反革命關系，何獨胡風别有看待。
第四，胡風集團隻能是一些偏見的學派，五四運動前後的創造社、新月派、語絲派，互相攻擊，極盡诋毀、污罵能事，郭沫若攻擊魯迅所用辭彙其惡意不在胡風之下，魯迅與梁實秋論戰作用語詞亦尖銳之極，可見文人相輕，曆史皆然，不能對胡風有所偏頗。
第五，從法律觀點看，胡風集團的行爲并不構成對國家有形的損害。李昌明說：“我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上無一條對胡風集團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國民法、刑法（包括蘇聯在内）均未載有以文藝形式對文藝問題上的意見或攻擊足以構成的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安全罪。美國的斯密斯法（LawofSmith）對國内進步人士與共産黨員的迫害均未在學術領域或文藝範圍内引用，也未有這種事實。”（同上）
我所以在“反胡風”上傾注筆墨，是因爲:一，毛反胡風的意義、性質、手法和不得人心，完全等同于反右派；二，相當多的知識份子是由于對反胡風及其延伸___肅反運動的強烈不滿而被劃爲右派的。1955年“肅反”和1957年“鳴放”期間，對于剛剛發生的胡風事件，在全國範圍内出現了強烈反彈的勢頭。僅據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編緝的《高等學校右派言論選編》和複旦大學校刊編緝的《毒草集》和《明辨集》中，因“胡風問題”憤憤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份子”者有：（燕南，http://www。yannan。cn）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新聞系學生潘俊民、朱維民、韓洪棣，計劃系學生韓楓，财政系學生陳祖武，曆史系學生張藝文、蔣濟良、張可治、劉平、楊汝栩、朱福榮、羅旭暢，計劃系講師朱澄平，曆史系講師章起，馬列主義研究班研究生佟駿，新聞系譯員徐京安，檔案系助教馬馨，出版社編輯曹達夫，該校職員濮仲文等人。該書還收錄了清華大學s。c，北京鋼鐵學院章萼航、徐滌如、賈恩光、盧一安，四川大學龔鳌、潘英懷、鄭尚可、馮元春，北京礦業學院洪念祖，山東大學楊學孝，同濟大學張雅微，北京大學崔德甫等人。（萬同林：《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第3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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