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聲:理想一定都是美好的嗎?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反思

辛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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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3日訊】從小我們就被教育要做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長大後我們中的大多數也確實被成功地教育成了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一個理想主義者。我們的理想很宏大,很壯麗,它來自於「黨」的灌輸,那就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由於受到這種教育日復一日的影響,長久以來我們一直覺得,凡是理想都是美好的,對我們而言,這幾乎成了一條天經地義的公理。

理想抱有好感的也不僅是我們這代人。人類歷史上的許多偉人,都曾熱情地謳歌過理想。早在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先哲蘇格拉底就說過:「世界上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為理想而奮鬥。」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對理想的評價極高,他說:「理想是指路明燈。沒有理想,就沒有堅定的方向;沒有方向,就沒有生活。」法國文豪雨果也說過類似的話:「生活好比旅行,理想是旅行的路線,失去了路線,只好停止前進了。」意大利政治家馬志尼講得更詩意:「青年人啊,熱愛理想吧,崇敬理想吧。理想是上帝的語言。她是精神的王國,是靈魂的故鄉。」

理想之為理想,就在於它不同於尋常的行為目地,而是被人們視若神聖並願為之獻身的宏大人生目標。因而理想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的絕對性。對一切立志獻身理想的理想主義者而言,理想的絕對性既意味著它的盡善盡美,也意味著它的至高無上。按照理想主義者的邏輯,人們追求的一切都必須臣服於理想,當生活中其它的內容與理想發生矛盾和衝突時,犧牲其它以成全理想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正因為這一點,理想主義者不能容忍任何妥協與折中,獻身是他們嚮往的最高境界。

理想美好嗎?當然!它就像是高懸在人類精神天空上的一顆啟明星,放射著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古往今來人類前行的道路,激勵著人們不畏艱險,翻山越嶺,奮勇向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理想就不會有明確的方向、燃燒的激情和堅忍的意志,而沒有明確的方向、燃燒的激情和堅忍的意志,也就不會有事業的成功、文化的創造和歷史的進步。誰都無法否認,理想是造就人類文明輝煌篇章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諸如偉大、崇高、激情、意志力這些眩目的字眼,無一不與它有著不可分割的天然聯繫;在所有這些方面,人類的潛力都被它發揮到了極致。不難想像,一旦沒有了理想,人類的生活和歷史將是多麼的黯淡和平庸!

然而,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曾經信奉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者,我想在此質疑的是:一切理想都是美好的嗎?是理想就一定美好嗎?

在我看來,理想的絕對性既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潛伏著巨大的危險。確切地講,如果這種絕對性僅僅只限於理想主義者本人的生活,不超出這個範圍之外的話,那自然不會存在問題——你信奉一種理想,你當然認為只有它才是十全十美的,你完全可以不在意其它的價值,甚至可以完全否認它們存在的必要;同樣,你信奉一種理想,你當然可以為她獻身,當你的理想與你生活中的其它內容發生矛盾和衝突時,你完全可以犧牲它們而成全你的理想——更確切地說,你不僅可以這樣,而且完全應該這樣,否則,你算什麼理想主義者,你的理想能叫理想嗎?!但是,我想指出的一點是,一旦對理想的絕對地位強調過了頭,把它的適用範圍強行擴大到了理想主義者自身之外的範圍,延伸至他人和社會時,事情的性質就完全變了。

在理想主義者看來,他們的理想當然都是完美無缺至高無上的,都是值得自己為之獻身的,但問題是別人很可能不這樣想,他們不僅可能認為這種理想並不具有那麼大的意義,甚至可能完全否認它的意義,或者認為它所具有的只是反面意義,畢竟人類社會從來都是一個多元價值並存的世界。如果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黨或者一個國家,不管他人的意願,因為自己信奉某種理想,就要求、強制別人也必須信奉自己的理想,就不允許別的理想或價值存在;同樣,如果一個人、一個組織、一個黨或者一個國家,因為自己獻身於某種理想,願意為之犧牲自己的一切,就不管別人的意願,要求、強迫他們也必須獻身於這樣的理想,甚至違背他人的意願強行犧牲他們的一切,踐踏他們的人權,草菅他們的生命,這樣的理想必然就會演變為人間慘劇的製造者。

這樣看來,並不是一切理想都是美好的。理想其實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一種是合理的好的理想,另一種則是專制的壞的理想,雖然它們都強調自身的絕對性,但前者的絕對只存在於理想主義者自身,而後者的絕對性不僅適用於理想主義者自身,還被強制擴大到了他人甚至整個社會。

所謂專制的壞的理想,其專制就專制在它根本否認多元價值包括多元理想並存的合理性,壞就壞在它強制別人或整個社會必須完全臣服於自己的理想,為此甚至不惜手段。在它的信奉者看來,既然這種理想體現了至高無上的「神聖價值」,那麼不論是對於自己而言,還是對於其他一切人而言,來自它的命令都是只能服從不能違抗的,其它的一切價值、目標和慾望,如果不是可有可無,至少也是必須隨時準備無條件犧牲的。在這種「唯我獨尊」的邏輯的支配下,其他人的價值和尊嚴注定在劫難逃,特別是那些敢於堅持獨立思考、維護個性自由的人,更是不能不因此遭受傷害甚至毀滅。

尤為可怕的還在於,用這種理想的價值標準來衡量,在邁向理想的過程中,個人和社會為此所遭受的一切傷害和毀滅都是微不足道的,它們只不過是為了更偉大的目標必須付出的必要犧牲。而且,因為這種犧牲,世界還將變得更加迷人。這種「崇高」的冷酷毫不留情地踐踏了人道主義的基本準則,嘲諷了人的一切憐憫心,不能不給人類生活投下恐怖的陰影。

與法西斯主義一樣,共產主義也是這種專制的壞的理想的典型。凡是看過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生活在別處》一書的人,恐怕都會記得主人翁雅羅米爾,他就是這樣一個極端專制的壞的理想主義者。

雅羅米爾是社會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忠誠戰士。一次,女朋友紅頭髮姑娘告訴他,她的兄弟已決定非法地秘密地離開這個國家。這讓雅羅米爾很憤怒。這不是對年輕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背叛,對革命的背叛嗎?為此,他要自己的女朋友馬上去警察那告發自己的兄弟,但遭到了紅頭髮姑娘的拒絕——她不能接受對自己兄弟的這種傷害。於是,為了保衛年輕的共和國,雅羅米爾沒有絲毫猶豫,便把他的的戀人,不願告發自己兄弟的紅頭髮姑娘送進了國家安全局的大門,使她成了一具被奉獻在革命祭壇上的無辜犧牲品。在雅羅米爾看來,紅頭髮姑娘的意願和選擇是不值一顧的,他斬釘截鐵地對她說,「我在這裡,他在另一邊。你必須站在我這邊,而不是站在中間。如果你同我在一起,你就得想我所想,做我所做。革命的命運和我的命運是完全一致的,誰反對革命就是反對我。如果我的敵人不是你的敵人,你就是我的敵人。

無獨有偶。在紅色高棉時期,柬共曾設立眾多監獄迫害所謂的政治反對者和黨內政敵,其中最有名的就是S21監獄。在這座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裡,被關押的政治犯遭受了駭人聽聞的酷刑,短短幾年中共有約17000人被折磨致死,只有7人僥倖活了下來。殘酷折磨犯人的S21工作人員,都被柬共卓有成效地洗過腦。他們當中大部份人都是來自社會底層的十幾歲的少年,或者是在囚犯家庭裡挑選的可以「教化」的孩子。來S21前,他們接受的唯一訓練,就是在一所技校上兩週的政治課。一名員工的工作筆記記下了這樣一段話,1976年2月,S21頭子杜赫在員工會議中教導他們:「你一定要擺脫打囚犯是殘酷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仁慈就被錯用了。為了國家、階級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們。」要把囚犯當做「連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類以外的其他生物」,「只有從他們身上逼取供詞,才能更好地保衛革命」。 顯然,在杜赫這樣的共產黨人看來,「保衛革命」乃是至高無上的理想,為了這個理想,「為了國家、階級和全世界,」對於反對「革命」的政治犯這種「連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類以外的其他生物」,不管動用什麼酷刑都是無可非議的,都是完全必要的,這不正是那種專制的壞的理想主義的典型邏輯嗎?

經歷過十年浩劫的一代中國人,無論是對雅羅米爾的「崇高行為」,還是對S21頭子杜赫的酷刑必要論,都不乏切膚之感。

「以太陽的名義,黑暗在公開掠奪」。正如詩人所感歎的,在一百多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曾有過多少在理想的名義下肆虐的暴行,又曾有過多少罪惡假理想的美名而行。在今天的中國,這樣的慘劇不是仍在不斷地上演嗎?共產主義理想何止是不美好,它還沾滿了無辜者的血和淚。

如果說沒有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那麼沒有約束的理想則必然導致對人權的踐踏,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慘痛教訓。為此,人類理性完全有必要為理想劃定一條清晰的邊界,這個邊界就是決不能強制別人認同和接受自己的理想,更不能借理想之名肆意踐踏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用別人的淚和血來來為實現自己的理想鋪路。講白了,任何理想都不能違背普世價值,這就是理想的邊界。如果你是個理想主義者,千萬記住別越過這個雷池一步,否則,再美好的理想都可能會變成暴行和罪惡!

人類當然不能沒有理想,但我們需要的只是建立在普世價值基礎之上的好的理想,而不是像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樣肆意踐踏普世價值,草菅人命的壞的理想。(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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