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七十五的老母親要動一次手術，她卻沒有一般病人手術前的緊張，當我從外地趕到省立醫院的外科病房時，她老人家正在和二弟等人說笑呢。寬大的病房整潔又明亮，上午的陽光從窗子裡穿進來，照在雪白的床單上，照在病人幹淨的病員服上，照在等待手術的病人們各具情態的臉上。
母親的輕鬆並不是無緣無故的，我早已告訴她，這次主刀的大夫是我的高中同學，本院一位著名的外科專家。母親是個不識字的農家婦女，一輩子沒上過學，但在這個特殊的時刻，她對於同學二字的份量看來是瞭如指掌。
不過，此時此刻，最輕鬆愜意的莫過於我了。如果不是有這麼一位好同學，這個省級醫院裡的每一步程序對我都可能是一場地道戰，可現在，肯定是一路綠燈，連手術刀的紅包也一律免掉了。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病號都像母親這般幸運。母親悄悄告訴我，對面那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從農村來的，比她晚到兩天，已經暗中諮詢過她好幾次，是不是要給大夫送錢？該給哪個大夫送？該送多少？聽說打麻藥的大夫也要送，怎麼辦，等等。母親說，兩天來這位病友顯得焦躁不安，吃不下睡不著，六神無主的樣子。
是的，她怎能不焦慮呢？對於一位鄉下人來講，這個巨型的省級醫院簡直就是霍布斯的利維坦，然而在她眼中最可怕的還不是那些張著血盆大口的CT機們，而是那些穿著整潔的白大褂、手中掌握著她們的生死簿的白衣天使們，他們看上去比那些機器更不可捉摸。
我對這位病友抱有十二萬分的同情，實際上我剛經歷過一次和她相似的焦慮。
前不久，我的一位農村來的親戚在這個醫院做過一次腫瘤切除手術，那次主刀的大夫不是我的同學，而是我同學的一位同事。「放心吧，那是我的一位哥兒們」，同學告訴我，我的心於是放進了肚子裡。
然而親戚在病房裡的床上枯坐了一個多禮拜，就是不見有人安排手術，看到同時或者晚來的病友的名字一個個寫到了護理部預備手術的小黑板上，親戚沉不住氣了，找我來商量，我於是去找同學。
「是不是沒有給主刀的大夫意思一下的緣故？」我單刀直入。
「大概是」，他直言不諱。
「他不是你的哥們嗎？」
「哥們也不行。我的哥們並不是我呀。」
我明白了。經過如此這般的安排，後來的一切便猶如「輕舟已過萬重山」般的順暢了。
儘管如此，和同學的對話卻是一再在我的腦海裡的回放，我不由的想起了《智取威虎山》上座山雕對楊子榮說過的那句擲地有聲的話：「友情為重」。哎，連夾皮溝裡的鬍子都不曾丟棄的操守（起碼口頭上如此），我們這個時代的精英分子何以將它像破鞋子一般的扔掉了呢？這個問題讓我洩氣和不安。
更讓我擔心的是那位親戚的感受。一位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一個近乎已經被命運之神判了死刑的人，一個為了救治自己的絕症而借遍了同村親戚們的錢以至於在經濟上將要破產的人，懷著最後一絲對於生命的希望來到這家大型公立醫院，卻還得向手術刀敬獻紅包，這無疑是向人的傷口上撒鹽，會不會給他那絕望中的希望最後的一擊？他還能承受得了嗎？
然而我多慮了。手術刀笑納之後，親戚竟然露出了多日來難得一見的笑顏！我驚嘆於人類求生的慾望之頑強，也終於明白什麼魯迅所說的國民性了，然而，一個更沉重的問題湧上我的心頭：這樣的國民性究竟是由誰造成的呢？
我並不特別憎惡那位醫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一個公共權力被普遍私有化的時代，在一個賄賂公行的社會中，他的行為或許算不上大惡，而只能算是一個輕微的音符。不過，就因為他的白大褂的潔百無暇，使他的行為看上去格外齷齪罷了。
魯迅先生當年曾經描繪過中國社會所僅有的兩種聲音，吃人者的歡呼和被吃者的悲鳴，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兩種聲音不但沒有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反而是愈演愈烈，簡直是瀰漫於天地之間了。
不管怎樣，母親的手術十分成功，我也很快就踏上了北歸的列車，只是不知道那位焦慮的病友怎麼樣了。
2009年4月22日
轉自《天益》(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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