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六四後知識界的一些變化

冉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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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8日訊】八九六四雖然過去了二十年,但它帶給中國社會持續的影響與震盪,並不因時間而湮沒。時間無情,國人善忘,世態冷漠,都不足以讓八九六四這巨大的傷痛完全被人遺忘。我們這個災難的國家有許多問題,國民也時常因恐懼盤踞內心,的確容易被官方切割,像原子和馬鈴薯一樣分而治之。我們沒有信仰,沒有恆久耐心,沒有將愛持續展示和表達下去的努力。有奶便是娘、急功近利、成王敗寇的實用主義風氣蔓延,但也有少數人依舊在爛泥潭中堅持,不放棄對過去災難的記憶。在這殘存記憶中,讓我們來看看知識界在高壓下的的四分五裂、分道揚鑣。同時,也理性地看待一下其間的承接與傳遞,讓我們在幽微的光芒下觀察一下未來。

一:作家到公知

理性地說,二十年來的中國有糟糕的一面,那就是制度沒有實質性的變革,但也有細微的變化值得我們認真看待。八九年前的維權活動,大多靠文學特別是報告文學載體來完成,所以才有劉賓雁、蘇曉康、趙瑜等人的報告文學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這也是謝泳在八九年後自印二百冊的著作《禁錮下的吶喊》裡所表達的觀點。《禁錮下的吶喊》應該是至今為止對那個時代的報告文學有較深研究的著述,可惜不能公開出版以饗大眾。那時傳播渠道相對單一,電視都不夠發達,更不用說互聯網。

與此同時,由於制度缺失特別是法律的缺席較為嚴重,使得文學特別是報告文學承擔了那個時代特殊的社會責任。報導真相、揭露黑暗、干預現實、充當道德和司法審判的角色,使得讀者群情激昂。報告文學作家在彼時獲得了其它文學體裁所不曾具有的社會效應和投注目光,其頂峰之作便是報告文學和電視文獻(新聞)紀錄片雜交出來的《河殤》,這裡面不僅有文化批判,而且蘊藏著制度思考。雖然論證上略感粗疏,且不免有些文化決定論的意味,但在當時卻是極大地開拓了人們視野,啟迪了人們思考問題的路徑。

由報告文學的干預現實到如今的維權行動,其間是文學的式微,與權益意識的興起和法律主體角色的突出。雖然官方仍舊漠視法律,但運用法律維權比較容易將官方視法律為玩具、視憲法為裝飾品的本質給「逼」出來,比文學作品更能讓民眾從本質上看透獨裁政府的本質。同時那時的報告文學作者、研究者或者搞文學批評的人,其中有些人也順利地由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轉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比如盧躍剛、謝泳、邵建。盧躍剛現在很少寫報告文學,但對中國報告文學協會舉辦三十年來報告文學獎,不讓劉賓雁、蘇曉康等獲獎,怒不可遏,不惜寫「與山巨源絕交書」,這本身就說明他作為一個曾經的報告文學作家的公共知識分子態度。謝泳則從研究當代報告文學而轉入研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的興衰,而邵建則從搞文藝評論、研究魯迅轉而研究胡適。這三位的轉型,標誌著八十年代勃興的報告文學體裁的衰落,而公共知識分子的崛起。

二:曝光到維權

報告文學的新聞功能被多元化媒體,特別是互聯網所替代,而其干預社會、闡揚社會公平的功能,則為諸種維權實踐行動所代替,其間的主力軍是律師維權在九十年代中後期的崛起。而這些以個案和法律維權的主體,其對於民眾權利意識的啟蒙與激發,不是報告文學的作用能夠比擬的,也正好表明法律在中國社會的作用比以前受到更多的重視。儘管司法不獨立、不公正依舊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官方也常把法律視為手中的玩物,但人們的法律意識明顯比八十年代強則是不爭的事實。

法學教育經過八十年代的奠基過程,律師考試在某種程度上看走上正軌後,九十年代中後期至二十一世紀初,一批維權律師相繼崛起。比如許志永、浦志強、李和平、莫少平、滕彪、劉曉原、鄭恩寵、程海、朱久虎、唐荊陵等,這樣的人數雖然與眾多的律師人數相比,還為數不多,但畢竟這是影響整個中國社會健康理性發展不可小看的力量。而以律師為主體所成立的NGO組織,聯繫了更為廣泛的群體,也給中國社會注入了新血。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北京公盟中心、傳知行研究機構、德先生社會研究所等。律師的普法作用,以及NGO組織公民意識的訓練,促成個體與機構的良性互動,從而為個體利益與群體利益的有效整合打下基礎。

司法的公正是社會洪流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朝野應該對司法公正於社會的良性發展,有更多符合大家利益的共識與期待,才能夠共造對話與理性發展的未來。人們對法律的瞭解渠道,不再是那麼單一而靜止,通過互聯網的搜索與交流,人們可以即時得到法律方面的知識,甚至找到自己需要的律師給自己提供幫助。雖然這幫助不一定立竿見影地達到效果,甚至會受到權力的干涉。但比起以前人們對法律的茫昧無知,並且不容易找到援助者的狀態,還是多少有些改善。我們有理由對中國法律界中的良心分子於中國社會的進一步改善,保持適當的樂觀。由維權的實踐行動,到民主憲政理念的闡發,在不少法學界人士中形成了共識——當然如楊佳案、鄧玉嬌案等案件中不惜違法和官方合作的律師也有不少——這種共識的進一步結晶,就是2008年12月10日一批知識分子共同簽署的08憲章。而08 憲章的簽署與天門安民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其間許多參與者就是當時天安門運動的參與者,顯示了民主自由運動在艱難的中國社會背景下的賡續。

三:分化與瓦解

四九年後,官方對知識分子採取給點胡蘿蔔卻使更多殺威棒的管理方式,使得知識分子顫顫驚驚、股慄悚然,時刻感覺到頭上有把達摩克利斯劍,所以膽小怕事乃至迂腐萎瑣,是知識分子給大家的一個常規性的面貌。在遭到千磨萬難,於七八年整體「解放」後,便對曾經遭受的不公正對待,採取奴才式的美化,說什麼母親打兒是應該的,只是打錯了,甚至有說打是親來罵是愛,讓人感覺到你把他們「解放」出來,是「解放」錯了。但官方為何還要「解放」他們呢?那是因為他們的奴化意識,使得官方有理由相信,他們會更加對他們所取得的「解放」感恩戴德。「解放」只會強化他們的奴化意識,而不是相反,官方驚妙的算度是:穩賺不賠。

八十年代中期由於西方思潮的引進,大批翻譯小說、學術讀物的出籠,加上胡耀邦、趙紫陽相對開明的管理,所以知識分子雖經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折騰,其熱愛自由的銳氣總算沒有傷筋動骨。八九之後,官方不僅屠殺學生、民眾,還清算知識分子,加緊對自由思想的管制,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肅殺的氣氛,整個社會的活力降至最低點。鄧小平南巡後,加速了非公有非私有的「二尾子經濟」的改革,利用商業的力量對高壓管制下一些嚇破了膽的知識分子進行收買,使他們沉默或者助長官方的惡,來愚弄和打壓普通人的權利的實現。官方對知識分子進行管制恐嚇,並且收買得最成功最經典的例子,便是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對中國各高校知識分子的收買,使得高校知識分子聚集地總體表現就像一個垃圾場。

由於黨委的主宰性存在,對教育中立造成了致命的傷害,官員橫行於學術重地,黨員官員在學校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許多官員像超人一樣兼著無數多的職務,當官他是某處長,學問他是某教授,研究機構他是某會長,組織是他某主席,帶學生他則是博士生導師,這等超人往往會利用手中的權力來盤剝自己的學生,使得他的「學術年產量」很高,至於是否濫竽充數則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許多學官依靠生產大量的「學術垃圾」,與掌握科研經費的黨化學術機構勾結起來,「研究」大量愚弄民眾的偽問題——如研究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實踐、防止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等——來竊取納稅人的血汗錢,從而對民眾造成雙重的傷害,變成官方意識形態的「代理宣傳部」。

教育部對科研經費的壟斷性控制,以及所搞「禍國殃民」的高校評估,都是為了控制高校老師的學術、教學等方面的自由而設,官方八九年後在這方面掌控是比較成功的。許多知識分子因為利益關係或者已經成為利益主宰的一部分,而不再發出絲毫的批評社會的聲音,同時也不在求真上告知學生一丁點信息,更不教育學生如何堅持做人的底線。不少學生也相當配合這些被金錢收買的老師,成為他們的跟班與奴隸。有的學生對學術對求真沒有半點熱愛,在選導師時不是看該導師的做人和學術名聲,而是勢利只看重他是某某長,以便跟著他學習未來的官場經和社會適應術,成為另一個准學官而繼續坑害下一代學生。如今的學生受著這樣的學官型知識分子的坑害可謂夥也,但官方只要高校不出現民主自由的籲求,是樂於看到這樣的「繁榮」局面的。當然,這並不說高校裡面就沒有殘留一兩個知識分子,但這些殘留者大多被邊緣化被排擠,如賀衛方的被排擠被打壓,就是此中典型。

四:互聯網到NGO

互聯網的誕生給中國社會帶來很大的變化,這變化當然一時半會兒還不可能給中國社會帶來質變,但在漸變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感到質變的可能。互聯網的參與性、互動性、即時性、集約性,都是此前任何傳統傳媒不可比擬的。從絕對意義上講,互聯網使得任何人都成了新聞發佈者、門檻很低的寫作者、對眾多事件表達關注的群體圍觀者,同時由於交往時空的限制大大減少,使得網絡上的思想結社得以形成,能夠有效地找到互相鼓勵的同志,使得許多人處於原子化狀態下的恐懼、孤單的心態,有極大程度的改善。同時互聯網的民意表達也使得官方一統天下的媒體宣傳越來越失效,讓官方為其公信力的喪失買單,互聯網上的網民意見也使得許多公共事件雖然不能得到完全公正的解決,但對當事人的傷害也能得到一定的緩解,這在此前也是不可想像的。

儘管中國的互聯網受到官方層出不窮的打壓,但現在已是許多民眾獲取信息渠道的首選地,因為互聯網讓官方封不勝封、堵不勝堵,讓民眾感到官方黔驢技窮的快意。互聯網的聚合性使得網上的思想結社成為可能,儘管這種思想結社並不像現實社會的一種組織,有章程有機構,但並不妨礙思想上的有效溝通,並且形成知識上的增量。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思想結社除了表達一些共同的理念外,還可以培養求同存異、容納異議的雅量。凡是有過BBS和博客寫作的人,你都會感到互聯的交互性會使得各種觀點都有表達的機會,從而使人在堅持自己觀點的同時,對他人的觀點雖不讚同,但也學會了有容納的雅量。進而在實踐中和理念上都能體會到胡適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精髓。

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發生過後,海內外許多NGO機構和志願者奔赴災區,參與災害救助和災後重建的系列工作。眾多NGO組織和志願者在參與過程中,不僅表達了自己的善意大愛,也展現了自己的組織協調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參與過程中逐步打破了官方幾十年所進行的慈善壟斷,使民眾知道NGO組織和志願者是一股不同官方的社會力量。而這股社會力量高效、準確、低調、尊重災民,在在使民眾感到他們與官方的一些區別,民眾眼見為實地體會到其間的不同。如台灣建築師謝英俊在災後建房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注重環保,讓災民自行參與,不僅節約成本,使災民逐步學到造房的技巧,從而在參與建房的過程中找到勞動的快感和成就感,有效地達成了培養公民社會的by the people(民治)的效果。而這樣的方式,也只不過在某種方式上回歸民國時晏陽初等人的鄉村建設、平民運動的理念。

我並沒有花太多的篇幅來討論六四後知識分子轉變的類型,我主要說的是他們參與諸種活動的一些情形,我認為如此便可以大致明了二十年來部分知識分子的一些變化。二十年了,多少熱血已冷,許多人已不再瞻顧過往。當年的熱血者轉過來食人血饅頭者有之,冷眼旁觀者有之,心有餘悸者有之,但最重要的是,你要記得那些活生生的人為何而死。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曾說過:「歷史是我正努力從中醒過來的一場噩夢」。八九屠城當然是場噩夢,但醒來的目的,不是為了忘卻,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對未來。

2009年6月1至5日於成都

──原載於《動向》2009年六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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