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0日訊】四、關於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之批判
我在前不久寫作的《民運政治論綱》（《民主論壇》）一組文章中，把毛澤東時代看成是一個過渡時代，是說它沒有自性，也就是說支持這個時代存在的那些主要因素，包含著很大的變數，因此，它出現在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本身，就好像是一塊懸在了空中的大石頭，隨時都「可能」在一個突然的時間（那時時說「一個晚上」或者「一個早晨」就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裡落地。
對此的解讀是說，如果人民群眾是「革命的」，「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真正地變成了「國家的主人翁」，在遇到篡奪了政權的「黨內資產階級」時，他們敢於「造反」、敢於「反潮流」，那麼，社會的變革也許會出現有利於民主的局面。關於這一點，顧准先生在「文革」的兩派中看到了「社會正義的兩黨制」（見《理性主義於實驗主義》）和費孝通先生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中看到的「鄉鎮企
業」在中國產生的源頭，都是對於未能夠到位的民主前途的一種洞察。
與此一前途有關的是，過渡時代的另一種結局，就是目前的這種：當社會和人民在廣泛地厭惡了不成功的革命之後，並且把革命沒有成功所帶來的不良後果和革命等同起來時，革命──這個需要不斷加油加水的東西，最後免不了乾涸。由革命時代退回到「不革命」、「反革命」時代，是一種帶有「自然」的歷史趨勢。從18世紀的法國革命者到20世紀的列寧、毛澤東，都先後發現了它，只是他們在死亡之
前都沒有尋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從上述問題著眼研究現實，我們對於中國社會近30年以來的撲朔迷離的現象，就會有一個新的理解：原來，那些口口聲聲嚷著他們是毛澤東接班人的人都接了「鬼」的班。就此我們去回憶1958年，毛對來訪的蒙哥馬利元帥講「我沒有接班人」的話，倒是「打」了個「提前量」。
毛澤東、鄧小平的接班人原來是一批紈褲子弟，他們早就變成了一批政治上的「玩家」。他們是在「玩」毛、玩鄧，把之當兒童玩具一般地使用，玩膩了，就放到一旁。就這樣，他們也不讓別人玩，別人一碰他們的「玩具」，他們就發怒。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葛麗英怎麼會被判刑呢？對葛麗英獲罪一事的最好解釋是說，毛澤東是中國當權派手裡的牌，只有他們可以出，可以玩，什麼「工人」、「農民」、普通人統統靠邊站！
上面我已經說了，第一個玩毛的大家是鄧小平，他用了「毛澤東錯誤」這樣的方式就把毛的正面形象給顛覆了，毛成為一個空洞的符號。而江澤民就是在他之後，玩毛、玩鄧的「接班人」。
和鄧小平不同的是，江澤民一開始就把統治拉入遊戲的軌道。他公開地搞包二奶遊戲，以至於社會上廣泛流行「三英」的歌謠，諷刺他：
「前面走的宋祖英，
後面跟的李瑞英，
家裏放的貓頭鷹」。
我當時生活在陝西省境內，這樣的歌謠可以說流傳很廣，幾乎是家喻戶曉。但是，上面沒有傳下來追查歌謠的任何口令。我們當時幾個談友都很納悶：官方為什麼對此不聞不問？回想在「四人幫」時，社會
上一起諷刺歌謠，上面就要求追查，並且口氣都是「一查到底」。可眼下，上面是聽之任之。此後，我才慢慢地明白過來，這是「不要臉，只要權」的統治者們玩的新花樣，目的是「導淫」，用一個「淫」字來毀壞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的精神。事實上，在江澤民任期內，社會開始大面積的「色化」，到如今經過胡錦濤的加班加點，這個過程已經好像是「完成」了。最近，我在觀看陝西省電視台一個有關青少年犯罪的節目時，其中竟然出現《社會有點色》的題目，這不是官方的不打自招、又是什麼呢？
江澤民在出國訪問時，又是唱歌、又是彈琴、又是作詩、又是跳舞，可以說出盡了丑。事後分析，這不可以歸結他個人「愛出風頭」的個性，而是他要身體力行一種新的統治策略和統治行為，其中有著一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們知道，他個人的出醜行徑常常引來人們的謾罵，也就是在罵聲中，人民的怨氣被疏導了，更何況當人們對於一個最高當權派「打心裏瞧不起」時，是很難樹立起推翻他、進而和他作
鬥爭的念頭的。
毛澤東時代，中國專制主義制度屬於初創時期，因此它的生命維繫之條件需要人民的認同。毛澤東死後，制度獲得了所有人間制度都有的那種「自性」，所以，人民不擁護它，它也可以運行。如果被運行著的制度恢復了「古老」的性質，那麼，在統治方面，統治者們用趙本山小品《賣拐》的方式來忽悠人民，亦可以保證制度的延續。想一想，江澤民下台前夕，人民對胡錦濤抱有希望，認為他可以革掉江澤民的弊病，以至於網上出現了「胡哥」這樣的稱呼不就是事實嗎？可是，六、七年過去了，胡錦濤不是「忽悠」了我們中國人民嗎？在人民的口語中，胡錦濤已經變成了「胡緊套」和「胡緊掏」。
五、統治的牌：糊了！
在「毛鄧三」中，「三」是最臭的。毛澤東好歹還有一個「思想」，鄧小平雖然沒有理論，但是他能夠說話，發表意見，況且在他說話的時候，人們已經厭惡了毛的「思想」，因此，他所說的話雖然和老農
民話一樣地直來直去（「貓論」），人們也不覺得討厭。但是，一個只會作秀的江澤民，「三個代表」一出籠，就立即引起了人們的譏笑。我說一個身邊的真實故事給大家聽，別當是插科打諢。
某一天下午，下班後，我剛剛走出辦公樓，單位裡的一個工程師（是我的談友）一把拽我到一邊，邊笑邊說：「老武，你聽到毛澤東和蔣介石死前的一樁秘密的後事交代嗎？」「沒有」，我一本正經的回答。他笑著說：「我說給你聽，但──保密」。他做了個鬼臉，說：
蔣介石臨死的時候，秘密地見了一次毛，兩人說了許多和解的話，最後蔣介石對毛澤東說，他在大陸留下了「三」個私生子，臨逃離大陸時，顧不上尋找，讓毛給他尋找。毛出於惻隱之心給答應了，只是，蔣介石卻忘記了私生子們的姓名。
所以，毛澤東費勁力氣尋找也沒有找到，死前，叫華國鋒找；華國鋒下台時沒有找到，又交給了胡耀邦；胡耀邦也沒有找到，又交給了趙紫陽；趙紫陽沒有找到就下台了，輪到了江澤民──這傢伙真行，他沒有費多少力氣，三垂兩梆子就找到了……，於是，他手舞足蹈地喊道：「我找到了！一個名叫『蔣學習』，一個叫『蔣政治』，一個叫『蔣正氣』！」
聽到這裡我才忽然明白了，這就是江澤民的「三講」（「蔣」的諧音）：「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不久，「三個私生子」的政治笑話就像長著翅膀一樣的飛傳開了，可見，「三講」一開始就變成人民的笑料了。今天我撰寫此文，把此類政治笑話看成是「娛樂政治」中的一個品種，就不是插科打諢的了。
正因為這樣，我分析在胡錦濤剛剛上台時，想把「毛鄧三」中的「三」拿掉，是情有可原的（一度報紙上、電視上提的少了，引起國內、外一片猜測），但是，不久，胡打消了這個念頭，肯定了「三」的價值，把它成功地做成為「三」字牌，放在了毛牌、鄧牌後面。如果這樣的方式無意間形成了一種「傳統」的話，那麼，胡錦濤的吹鼓手們給「毛鄧三」加了一個胡的「科學理論」，三變四，就順理成章（目前中國的牌局就是如此）。無論怎麼說，胡錦濤明白了一個道理：統治的牌越多越好；同時他也曉得，在專制主義者那裏，他成全別人的牌，別人也會照葫蘆畫瓢地成全他的牌。
六、增牌與減牌
如果我們大家對於中國政治故事都有記憶的話，那麼胡錦濤當初想減「三」和鄧小平當初想減毛（全盤否定毛）的意象是出入一轍的，但是，他們都克制了自己，不但沒有減，而且都把想減的東西轉化為中國專制主義者陣營裡的「固定牌」。這樣行為如果被我們忽視的話，那麼，我們怎麼可以戰勝他們而取得民主呢？
我寫作此文的本意是要從統治者們」增牌」的行為給出我們的一種啟發：統治者們都懂的道理，我們民運人士卻不明白，就使我納悶。在許多的問題上，我們卻認為手裡的牌越少越好，以至於有個別人在需要增牌的今天，還在吆呼著減牌。2007-02-01，我寫作的《論民主的「洗牌」和專制主義的「清掃馬圈」》（《民主論壇》）一文，提出了在「洗牌」的同時增牌的問題。此一篇是用對比的方式論證了共產黨高層的情況，指出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民運人士不但要抓住批判的對象，而且要抓住變化著的批判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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