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重新在野
政府是否能挺過去？正如許多年後我本人經歷過的一樣，每一次內閣改組都蘊藏著不可預見的危險。然而我卻從沒遇到過比「大刀橫掃的一夜」更為困難的情況，即使1989年也沒有這麼困難。這一夜，包括大法官和財政大臣在內的、內閣的1/3員被撤換，包括雷吉‧莫德林、基斯‧約瑟夫和愛德華‧博伊爾在內的一代新人進入了政治前沿。此事給我的教訓是：每次改組都應設法在政府中任用一些年輕人，以避免出現排長隊的現象。可是，這次改組被麥克米倫笨拙的補救做法而搞砸，他的地位再也無法恢復。
因許多明顯的和不太明顯的原因，我們已經遇到了麻煩。通貨膨脹開始急劇上升，為控制通貨膨脹開始實行以「停止加薪」和「指路燈」為形式的收入政策，勞資糾紛、特別是機械和造船業的罷工，使得1962年損失的工作日比1926年大罷工以來的任何一年都多。政府沒有從問題的根源即工會權力上著手處理，而是通過成立「全國經濟發展理事會」——不久又增加了一個「全國收入委員會」——與有組織的工人按照「總體主義」方式進行交易，從而對英國問題的癥結從根本上接受了一種集體主義的分析。
更嚴重的是，全國各地已可察覺到一種新滋長的情緒，即認為保守黨執政時間太長了，已走入迷途。當大多數的百姓也許只是模糊地感到應是「有所改變的時候了」，那麼政府的最危險時期也就來臨了。1962年秋天政府又陷入另一種麻煩之中。即撒爾間諜案，費爾比逃往蘇聯，這證實了對他自30年代起一直充當克格勃雙重間諜的懷疑。1963年夏又出現了普羅夫莫醜聞，這一切使政府陷入關於它敗落和無能的流言中。如果政府自身強壯健康，這些麻煩不足以懼，但這些使人難堪的事件所影響的是一個全面欠佳的政府。
歐洲是導致「欠佳」的主要原因之一。1961年10月，哈囉德‧麥克米倫授權特德‧希思為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而進行艱苦的談判。在很大程度上由於特德的執著和重大貢獻，多數問題看起來馬上就可以解決、包括如何解決英國與共同體在農業和貿易上的聯繫。但1963年1月，戴高樂將軍對我國的加入投了否決票。那時候英國國內對歐洲沒有大大的好感。我和公眾的看法一樣，認為過去我們低估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潛在好處。無論歐洲自由貿易協會還是我國與英聯邦和美國的關係都不能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貿易前景，現在已到了我們加入歐共體的時候了。我是歐洲婦女聯合會的積極成員，這一組織於1953年成立於奧地利，目的是推動歐洲一體化。我參加了聯合會「司法小組」，其工作是就涉及法律與家庭的問題進行辯論。我主要把歐共體看作一種貿易框架——一個共同市場，對於那些關於「歐洲」的理想主義的說法，我既不讚同，也不認真對待。事實上，現在我才明白，戴高樂將軍當時比我們更具洞察力，他如下言辭曾使我們深為惱恨，幾乎招致一致的譴責：
英國實際上是個島國，靠海生存。她通過自己的各種交往、市場和補給線與形形色色的、通常是最遙遠的國家連在一起。她基本上從事產業和商業活動，而只有少量的農業……簡而言之，由於其本質、結構和特殊的處境使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有深刻的差別……
但他還說：
如果布魯塞爾談判短期內不能成功，沒有什麼可阻止共同市場與英國達成一項旨在保障交流的合作協議，也沒有什麼可阻止英國和法國保持、尋求和發展它們間在各領域的直接合作……
顯然，如果這是戴高樂提出的真正建議，這要比10年後英國成為歐共體成員時最終同意的條件更能反映英國的利益。我們也許錯過了最好的一趟歐洲客車。不過，當時哈囉德。麥克米倫在他的歐洲冒險事業中已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資本，他的不光彩的垮臺使我國的外交政策失去了主要目標，也使大眾形成了政府已失去方向的印象。
1963年１月休‧蓋茨克爾的英年早逝對工黨是個悲劇。哈囉德‧威爾遜當選該黨領袖。儘管他缺乏蓋茨克爾已贏得的名望，威爾遜本人對我們是個致命的政治威脅。他知道如何討好報界以產生最佳效果。他會製造那些意思含糊的詞語來保持工黨的團結（如：「有計劃的收入增長」而不是「收入政策」），他也可以以休‧蓋茨克爾根本做不到的方式激怒哈囉德‧麥克米倫。如果說蓋茨克爾比威爾遜更具政治家風範，那麼威爾遜則絕對是個更有成就的政客。
由於這些因素，當沉悶的1963年快過去時，參加競選的保守黨人的形勢一落千丈。7月份時工黨領先20個百分點，10月初在工黨年會上哈囉德‧威爾遜關於「白熱化」的科學革命的華麗而淺薄的演講使國人、或至少使評論家們橫生出許多想像，沒過幾天又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向正在布萊克普爾召開的保守黨年會宣讀了哈囉德‧麥克米倫在醫院病床上寫就的辭職聲明，此事很快引發了爭當領導人候選人的激烈戰鬥。
這就使布萊克普爾年會成為人們看到的最精彩的一次保守黨會議。整個氣氛是鬧哄哄的，開始是拉布‧巴特勒與昆廷‧霍格，接著是雙方的支持者作為競爭對手用盡手段以爭取優勢。作為一名政務次官，我處於這個魔力圈子外層的外面。但我感到拉布將穩操勝券。他是個經驗豐富、有一定遠見的政治家，６年前以微弱劣勢失去領導人地位。昆廷‧霍格（他後來受封為黑爾舍姆勳爵）是個更有眼光和雄辯才能的人，他當時也以其乖僻的判斷力而知名。總之，拉布沒能抓住到手的機會，最後一次集會上作的演講平淡乏味；而昆廷抓住並搶走了原先一直不屬於他的機會。因此當政客們星期六登上返倫敦的火車時，競爭仍未見分曉。
如果用軍事術語比喻當時保守黨領導人「產生」的微妙過程，可以說保守黨領袖之爭的真正戰鬥是在別的地方進行。最徽妙的過程是哈囉德‧麥克米倫以某種方式讓人們知道他在霍格與巴特勒之間更看重前者。從而遏制了後者的勢頭並為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的崛起鋪平了道路。伊恩‧麥克勞德準備在《旁觀者》上把黨內魔力圈如何拋開巴特勒、按麥克米倫的意圖操縱一切的經過全部揭露出來。我欽佩伊恩‧麥克勞德，也欽佩伊諾克‧鮑威爾，他們兩人後來都拒絕進入新首相的內閣。但我不同意他們對過程和人選的批評。當時我認為，為避免公開選舉將導致的黨內的公開分裂，有些事有必要說一說。我一般並不主張僅僅由於有人提出合理化的要求就去改變習俗和慣例。對我來說，黨的領袖選出的方式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最高領導是否是位合適的人選、而我當時認為已產生的最高領導確是位合適的人選。
會議後的那個星期一，我接到了議會督導辦公室的電話，瞭解我對領導人的態度。我首先告訴他們在拉布和昆廷之間我支持拉布，因為他更有資格。他們隨後又問我對亞歷克的看法。這就向我展示了一種我原先沒有預料到的可能性。「按章程這是可能的嗎？」我問道。他們作了肯定的回答，我於是毫不猶豫地回答：「那麼我堅決支持亞歷克。」
「我當時表示的唯一保留意見是，如果請求女王選擇一名首相，那麼要設想選舉的結果就有點沒把握了，亞歷克可能不得不放棄他的貴族爵位而在補缺選舉中一搏。但我又說，這一問題應讓其他更有資格的人來考慮。反思此事，我可能還應該再加一個條件。後來的事件表明，魔力圈已不再能給予新產生的領導人以合法性。這對亞歷克出任首相是個障礙。當新體制宣佈產生時，我也早已看到了這種必要。
我對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的敬佩並不源於最近的一次交談。1960年６月他任外交大臣時我向貝蒂‧哈維一安德森（倫弗魯郡東區的議員）表示過疑慮。我認為下院的大臣中理應能產生合適的候選人。此外，我還記得，安東尼‧艾登基於這些理由公開反對將外交大臣的職位給予索爾茲伯裡勳爵。但貝蒂告訴我，亞歷克相當出色，應該得到這一職位。因此我決定在議會的漢薩議事錄中讀一下新外交大臣的首次演講；講話精闢地概述了東西方關係，強調了對蘇聯既威懾又談判的必要性，也強調了與美國關係的重要性。無論當時還是後來，亞歷克都不同尋常地做到了把外交技巧與清晰的見解相結合。有些渴望成為外交大臣的人有個顯著特點：總是把談判的過程看作是談判的目的，而亞歷克從沒表現出這種傾向。他具備一個完美的談判者的優雅圓滑的風度和對細節的洞察力。
更重要的是，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是個顯而易見的好人，而在衡量即將擔當重任的人們時，好人的品行是不應被低估的。他也是最完美地「無階級」的。你總能感到他不是把你作為某類人、而是作為棠個人對待。當我與他談論有關寡居母親救濟金這個有爭議的問題時，我發現他確實在注意地傾聽。
但報界卻殘酷無情地、並幾乎是矛頭一致地反對他。他很容易地被醜化成一個難以接近的貴族，這意味著倒退到最反動的保守主義類型中。我一向認為，性格倒惜的勢利小人比直截了當的自高自大者更令人厭惡。到1964年時，英國社會已進入了以個人自我表現為形式的自由適應主義的病態時期，只有進步的思想和人民才能得到日益自以為是和自信的輿論界的尊重。當亞歷克自我貶低他說出自己用火柴棍來制定經濟構想時，他們簡直笑個沒完。這與哈囉德‧威爾遜那極富技術才華的頭腦所熟知的經濟學模式真是天壤之別。沒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英國經濟的弱點是否在於其表面的複雜而本質的簡單。事實上，如果政客們被迫使用更為樸實的語言和簡單的舉例來保證人民能明白他們的政策，那麼我們可能早已使英國免於滑入相對的衰落之中。
儘管遭到輿論批評，儘管麥克米倫政府結束時吵吵鬧鬧，儘管在這個可怕的時刻廢除了「零售價保護」，這一做法儘管是正確的但卻嚴重冒犯了支持保守黨的小企業主們，儘管發生了上述一切，我們還是差一點就贏得了1964年的大選。我們力量的恢復並不是因為經濟有所好轉，事實上通貨膨脹情況更糟了，收支赤字也張開大口。也不是因為我們1964年的宣言，那個宣言著重強調把總體主義作為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的方式，而在這一領域社會黨人肯定比我們更有說服力。我們力量恢復的部分原因是越細看工黨的綱領和領袖，他們就越顯得不實在。但我們黨的政治復蘇應主要歸功於亞曆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人認為保守黨的失敗不可避免，而他早已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
有些報紙猜測我也許會失去芬奇利選區的議席。自由黨人談論自己的機會時從不有所保留，他們開始預測這將是又一個奧平爾頓。儘管1964年5月在巴尼特市政會選舉中表現得不夠好，他們卻已經牢牢地控制了老芬奇利市政會。高爾夫俱樂部醜聞還沒銷聲匿跡。自由黨新的、精力充沛的候選人約翰‧帕多原則上以當地問題為競選主題，而我則選擇全國性的問題——即如何保證繁榮而又沒有通貨膨脹。保守黨讓我在倫敦市內及周圍的幾個選區演講。在貝斯納爾格林的一次鬧哄哄的充滿敵意的婦女集會上，我回答了對政府養老金和救濟金工作情況的攻擊。我在《旗幟晚報》上寫的一篇文章提到“出色的當家理財”是良好政策的考驗。
保守黨總部也明白，我應把大部分精力投入芬奇利。我的日常競選活動表是這樣的——每天外出遊說，回信，到各地參加公眾集會，我感到不僅與會者越來越多，而且支持我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一般選舉日那天我總是心煩意亂；在１９６４年的選舉中，儘管競選伊始就有預測說我會失敗，可我更擔心的不是我在芬奇利的得票情況，而是我們黨在全國的表現。
選舉結果證實了這種擔憂。我本人以接近9000票的優勢戰勝了約翰‧帕多，但我卻與約翰‧亞當街的養老金部告別了，工黨以4席的優勢獲得多數。持續１３年的保守黨政府結束了，對保守黨思想作徹底反思的階段即將開始，上次沒有這麼做真是個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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