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惠林知名經濟學家

讀完這本《黃金如何驅動世界？》，腦中浮現出早年好萊塢西部片《北國尋金記》、《西部開拓史》等一票來自各方人們開礦尋金的畫面，而諸多「尋寶」影片的影像也襲上心頭，那是「掘金、淘金、尋金」的情事，凸顯出人對「黃金」的熱愛，以「問世間，黃金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一點都不為過。而宋真宗的〈勸學篇〉中「書中自有黃金屋」，也告訴我們的古人早就迷戀，比起「情」來有過之。為什麼世間人對黃金如此的癡迷？黃金到底是什麼呢？這個乍聽是幼稚園的問題，或許難有標準的答案呢！

不久前，英國《經濟學人》提出「台灣病」，認為台灣儲蓄率過高，而日前一位日本教授訪台，也同樣指出此一現象。其實，這已是陳年課題，但很難說清，也不易導正，卻必須走回傳統路，有必要再老調重彈。

2月14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時接受彭博社訪問時表示，古巴對經濟的嚴格控制是一種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經失效的模式。他說：「古巴的根本問題是它沒有經濟，而那些掌權者，那些控制著這個國家的人，不知道如何在不放棄對一些領域控制權的情況下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他們想要控制一切，不希望古巴人民擁有任何控制權。對古巴人民來說，擁有更多自由很重要，不僅是政治自由，還有經濟自由。而這個政權一直不願給他們這些自由，因為他們害怕失去對古巴人民的控制，失去權力。」他還表示，川普政府願意提供更多人道主義援助，但這顯然不是解決古巴問題的長久之計。

讀完這本《富裕之路》（The Wealth of Man），我的腦子裏很自然地浮現出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在1982年1月所寫的一些意義深遠話語，那是出現在布坎南為《自由經濟的魅力——明日資本主義》（Tomorrow， Capitalism）這本書所寫的英譯本序言。該書的作者是位法國的經濟記者，布坎南在稱贊這位記者能寫出那麼有深度的一本書時是這樣形容的：「這本書，一方面顯示出作者對經濟理論的深切了解，另一方面，也顯示出這個經濟理論具有現代政治哲學的含義。」欣賞之餘，布坎南也不禁比較起歐洲和美國經濟記者的水準，布坎南感慨整個歐洲的經濟記者之知識水準是美國的經濟記者所不及的，而美國的經濟學家也很難想像，美國的經濟記者是否也會寫出這樣的一本書。

當美國總統川普發起「美中貿易戰」，一時之間引發全球震盪，除了「誰勝誰敗」、「會持續多久」受到關切與議論之外，對各國、各地區，以及全球經濟的衝擊會如何的問題最受注目。

一直以來，政府應不應該使用各種財經政策來調控經濟，各界爭論不休，而經濟學家們更是壁壘分明，莫衷一是。

2026年啟幕不久，網球四大滿貫的「澳洲公開賽」就熱鬧展開，酷熱天氣下選手們仍展現精彩的比賽。最精彩、激烈的賽事當屬男單的四強賽和壓軸的冠軍賽。

讀完《金融狂熱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這本小書，腦中立即浮現1991年1月的一件往事，那是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三位財務金融學者，我在一篇文章中介紹他們的學術成就之後寫出兩點感想：一是這個崇高的獎項頒與財務學者，是否會助長投資理財的風氣，致對工業發展、尤其是對製造業的發展有不良影響，終而對總體經濟造成不利？二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給財務學者，是否會助長時髦學風，終而墜入海耶克所憂慮的境況（海耶克在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受獎晚宴席上講詞中提出兩點憂慮，一是諾獎將助長時髦學風；二是經濟學者影響層面甚廣，誰都不應有資格獲得「權威」的標籤，否則由於得獎之後所引發的膨脹勢將有害於社會），或更嚴重的甚至於將對人類的福祉造成不利？

2005年當時，乍看《世代風暴——人口老化即將引爆新經濟危機？》（The Coming Generational Storm: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America’s Economic Future）書名和前言，腦海中本能的浮現兩本書，一是1980年代後期轟動一時的《浩劫1990－世界經濟大恐慌即將來臨？》，一是1994年在台出版的《1995閏八月》這本狂銷書。前者中譯本在台問世時，出現洛陽紙貴場景，台灣人民擔心世界經濟大恐慌再臨的焦慮溢於言表，由於我在大報上寫了書評又出席新書發表會，竟然頗多讀者向我請教如何度過難關。後者更宛如一顆炸彈，炸得台灣民眾惶惶然不可終日，甚至於引發新一波的移民潮。

這是一本講真話的書，將人類的現實生活赤裸裸地呈現，雖然我們要「求真」，也希望清楚明白我們過的是什麼生活，但這本書所揭示的真相，恐怕會讓世人，尤其是自由民主社會中的人感覺不舒服，甚至有如芒刺在背般的痛苦，所謂的「真話是會傷人的」恐怕會得到驗證。不過，人總要明明白白地過日子，更要在認清問題的真相後，勇敢地尋根探源，找出病因，而後對症下藥以藥到病除，絕對不能自怨自艾消極地隨波逐流，以致於對「向下沈淪」推波助流，否則，「滅絕」、「崩壞」、「末日」就不只是傳言了。相信你我都不希望此種悽慘結局出現，那麼，就有必要先從這本書了解真相，而後找出病根將之去除、根絕，以拯救人類。

自2025年10月下旬就任日本首位女性首相以來，高市早苗就掀起旋風成為舉世關注焦點。尤其她在該年11月7日在國會答辯中關於「台灣有事」的發言，引發中共國的強烈抗議並對日本展開連串制裁，但高市卻不動如山堅持不收回言論，而「鐵娘子」的稱號也隨之確立。

當二〇一一年下半年歐豬五國（PIIGS，即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債務危機引發二次衰退會否出現，主要禍首希臘這個文明古國成為眾矢之的，其人民大規模抗拒節衣縮食之際，卻有部分希臘人已展開自救。

繼2013年出版的《資本的世界歷史：財富哪裡來？經濟成長、貨幣與危機的歷史》（Der Sieg des Kapitals）三年之後，德國財經記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接續出版這本《除了資本主義，我們有更好的方法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嗎？：我們可以從史密斯、馬克思和凱因斯學到什麼？》。前一本書探索財富和經濟成長這個很根本、很重要的大課題，發現「資本」是很關鍵的因素，而資本和貨幣之間關係密切，在長期發展演變過程中，不但金融危機不斷出現，失業問題成為棘手課題，而貧富懸殊且愈來愈嚴重。為什麼會這樣？問題何在？有何靈丹妙藥？資本主義會走向滅亡嗎？經過三年的研究思索後，赫爾曼在這本新書中提出了答案。

當聽到貝克（G.S. Becker）教授榮獲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消息時，相信有不少圈內人士與我有這樣的相同感覺：「終於輪到了。」此由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主席林貝克（A. Linbeck）教授說，貝克教授的名字被列入諾貝爾獎候選行列已達十年之久，即可得到印證。

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已故名教授史蒂格勒（G. J. Stigler），曾在一九八四年的一篇文章中說，隨著時代的進步，各種學科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各科學者的工作領域之間交錯的範圍愈來愈廣，物理學和化學之間、動物學和植物學之間的自然科學都已如此，社會科學之間就更不用說了。屬於社會科學分枝之一的經濟學，自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以來，也有激烈的變化，尤其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更發揮其無限的包容力，將其疆土作了極大的擴充。

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教授的經濟學研究，如上一章所記載，由於過於創新，異於主流軌道，好不容易經過十多年的煎熬，才終於受到肯定。究竟貝克的學術研究是什麼？貢獻何在？由他本人親自詮釋是最好不過的，本章就由貝克在1992年受獎時的講詞整理得出。

1930年12月2日，蓋瑞·貝克（Gary S. Becker，1930~2014）在美國賓州東部的一個煤礦小鎮帕茨維爾（Pottsville）猶太移民家庭出生，全家在貝克四、五歲時就搬到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父親是個小商人，母親是家庭主婦，兩人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連中學都沒畢業，父親成長於加拿大蒙特婁市（Montreal），因太想賺錢而輟學，母親則因該年代的女生大都無望升學而失學，但兩人都深知良好教育的價值，貝克家的四個兄弟姐妹都受過高等教育。

「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三百週年，在1968年出資創設的，原先名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簡稱「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69年開始頒發，其與1901年設立的五項（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諾貝爾獎一起頒發。自該項獎誕生以來，「異聲」似乎未曾間斷，最大的反對聲浪是認為，經濟學獎不應與其他獎項一起頒發，因其非諾貝爾本意，意義顯然不同。有趣的是，經濟學獎本身的得獎者也曾出現受到抗議的場面。

2025年11月13日出刊的英國倫敦《經濟學人》，封面故事聚焦台灣，以〈台灣驚人的經濟成就正帶來令人擔憂的壓力〉和〈台灣經濟繁榮中隱藏的風險〉兩篇文章，對台灣經濟取得巨大成就中隱藏的失衡現象之隱憂發出警訊。

2014年接到出版社邀約寫這篇序的時候，正是日本安倍經濟學失靈，日本經濟又陷入昏迷之際。而安倍首相不信邪繼續施用「寬鬆貨幣」政策，不禁讓人為日本經濟究竟會伊於胡底而憂心不已。

一段不短時間以來，幾個疑問一直在腦中盤旋： 現代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 短期重要還是長期重要？ 直接效果重要還是間接效果重要？ 政府真是「必要之惡」嗎？ 法律是保護個人還是戕害個人的工具？ 當代經濟學是否已失去其本質？

唐太宗有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意義明確、淺顯，就是說「人應由歷史獲得教訓、啟示」。而「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也被人們琅琅上口，一來表示「人的事」不分古今中外都大同小異，「歷史總是會重演」也好似有相同的意思。如果是好的事一再重演當然是「好事」，可是我們看到的、感受到的卻是「壞事一再重現」。

2006年一啟幕，第一個上班日就接到出版社陳主編電子信件，邀請我為這本《天下就有白吃午餐》（Free  Lunch）撰寫導讀。看完邀函我就答應了，原因有四：一是書名引起我的好奇，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已可說是定論，怎可能有例外？到底作者賣弄什麼玄機？怎可失去一窺究竟的「先睹為快」良機？二是本書作者大衛．史密斯（David Smith）的身分，他是英國《泰晤士報》週日版經濟編輯，不但經常在英國各大電視網與廣播節目接受訪問，還有數本書名頂吸引人的暢銷著作。

地球暖化、氣候異常、水深火熱、天災人禍充斥當代社會。2007年時，有毒食品、物品的另類「全球化」就沸沸揚揚，其原鄉咸認是號稱「經濟崛起」的中國，而超高的經濟成長率更是源頭，因為「出口」成績輝煌被認為是堆高中國高成長率的功臣，而且經由出口的管道輸出毒素。這樣的情況難免引起困惑：各國政府都把拼經濟作為主要任務，而拼經濟的目標就在達成高成長，如此人民的生活福祉就會提高。難道這樣子的認知「錯了嗎？」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二十年前的2005年4月天，出版社的編輯來電，希望我為《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這本書的中譯本寫一篇推荐序。當他說這本書是1946年出版，作者是位「自由主義份子」（libertarian），而且是「奧地利或奧國學派」大將時，我連書名和人名都沒仔細聽，二話不說就請對方寄來文稿，因為這麼早年的自由經濟作品，又是「道地的自由學派」（與當前的自由學派完全相反），我便認定是好東西。

美國總統川普為何三番兩次拒絕社會主義，甚至極力批判？究竟社會主義是何物？其可怕之處又在哪？日前偶然間翻閱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在2003年出版的《活用經濟學》（Applied Economics：Thinking Beyond Stage One）這本22年前面世的舊書，覺得很可以提供一般民眾的寶貴參考。

九年前（2016年）我曾寫了一篇〈現代「桃花源記」〉的短文，那是為美國社會學家喬治・萊基（George Lakey）82歲高齡時撰寫的《北歐模式：看現代維京人的經濟冒險，打造世上最富庶幸福、自由平等的國家》（Viking Economics: How the Scandinavians Got It Right-and How We Can, Too）這本書中譯本〈序〉文。

兩位英國名演員、曾獲奧斯卡最佳男女主角金像獎的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和艾瑪・湯普遜(Eama Thompson)主演的《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Day)影片，原著小說裡有段這樣的情節：忠心的管家有一次被主人的政界精英朋友叫去作實驗。他被問道：「英國償還美國外債，這與對美貿易衰退有無關連？」管家答說：「這，我答不上來。」接著又被問：「歐洲貨幣問題，可否靠法、蘇限武協議解決？」管家回答：「這，我也答不上來。」於是這幾位發問的精英就下結論說：「這樣還談什么民主是服從多數？」因為廣大庶民顯然對國家大事是有很深鴻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