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罗曼.罗兰的担忧与胡适的反悔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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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5月14日讯】 罗曼.罗兰1935 年对苏访问一个月中所写的《莫斯科日记》按作者的要求封存了半个世纪后才重见天日。之所以要封存如此之久,主要是作者在日记中对苏联略有微辞,但在几乎所有“微辞”之后,作者立即又反过来为他所批评的现像作一番“可以理解”的辩解,唯恐因这些“微辞”使外界对苏联产成“不良影响”。

例如,他亲眼看到群众对史达林种种令人肉麻的个人崇拜而反感之致,但立刻又认为这是由于“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双手服从大脑--共产党及其人民委员会。这是可靠的大脑,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对于他所景仰的、英明的史达林为何会容忍甚至欣赏这类明显是阿谀奉承的个人崇拜他先是表示不解,认为这是一个历史之谜,随即又作出这并非史达林怂恿、只是心想:“让他们夸吧,只要他们做我希望做的事”的解释。

对苏联当时贯彻“阶级路线”,不许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少年上学或进工厂的政策,他开始非常不满,但随后又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了:“还有其他许多不公正的表现,包括把不信任转移到儿童身上,而这种不信任或许是他们的父辈或者他们根据出身所属的阶级所应得的:不充许他们获得任何岗位,甚至是为成人活动作准备的学校中的岗位。因此,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但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这一切。”

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看到苏联的领导层的权力实际是不受监督的,而且在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享有种种特权,他非常担心由此会产生一个“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不过他立即又写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我从不认为,革命能够一下子、立即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无产阶级的社会。”“苏联革命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对苏联革命的荣耀来说,这已足够……无论今后将发生什么,将始终需要管理人类巨大躯体的中枢。”

作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道主义者,他对史达林的苏联滥用权力、扩大专政当然屡表反感,但终认为“滥用权力是由情势(和事实)的逻辑所引起的”,“这是‘战时状态’。这是‘戒严状态’。”这位深具博爱精神的人道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之一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

尽管对所有的罪恶他几乎都作了一番辩白和洗刷,但最后他还是担心地说:“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它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把我当作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将阅读我的日记的人们,能感觉到我对我所写到的人们的尊敬和依恋……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史达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史达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云剧变之后,我们今天读到这段文字不能不感叹历史实在是过于无情。但这绝不仅仅是罗曼.罗兰个人的悲剧,而是那几乎一代知识者的悲剧,因为这种思想在当时所谓“知识阶级”中有绝大的影响,“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一口号曾鼓舞起一代人的理想之帆。对苏联的态度,在当时完全成为衡量“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在中国,左翼知识者的观点、态度自不待言,甚至向被认为是知识者“右翼”的代表胡适,也曾对苏联屡有赞美。

众所周知,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向不表赞同,在1919年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与李大钊就此曾有过一番不小的争论。不过,他在1926年所写的长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却又大表赞扬:“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就在这篇文章写后仅一个多月,胡适便取道俄国前往欧洲,在莫斯科停留三天,有机会亲眼看看这个“劳农专政”。这三天中他马不停蹄,参观了革命博物馆、监狱,会见了一些科学、教育界的人士,深为这场崭新的“实验”所感动,迫不及待地在给友人的信中畅谈自己的新鲜感受。这些信件集为《欧游道中寄书》(收入《胡适文存》第三集卷一),与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可说有异曲同功之妙。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兴奋地写道:“此间的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专笃(Seriosness of Purpose), 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他对“有计划”格外欣赏,认为“要干政治,必须要有计划,依计划做去。这是方法,其余皆枝叶耳。”因此,他甚至也在某种程度违背自己所服膺的“自由”原则,而对“专政”(当时音译为“狄克推多”)欣然赞许:“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同时,参观革命博物馆使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自责:“我又感觉一种刺激。我们这几年在北京实在太舒服了,太懒惰了,太不认真了……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一八九O-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真使我们愧死。”胡适的这些观点在国内被报纸摘登发表,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针对种种疑虑,胡适自信地回答说:“我所见已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试验的权力。”徐志摩向胡适提出几点质疑:苏俄的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他们的方法对不对,有无普遍性?对此,胡适10月在欧洲给徐志摩写了一封长信,针锋相对地反问道:“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治上的历史是《红楼梦》上说的‘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同时,他还批驳了“私有制废除之后,人类努力进步的动机就没有了”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这两个“成见”。认为人类进步、发展的动力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无关,“无论在共产制或私有制之下,有天才的人总是要努力向上的”;资本主义现在生产力的发达在于其“生产组织”的发达完备,社会主义目前落后的原因在于生产组织的暂不完备,今后赶上资本主义“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普遍性这一问题,胡适的回答是:“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果换汤不换药,如果不肯认真做去,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样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很难想像,这些文字是出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之手。

此后,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胡适对苏联的看法不断有所改变,在近三十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对当年的观点公开表示反悔。

1953年雷震在台湾主办的《自由中国》杂志连载了殷海光翻译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海耶克(F.A.Hayek)于1944出版的《到奴役之路》(今译《通往奴役之路》)。这部著作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宣扬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作。1954年春,胡适从美国回台访问近两个月,还专门就此作了一场题为《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的演讲。他对海耶克“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观点大为称赞:“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计划经济,所以尽管自由主义运动者多少以为:社会主义当然是将来必经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却以一个大经济学家的地位来说:一切社会主义都是反自由的。”同时,他对自己20年代的观点作了公开的忏悔。他说:“在民国十五年六月的讲词中,我说:‘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份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份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作忏悔。”紧接着他将锋芒指向台湾当局,因为国民党一直标榜“节制资本”“反对资本主义”(不管实际怎样,起码口头如此),强调“国营”,主张政府对经济的“统制”和计划(实际以官僚资本压制民间、私人资本)在撤台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对经济的管制更严。针对这种状况,胡适说:“现在台湾的经济,大部分都是国营的经济,从理论与事实上来说,像海耶克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很不中听的。”希望国民党当局听了这些话,看了《自由中国》等杂志后“也不要生气,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还是到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他提出台湾应为资本主义正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垄断经济走向自由经济,同时在政治上改变一党专制的状况。他说“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勤俭为起家之本’,老百姓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说他们没有所有权是讲不通的。从这一个做起点,使人人自己能自食其力,‘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我们也应该想想,是不是一切经济都要靠政府的一般官吏替我们计划?还是靠我们老百姓人人自己勤俭起家。”“我们还是应由几个人来替全国五万万人来计划呢?还是由五万万人靠两只手、一个头脑自己建设一个自由经济呢?”

罗曼.罗兰与胡适都不是社会主义者, 但他们在二三十年代对苏联大致相同的看法的确不是偶然的,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思想取向。当然,胡适的幸运在于“天假以年”,历史给他以反悔的机会,而早在1944年就辞世而去的罗曼. 罗兰当然无此“机会”,所以对苏联始终充满感情。对一种社会的本质的认识确非易事,有时,是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的。

──转自《问题与主义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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