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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6日讯】 获得诺贝尔奖可能是世界最美好的事情，但是在挪威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的“无国界医生”代表们脸上没有太多的笑容。一位年轻的女医生代表组织上台领奖，其他来自各国的医生代表们都穿着有“无国界医生”标志的T 恤，静静地聆听一位女歌唱家钢琴伴唱《爱比死更强大》。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国际主席詹姆斯（James Orbinski ）上台发表获奖演说。他一开始就激动地呼吁俄国总统叶利钦停止轰炸车臣平民：“如果争执引起的战争属于国家事务，那麽侵犯人权是一项有关我们所有人的罪行。”对于获奖，他说： “我们接受真诚的感谢，但带着深深的忧虑。因为我们关注的这种被剥夺的价值每年都在被践踏。他们那些被遗忘的人，……。我们帮助危机中的人们，从来就不是足够的。通过给予他们医疗，也尝试去保护他们被侵犯的权利。”
这种深沈的忧伤和痛苦，几乎在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无国界医生”代表的谈话中都可以发现。“无国界医生”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即绝不承认国界可以阻止人道救助的义务。但在现实中，仍然有一半的国家如最近的东帝汶和车臣，无理地把人道介入的医生们驱逐出境，使他们无法营救难民。为此，法国分部主席菲力普（Philippe Biberson）难过地对记者说：“我想，诺贝尔奖应该颁给这些人－－－他们无助地等待着无国界医生的到来，但始终没能等到。”
对于这些拥有高贵心灵的年轻医生们来说，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是颁给他们的，而只是在他们关注的那些苦难上划上一道光亮的闪电，让世界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痛苦。近三十年来足迹踏遍全球六大洲的各种天灾人祸地区，出生入死拯救无数罹难受困的灾民，他们说：“只要这个世界有一个人在痛苦，那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一，在非洲腹地的血泊中诞生
一切都源于这样一则发表在法国报纸上的广告：
“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寻求去皮亚法拉工作的医生……”
在皮亚法拉发生的战争延续了三年，导致一百万人民死亡。从1968 年9 月到1971 年1月，大约有50 个法国医生被国际红十字会派遣到非洲腹地深处的战乱地区。他们到达的地区几乎是没人知道其地理位置的。直到很久以后，国际社会才确认那里真的发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
当这些年轻的法国医生来到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的诊所只有几幢破旧的房子。他们尚未放下背包，流着血并且痛苦呻吟着的伤员就像潮水一样从战场送到诊所来。在诊所里面，挤满了枯瘦饥饿的儿童和老人。 放下背包，对于法国医生们来说，只有一件事可做－－－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至少工作20 个小时，晚上只能滚着睡袋里打一会儿盹。慢慢地，他们开始认识了这是一场怎样残酷的战争：医好的伤员被送往前线后又再次受伤，经过治疗的儿童回到村子里又再次因饥饿而营养不良。在尼日利亚战争中救助伤病员，只意味着一场无尽头的噩梦。
联合国有关机构在这场巨大灾难面前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不便介入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红十字会好不容易才派遣自己的医生，并运送援救物质进入战区，结果是交战的双方都利用媒体和援救组织为他们自己造势。非洲的统治者甚至召唤欧洲记者前来，拍摄下那里每天杀死300 个儿童的惨状。
29 岁的法国医生顾希内在离开巴黎时便听到了交战双方的舆论宣传。到了战区，他顶住没有睡眠的疲惫，仔细地观察那里发生的现实。终于，他得出结论：皮亚法拉的问题不是医疗问题，而是一场政治灾难。尼日利亚军队对皮亚法拉平民的残忍屠杀，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皮亚法拉将从地球上消失。
尽管顾希内和其他法国医生毫不怀疑那里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大屠杀，其惨烈不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和红十字会组织签订的合同，对他们这些年轻的医生们来说是套住牛鼻子上的缰绳－－－他们必须对他们所见到的一切保持沉默。
来自1968 年巴黎五月学生运动，深具理想主义的顾希内无法保持他的“沉默义务”。他飞往红十字会驻日内瓦的总部，希望告诉媒体有关皮亚法拉的真实情形。但是刚抵瑞士机场他就被红十字会的代表拦住.，红十字会代表再三提醒医生们承诺过的“沉默义务”。
然而尼日利亚仍然炮火隆隆。即使是在诊所高高挂上象征中立的红十字会会旗，战火也毫不迟疑地接近医院。法国医生们被警告立即离开那里，但是嫉恶如仇的他们选择留下不走，仍然夜以继日地抢救伤员。在缺乏必需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自己输血给伤员。
在万分紧急的时刻，顾希内决定前往巴黎呼救和抗议。他见证了在皮亚法拉发生的灾难，并组织一个“反对皮亚法拉屠杀委员会”，要求国际社会谴责尼日利亚的屠杀行径，并要求迅速地资助那里的伤员。第一次，顾希内代表一部分法国医生批评了红十字会的保守作风，指责他们缺乏道德勇气。
1970 年1 月，一个法国医生小组在尼日利亚军队的威胁下，被迫带着一批病情最严重的儿童和伤员撤退出医院，到一个基督教团体那里寻求保护。最后，这一组法国医生被指控为非法入境，立即驱逐出境。与此同时，那些与交战双方的政府合作的国际援助组织，他们的援救物质却通过政府渠道像潮水一样涌来－－－共计二十五个亿。然而，一百多万人民依旧死亡。
带着挫折，带着满腔悲愤，回到巴黎的年轻医生似乎成熟了很多。他们看到，西方人似乎觉得捐了钱就洗清了自己的良心，然后把皮亚法拉的悲剧忘却。没有人伸出过一个指头去制止大屠杀的发生。于是挫折成为行动的动力。从非洲腹地的血泊中成长的年轻医生们不再安于他们在巴黎的安全而又舒适的生活，他们思考着，讨论著。
1970 年11 月，一个法国医生在接受报纸时，呼吁他的同行自愿报名去援救伊朗地震的受害者。不久，南斯拉夫发生大地震。当地政府很被动，官僚主义使得各国的援救物质运不进去，而受伤的灾民却躺在街头等待死亡。巴黎的医生们愤怒地呼吁：立即组织一支急救医疗队。同年，东巴基斯坦的飓风使得几十万人民失去居所，而国际援助缓慢无力，其物质落入政府之手，无家可归的人民只好流亡去印度。
“我们需要一位元新的杜南特（Henri Dunant，1864 年在瑞士创立国际红十字会，1901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从各国灾区回来的法国医生们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广告：“我们难道除了雇佣兵什么都不是？”很快，就有300 个医生报名, 愿意参与创建一个新的援救组织。他们的雄心是：在杜南特的伟大人道主义理想指引下，在红十字会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组织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时代。他们这个理想主义组织认为，跨越国界的人道救助不需要得到任何国家政权的许可。
1971 年12 月20 日，年轻医生们的理想成为现实，“无国界医生”组织宣告成立。他们的成员来自法国各个政治派别，有左派也有右派，但都一致把服务第三世界人民作为他们的宗旨。这个医生组织也接受了少数自愿报名的新闻记者，他们经常为组织起草各种声明。
与红十字会组织相比，“无国界医生”的特点是：不理会各国法律和规则，开往世界任何灾难地区。虽然定性为中立的组织，但他们的义务是始终站在受害者一边。
从此，这个根据医疗道德和人道帮助原则创立的中立不结盟组织－－－一支最初由法国医生组成的医疗队，冒着危险横穿世界各地去帮助陷入凄惨中的人们。带着他们的义愤、勇气和仁慈，在近三十年努力之后，他们成为现代最大的人道援助组织。他们的事业成为一项影响深远的跨国事业。
二，他们的候诊室里有几亿病人在等待
年轻的血气方刚的他们最初被称为“嬉皮医生”，在开始时并没有受到社会的重视。组织的进展是缓慢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也缺乏组织经费。1972 年12 月底，尼加拉瓜发生了狂暴的地震，巴黎的无国界医生们立即抛下耶诞节的庆祝气氛，带着三个医疗队和十吨医疗物质，火速开往受灾地区。此后他们又参加了宏都拉斯的援救行动。
五年过去了，这个新创建的志愿组织仍然是弱小的。他们的理念要求自己具有执著、活力与坚强等品质，因为只有这些品质才能对付挑战。每年总结时，他们都要质疑：我们坚信的是否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可行的愚蠢理念？
终于，在1976 年黎巴嫩发生的战事中，无国界医生组织显示了他们独特的存在理由－－－他们到达了其他组织不能到达的战乱地区帮助受害者。当时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了激烈的流血冲突，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火药库导致了一场内战。前去救助难民的无国界医生一行56 人，大都是从皮亚法拉回来的有战地经验的核心成员，他们立即在常人不可想像的艰难情况下开始工作。
就在黎巴嫩的救助工作中，这些五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法国医生以他们的勇敢无畏，赢得了世界的注目而迅速崛起。不仅法国因他们而轰动，连美国记者也发回有关他们舍生忘死救人的感人报道。《时代》周刊的大标题是《一个特殊装备的组织》。
在巴黎，来自个人的捐款在稳定地增长。一些广告商也表示愿意为“无国界医生”组织义务打广告，并用他们的形象做商标。媒体争先采访他们并为他们募捐。
“在他们的候诊室里有几亿病人在等待! ”事实证明这一句广告词并非太夸张。每时每刻，世界各地都有遭受战乱和饥荒的人们在等待无国界医生们。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和人们预料的相反，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和平。由于意识形态及各种民族国家冲突导致战乱，形势反而空前紧张。仅仅1979 年这一年，就有七百万难民需要救助。
无国界医生的身影出现在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及和索马利亚，南美的尼加拉瓜，中东的伊朗，亚洲的阿富汗和泰国。光是被红色高棉迫害下的柬埔寨，就有三十多万难民逃亡到泰国。在经受了饥饿、痛苦的长期折磨之后，国际援救组织必须提供给他们一切药品、食物和饮水。许多参加现场救助的医生自己也得不到足够的食物。
他们已经无法停留，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难民在等待他们去急救。来自公众的捐助也越来越多，每年他们可以从巴黎派出近六千名医务人员奔赴各个灾区。
阿富汗荒凉的山区，非洲的热带草原，印度支那的丛林，……一个个急救中心、手术室，防疫站和保健系统广泛地建立。在伊拉克，索马利亚，波斯尼亚，无国界医生不要军事保护，他们所有的汽车都没有带武器的标志，其象征是打叉的自动武器加上文字( NO ARMS ON BOARD)。
除了协助第三世界国家内战及天灾中的无害者之外，无国界医生数十年来在国际重大事件中几乎从未缺席，例如：在一九七九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深入山区救助反抗军和难民；协助共产主义垮台后的东欧百姓；在莫斯科展开爱滋病防治；提供科索沃地区医疗工作及战后精神治疗；进入东帝汶提供救援；……。
三，拒绝沉默，人道介入
人道救援组织的传统形象是谦恭的，他们往往是默默救助那些在战争和灾难中被伤害的人。但是无国界医生拒绝接受这种传统方式。他们认为，他们同时也应该指出发生灾难的原因。和其他援助组织的区别的另一点是：无国界医生不等待入境签证许可，只听从受难的人民召唤。
这些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轻一代，对于纳粹集中营的一些“医生”变相参与屠杀犹太人深感震怒，他们因此把伸张道德正义也看作医生的职责。他们的两个立足点：一是医学，二是人道主义。作为医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医疗救助, 但有一个问题是他们经常要问的：为什么人们会成为暴行的牺牲品。
在医疗难民之余，他们经常被?搢𫁡ㄖ囵搢ㄙ漕﹛C从被轰炸迫害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黎巴嫩、阿富汗，到饱受饥荒蹂躏的衣索匹亚、索马利亚、苏丹，孟加拉大水灾；从遭受种族歧视的库德人及巴尔干种族战争，到奈及利亚、卢安达、蒲隆地、安哥拉的内战，……。到处哀鸿，遍地凄惨，无一不是人为制造的灾难。于是悲愤的他们一边行医，一边搜集有关暴行的材料，然后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
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资讯到达总部。有一个小组专门从事分析资讯和评估事态，并决定援助与否及其援助的规模。当他们发现人权迫害的事态严重时，他们会把情况通报给媒体和各个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盟、国际特赦以及其他人权和卫生组织，促使各方面尽一切力量去阻止暴行。他们的任务是双重的：援救并为发生的事情作证。
从一开始，无国界医生组织就把医治灾难地区的伤病员作为神圣的使命，但他们的两难也就在这里：非法入境去从事救助，这项工作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低调；但亲眼目睹人权被侵犯，又要求他们诉诸舆论去反抗暴行。这种两难困境甚至导致组织内部的分裂。主要创办人之一顾希内由于在两难之间找不到平衡点而走得太远－－－他竟然在包租了一条船在中国海上救助投奔怒海的越南难民，从而导致组织内部的严重争执，最后他只得宣布退出这个他亲自创建的组织。
舔着分裂的伤口，无国界医生们进行了自我检查。二十多年过去，今天获奖的年轻代表宣称他们仍然继承了其创始人的初衷：“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一贯的道德伦理－－－拒绝沉默。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根源。”
尽管经常被驱逐出境，无国界医生们仍然不肯沉默。他们经常勇敢地出面为亲眼所见的暴行作证，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最后一个拯救受难者的机会。他们因此受到人身威胁，其志愿人员有的被绑架做人质的，还有的医疗物质被堵截滥用。
1980 年，无国界医生第一次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为柬埔寨被迫害的幸存者呼吁。国际著名的音乐家们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虽然游行队伍没能到达柬埔寨边界就被军队阻止，但无国界医生成功地让世界注目那里的难民问题，并对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在阿富汗工作时期，无国界医生不停地报道那里的妇女遭受制度性的侮辱和压迫的消息。他们抗议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禁止男医生去医治女病人，为此许多女病人因得不到医治而死亡。
1998 年9 月，无国界医生在北韩救助饥民，受到当局的无理阻扰刁难。他们在被迫撤退，向全世界揭露人道救援的金钱及物质被北韩共产政权中饱自肥，并要求国际社会改变援助方式。 1998 年10 月，在科索沃展开救援工作时，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发现许多集体坟塚。于是这个组织第一个发难，指控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净化种族，杀害无辜的阿尔巴尼亚人。
带着狂人般的固执，无国界医生强迫世界睁开眼睛面对人们的痛苦。医生们一再重复他们的宗旨：“我们是不偏倚的，但绝不是漠不关心的。”为此，他们不尊重那些侵犯人权的国家政权，而把“有权干预”（The right to intervene）和“干涉的义务”等词常挂在他们口中。
国际主席詹姆斯认为这些干预是有效的，他回忆说：
“1994 年我在卢安达，正是大屠杀进行的时候，我们每天去查看一个儿童院。那时有数以千计的难民到儿童院、教堂和学校寻求保护。那一天当我去到一个儿童院，那里正被民间自卫队包围了，他们在准备屠杀儿童。在这个危境中，我问自己：是一走了之呢，还是走上去和民间自卫队谈话，试图为改变这种状况做点什么？
“由于我们是无国界医生，我们一队人的到来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后来当地人民都到医院来寻求保护，我们接受了他们。我们广泛利用媒体展示那里正在进行大屠杀。这样，他们才担心在我们面前杀人将要承担后果。
“当我们得知卢安达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后，我们马上向世界发出资讯，要求国际社会前来干涉，用武力阻止屠杀，结果我们什么也没有等来。……”笔者行文至此时，读到了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迟来的道歉声明，他表示完全接受有关卢旺达屠杀的批评，并代表联合国承认这项错误，表达他深切的懊悔。
对于世界的冷漠，对于联合国工作的缓慢无力，瑞典分部主席约翰是激怒的。约翰说：“我们医生的人道救助不解决灾祸，各国政府对非洲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而国际社会经常对此束手无策。面对卢安达的悲剧，世界做了什么？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坏良心。如果世界不能从卢安达事件学习到什么，那麽什么都不能学到。”
他们所说的“拒绝沉默”，既是反抗暴行，也是如约翰说的，反抗“我们的坏良心”。
四，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从此远去
“医学是热的学问，虽然它需要冷静的知识。”“对他人的苦痛缺乏悲悯感的人，不配做医生。”对于瑞典无国界医生分部主席约翰来说，医生的工作首先是一个人道的工作，而这在今天却是很容易被人们遗忘的。
因此，当约翰的医生同事们都忙着挣高工资买房买车的时候，他放弃了安全而舒适的生活，去到战火蔓延的地区，为那里的灾民工作。十多年前，约翰和他的未婚妻苏珊娜一起在巴黎攻读医学，他们的理想是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第三世界的人们。他们因此一直寻找各种组织。直到成为无国界医生的成员，他们才终于感觉到自己找到了归宿－－－一个开放的、给予每个人自我空间的组织。
带着火一样的热情，约翰和他的未婚妻接受了一个去阿富汗工作的任务。那正是1988 年的冬季，他们在瑞典欢度了圣诞和新年，就突然踏上了终身难忘的恐怖旅程。在出发之前，巴黎的总部已经告知他们，一切安全都没有保障，所有的危险都得他们自己准备对付。
攀越阿富汗西部的艰难山路，他们一会儿骑马，一会儿搭乘当时驻军阿富汗的苏联军队的坦克。在那里工作的五个月时间内，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因为无国界医生和阿富汗游击队合作抢救伤病员，这在当时是非法的行为。每天都有被炸死的可能。约翰看到，这种恐惧的生活，对已经忍耐了10 年战火的阿富汗人民来说已经习惯了。在阿富汗战争中有几百万人民丧生，有两百万人因为战争成为残废。但阿富汗人照样结婚生孩子，生活在继续，人们仍然会笑。
这对年轻的瑞典医生的人生观从此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为那里被地雷炸伤需要截肢的孩子做手术，以专业的冷静态度医治各种伤员。他们这才知道生命在阿富汗原来是那样易于被摧毁。但是作为医生，他们自己不能感情脆弱。他们只能尽其所能去减轻人们的痛苦。
西方医生的正常舒适生活从此离他们远去。在阿富汗的工作结束之后，约翰又接受了去其他战乱国家的任务。在卢安达、索马利亚、塞拉里昂和巴尔干半岛，他和无国界医生的同事们总是迅速进入战地中心进行抢救工作。同时，他们总是尽快地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并赢得难民们的信任。约翰－－－一个来自富裕国家的医生，和那些衣衫褴缕的难民一起渡过最困难的时光。
“我几乎成了一个战地人。”约翰说：“我们想给遭受战乱的人民一点希望，世界并没有抛弃他们。”约翰不觉得自己做出了多少牺牲，因为他从帮助难民中获得了很多。他们从不指望得到感谢和回报。支配他们去从事这种关怀行动的是热情，这是一种想要改变世界的理想和表达与弱者同命运的愿望。因此，约翰和他的太太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人看作是自我牺牲的英雄，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在这个工作中获得非常大的内在满足。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战争和灾难只是电视上的新闻。但是痛苦和死亡却是无国界医生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麻醉医师雷弗已经在不少战争地区工作过，如卢安达，波斯尼亚和索马利亚。刚从斯里兰卡回来，他又去了扎伊尔。由于长期生活在战争的压力之下，他感觉非常疲倦。
但是，雷弗医生对记者说：“每一个来自孩子的微笑，为他们解除痛苦，使我确信自己的所为是值得的，我的内心变得坚强起来。”他已经40 岁了，但是他不敢成家，因为他总是在国外，长期生活在危险之中，这种压力对家庭来说是太沉重了。
当雷弗在肯尼亚的时候，他这个医师自己也染上了疟疾并持续发高烧。在波斯尼亚，他的高烧症状复发，但仍然必须坚持工作，他回忆说：“我躺在手术室的担架上，指挥护士们做麻醉手术，因为整个医院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做这种手术。”
无国界医生在灾区和当地人民过同等水平的生活，他们也住在草屋里，和被帮助者过同样的生活是是他们的宗旨。对于来自欧洲富裕国家的医生来说，一开始是很难接受的。到了后来他们发现，只要有水从水管里流出来，都是一种无比的奢侈。幸好救助工作一般是五人一个小组，他们来自各国的医生们互相支援互相安慰。
雷弗现在已经是很有经验的无国界医生了，因此他被派往更艰难的地方去。虽然他亲眼看到许多的痛苦和凄惨，但是他仍然怀有希望，他说：“开始我们很难接受世界这么残忍，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并且继续生存下去，这样才能帮助他人。虽然世界总是有人陷入苦难，但我们总可以做点什么。”
瑞典女护士塞克乐丝和她的四个同事曾经在扎伊尔服务。当时除了无国界医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赶到那事态严重的战乱地区。他们的任务是去一个聚集几千难民的地方建立医疗营地。工作是及其紧张艰困的，他们必须昼夜不停地治疗伤病员，照顾那些被摧残的儿童。随时都会有叛乱军队闯来绑架医务人员做人质的危险，他们不敢离开有安全保护的营地一步。最后不得不被迫撤退。
几个月后回到瑞典，塞克乐丝非常非常地疲倦。但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在瑞典的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了。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仍然准备再次出发，去迎接那冒险的紧张生活，因为那里更需要她。
正如香港女医生何小芳说的：“当无国界医生要求有甘心放弃现状的勇气。”1998 年，何小芳成为香港第一位应付紧急疫症的无国界医生，前去爆发霍乱的莫桑比克抢救人命。她认为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只是当无国界医生的序幕，最大的心理挣扎，是延迟了自己的专业进修。无国界医生的事业，是许许多多学有所长的医生牺牲自己的职业前途换来的。
五，牺牲这一切是值得的吗？
他们的诊所上飘扬着白色的旗帜，他们身上穿着有红色标志的白色T 恤。这一切清楚地表明，无国界医生是持中立立场的，他们是不应该受到侵犯的。然而灾难却经常发生在他们这些援救人员身上。
在索马利亚，一个年轻的葡萄牙医生在他去医院的路上，被人残忍地射死。在斯里兰卡，一辆有无国界医生标志的小吉普被炸，好几个人受伤。在车臣，无国界医生被游击队捕做人质，用以勒索大笔金钱。一些法国医生都有被拘禁的经历。
一九八九年，在巴黎机场迎接在苏丹遭到杀害的两具医师同仁的灵柩，以及两名遭到火箭袭击重伤的同仁，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同事们含着泪水，面对着死者亲人痛楚的眼光。
在前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八年战乱期间，有550 个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偷渡进入阿富汗山区，出生入死地援救那里的反抗运动组织。他们的捐助不仅是医疗上的，也是精神上的。阿富汗的反抗运动游击队甚至把这些外国医生当作与世界沟通的渠道。然而，阿富汗北部有一个仇视外国人的山区，1990 年4 月，无国界医生组织在那里遭遇了一场惨祸，诊所里的一个法国护士被强奸，27 岁的法国志愿人员伏若德瑞克被残忍地杀害。无国界医生只好忍痛组织他们的医务人员撤退。
在索马利亚从事援救工作也是一种极不安全的生活。当雷弗医生第一次在那里执行任务时，他们这些义务人员被禁止外出，由联合国维和部队保卫他们。但最后，当地军人还是冲入医院，把所有的义务人员抓起来做人质。一些未成年的索马利亚士兵用枪支对准他们的脑袋，每一个义务人员随时都可能送命。最后联合国不得不采取了军事行动，才把他们从危险中营救出来。
波斯尼亚战事期间，无国界医生也遭受到一次重大的打击。他们运去救助波斯尼亚难民的物质在经过塞尔维亚的地盘时，全部被塞尔维亚军队抢去。这使得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非常难过，因为他们有一个原则，即不给予发起战争一方以帮助。
参加颁奖仪式的法国分部主席菲力普回忆说，有时经过边境路卡的情形非常危险可怕，他便问自己：“这一切值得吗？”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
菲力普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牺牲。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给予的事业，我们过的是一种给予的生活。虽然这种生活有困难，但如果我去做别的什么事情，我就没法帮助受难者，也不能靠近他们和喜欢他们。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危险时刻，也同样经历过美好的时光。无国界医生组织让我学到了很多。如果我要奉献自己，我需要用整个生命在个人的实践中学习。我很感谢这个组织，为了它让我经历和学习的一切。”
尽管有这么多的被杀、被捕、被强奸和被疑为间谍，无国界医生组织从未因此改变他们创立时的宗旨和目标，也从未失去其人道救世精神。对他们来说，人权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字眼，而是在血与火中抢救生命的抗争。是强行参与，是死而后已。
六，起用新人防止组织僵化
一个这么大的组织，怎样在内部实行民主？无国界医生组织说，他们在内部实行民主的基本方法就是经常调动人员，没有人能够老呆在一个位置上。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新人的参与，任何组织都会因为缺少活力而变得僵化；而没有民主监督，任何领导人都可能被权力异化，从而忘记初衷。
曾经有记者问来自法国大家族的年轻医生菲力普：在无国界医生组织里工作有什么个人前途吗？菲力普回答说：“没有。无国界医生总是在变更人员，改组机构。我们不断改组，是为了让年轻人带着新鲜的力量来替代老一辈。”
原来的老创始人一个个离开了组织。他们中大部分人回到了原来的医生职位上，还有一些人后来成为政府部长和联合国官员。带着无国界医生济世救人的理想主义，他们走入体制，在体制内继续实践他们的理念。例如“干涉原则”的创立者顾希内，由于他的才能被原法国总统密特朗所欣赏，在1988 和1993 年，他被任命为政府的卫生健康部长和人道部长等职务，目前担任联合国派驻科索伏行政官。在得知自己亲手创立的组织获得世界最高荣誉时，顾希内非常感动，并为后起之秀的出色工作而高兴。 在原则上，每个志愿人员工作六个月就回家。但有些人愿意继续执行多项任务，每隔一段时期，组织就劝告他们重新回到老的工作职位上去。这样一种没有个人利益追求只有自我奉献的制度，是他们免于内部争斗和丑闻的原因。
无国界医生组织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原则，是中立和不依赖。组织规定，在获得的捐款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来自民间个人的捐助者。菲力普表示，该组织财务支出庞大，去年预算四亿三千三百万法郎(七千二百万美元)，百分之七十七来自民间无条件的捐赠，其他来自欧洲联盟人道援助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等官民营机构的赞助。百分之八十三的经费用在医疗赈济灾区，其他用于研究发展疾病及人事费用。
其他许多援救组织，往往拿着捐款物质，坐着白色的吉普车，飘扬着旗帜，带着各种发报机前往灾难地区。对于无国界医生来说，这样是太夸张了一点。他们在出发时没有半点张扬，宁愿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奉献给难民。菲力普说：“如果人们看到我们在战场上工作的场景，就会知道，我们做的与1971 年完全一样－－－同样的事业，同样的伦理视角，同样的困境，同样的危机和问题。”
不断地听取批评并检查改进自己，是无国界医生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原因。他们最初的工作曾被批评为没有计划和充足的准备，缺乏冷静而周密的考察，因而被人们称为“牛仔行侠心理”。现在，组织的基地已经建立起来，一旦紧急情况发生，他们会有条不紊地按照常规去开展工作。他们的舆论和作证有时被批评为过于夸大，对于这一点，他们承认有时误解了情况，表示将努力做得更好一点，虽然在复杂的情况下应该允许他们犯错。
阐释人道工作的定义，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经常要强调的。人道救助不是政治事业，也不能有涉军事。把人道救助附加上政治倾向，或者滥用救助物质，都是要严格禁止的。
关于获奖所得的百万奖金，无国界医生组织说，第三世界的病人缺乏必要的药物资源，甚至连最常见的药物都得不到，以致于有千百万人死于传染病，他们因此计划开办一个医药公司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于他们的事业是一个新的冒险和新的使命。
七，赋予诺贝尔和平奖以新的价值
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人权工作者，一直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受到批评的原因。尤其是获奖者所在国侵犯人权的官方政府，他们指责说这是干涉他国内政。
为此，在今年的颁奖仪式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特别提到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为了人民之间的友谊”，他们把这理解为和平奖的标准之一，因为诺贝尔所思考的和平就植根于人们心中。鉴于无国界医生是“在悲惨与痛苦中出现的人道面孔，代表对他人价值的尊重，给和平以希望”。因此，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和平奖授予人道救助工作是和平奖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我们能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用一个授予人道工作的奖赏来结束这个千年，这是一个奠定了新的根基的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由于当今世界的一些专制政府以“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挡箭牌，坚称国家主权至上，对人权进行无情的摧残践踏，所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进一步解释了无国界医生的获奖意义：
“世界已经改变，我们不断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已经见证了，在战场人为地引起灾难，以及针对人权的制度性的犯罪和种族屠杀。这一切，比在世纪初的和平主义者所提出的对和平的犯罪更为广泛。
“国际和平工作针对侵犯人权的犯罪，要求挑战不干涉原则。二战后幸存的人们，他们可怜的要求是对侵犯人权的犯罪进行干涉。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第一个纯粹的人权奖于1960 年颁给了南非的艾伯特·卢图里。这之后，人权成了获奖的中心标准。以后有马丁·路德·金和萨?奶珛奶H获奖。
“无国界医生比其他援救组织更鲜明的特征是，他们结合了两个方面：首先是人道救助，然后是人权工作，唤起舆论注意人为灾难背后的原因－－－即对人权制度性的犯罪。
“在冷战结束后，现状对人道干涉的要求并没有减少，情况反而更复杂，更混乱。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武装冲突，牺牲者也不仅仅是士兵，而是无辜的平民。……战争的新特点要求重新考量和平策略。不管是否有维和部队参与，人道干预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那些非政府的志愿组织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铁一样冰冷的现实中，在逝去了的不幸的世纪里，这些几乎是一听到警报就冲向急需援救之地的人，他们巨大的热情、责任感和冷静的眼光，为我们的时代塑造了一个光明的人格，实践了一个新的价值理念－－－“人权无国界”。
没有妥协也没有厌倦，他们的大无畏，他们的自我牺牲，使得任何政府都无法再理直气壮地躲在“主权”的幌子下欺负自己的人民。
世界因为有了他们而欣慰！
写于1999 年12 月诺贝尔奖颁发之后
——转载自《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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