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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5日讯】 用什么立场来评价“六四”，得出的结论不会是一样的，对人的作用也不会是一样的。在坦克装甲压碾肉身后，“六四”事败，中国陷于恐怖，民运分子潮水般涌出海外。受着“六四”余热的鼓励，大家都断言中共的气数已尽，苟延不了几天啦，谁知这口残气竟喘了十二年，眼下还在喘着，游子不见归期，让人好沮丧。而海外的民主力量也几经淘洗，从气势上看是大不知从前了，与法轮功那浩大的阵势一比，不免让人寒酸。前几天，日内瓦那三条脚的椅子下，法轮功的阵营真有点气壮山河的架式，而民运人士三、二十人，连标语牌都分不完。一位在场的民运骁将说：看人家法轮功，自掏路费，从世界各地聚集日内瓦，真是呼着风、唤着雨，咱们倒好，给出路费还请不来，好像去年江泽民参加“千脑”会议，场面也是这样。对此，国际社会也微词多多，怎么来看待这个现状呢？值得各界研究。
如果把“六四”看成中国内部的事件，就割断了它与人类的联系，掩饰了它的人性本质，看不到它的成功一面和人类历史的意义，让人失望。因为中国是地球上的一块，中国人是人类中的组成部分，在当代条件下，地球本身成了人活动的唯一场所，在人类之中，已经无法形成已往的封闭，因而孤立出一个部分来看问题的立场，事实上已经是失败的。因此，本文主张用地球的范围，以人类的本质为出发点来研究中国的“六四”，这是最普遍的原则了。应用普遍有效性原则与应用直观有效性原则来看同一事件，得出的结论有天壤之别。
一、“六四”的本质是人类史的、世界史的
这一结论有两个理由来支持，其一是从人的类本质得出的。其二是这个进程横跨的地域和它完成的历史任务表达的本质。
不必讨论人类的本质是什么，只问，中国人是不是人类成员吧？如果是，那么中国人能不能在人类本性以外服从自己的一种特殊本性？如果哪一国家，哪一民族能有特殊本性，那就不是人类成员而是别一物种了。因为人类只有一个本质所以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其生命的实现活动也必定只遵守一个原则：即服从本质。像“万有引力”一样，它的原则有效于宇宙间一切物质。在人类中，价值观当然地只有一个。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不就是类本质从理性里的通过吗？也可以说成人的后天理性服从类本质而对自己的占有吗？本质只有一个，而且是绝对无差别的。那么，被本质规定出的后果怎么会是多元的、多极的呢？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是同一个本质，也就是，都只遵循着实现生命、占有生命、享受生命这个唯一的原则存在的。因而哪一国家内的社会原则反映人的本质，那么那里的社会便有生气，便健康，社会秩序便安全；如果哪里出现了重大的社会矛盾，罪过永远在社会一方，因为社会是人的造物，它并没有天命的本性。而人的本性是由它的原因──大自然，在创造它时同步地赋予了的，不能用人力将之削除，人非服从它不可。就必然与社会企图加给人的原则处在尖锐的对立中，不管学生背后是一小撮还是一大堆，也不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还是别的什么分子，只要他是人，那么，它服从的便是人的本性。邓小平、李先念、王震、李鹏他们那一大堆的定性也比不上这一句：他们是不是人？是人便有本性，便服从本性。在社会问题上，矛盾的焦点永远是社会原则不反映人的本性，因而，“六四”的本质是：中国人要服从自己的人类本性，与共产主义原则不许人服从本性，而让人服从它的外加原则引起的冲突。
江泽民、李鹏、钱其琛们在国际场合里说：“国情不同、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来做他们杀人的理由，请务必记住，这些不同的本质还只是社会原则的不同，不同的不是人的本质，社会原则又不是人服从的本质，它们同不同，怎么管得了自然创造的人呢？相反，正是自然创造的人的本质应是社会原则的标准。
“六四”的诉求是反腐败，可这只是现象，不是本质，为什么酿成腐败，这才是本质。自然所赋予的公平性在社会那里被取消了，人的生命实现得不到公平均等的机会，中共政权的总原则就是腐败的症结。这依旧是人的类本质与社会原则不相一致造成的后果。因此说，“六四”是人的类本质规定出的结果。
第二点是，“六四”表述的诉求，不只发生在中国，还在东欧、在苏联，这是在一个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历史不同、风俗不同的广大地区的同一过程。这个事实有力地否定了江泽民的“国情不同”的狡辨。连说的话都不同，可要求相同！要求是什么？要求就是对本质的服从。还有一个相同的方面：即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更进一步证明，“六四”所代表的进程，是人类的类本质与共产党党性间的矛盾，这个定义设在国界，只要符合一个条件便必然发生：只要是共产党执政的地方。
“六四”是发生在中国境内，但同时也是这些国家共同性质的表现。波兰的工人运动、东德国柏林墙问题、匈牙利的民众反抗、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都是这一进程的一些环节。两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赵紫阳，在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话，却做了相同的事。这又证明了“六四”属于人类，而非一个国家之内的。两位总书记的行为说明：“什么不同”也不足以抵消人的本质相同。
第三点是“六四”代表的方向，不仅发生在几乎全部共产党国家，而且各国发生的事件是彼此呼应，相互支持着的，很可能在各国的民主力量之间并不发生自觉的联系，但每一国的事件都及时地影响他国的进程。这是因为，在这广大的地区，这复杂的民族那里，为同一个共同的本性所驱动，因而是同一个诉求，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即共产主义文化，因而是同一个进程的不同环节、不同阶段、不同的局部。
中国的“六四”是这一种过程的宗源阶段，它起到了呼唤和带动的作用，又提供经验、指出方向、扩大进程的范围，它向世界人民宣布：人类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个体自主地实现生命、享受生命，它证明了人类是按照同一个方向进化的。它也向共产主义世界的人民召唤：共产主义不适合人类生存，因而从根本上指出共产党从人类中灭亡的必然性。中国人民代表人类的埋葬共产主义幽灵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正是这一牺牲促成了东欧的巨变和苏联的解体，世界共产主义的大半壁已瓦解成了垃圾。
在苏联解体后的人民，还有东欧的人民，不应忘记中国人民作出的这种可贵贡献；沉浸在统一后的德国人民也有义务想想为这一进程开基铺路的中国人民。
没有“六四”，则不会有如此顺利的东欧转型。
没有“六四”，冷战的结束也不会如此迅速、如此顺利。
没有“六四”，世界新格局不会真空。
这是它的世界意义，那么在国内呢？
“六四”唤醒了国人；“六四”使共产党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
“六四”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党的统治，使共产党从统治地位沦为“穷于应付”的地位。
“六四”使共产党走上未日，共产党失却了民众的共认性，江泽民失去了党内的认性。
二、今天，中国民主进程的形势
从现象上看，中国民运是处在低潮冰点。有人甚至说，民族遗忘，其实这不是本质的。那是一场机枪扫向人群的镇压，任何灵魂都要在这样的血腥面前惊呆。民族理性的复苏与整合需要周期，从那种恐怖中恢复知觉，也不是很简单的事。至于“六四”提出的历史任务的完成，是更为艰巨的了。可以说，“六四”使共产党失去了合法性。但是从合法性的丧失到公认性的丧失还需要过渡。而且民主进程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发生变化，且这些变化不是人凭空想像的，是历史自己的规律规定的。
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么它的寿终正寝也不可能是三天两早上的事，中国共产帝国的形成比苏联晚了三十多年，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也晚于苏联十几年，但否定共产主义的全民起义中国最早，成为埋葬共产主义的里程碑。
从毛老人死后到八九年，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直是上升的趋势，虽说中共也是一二再地打击、镇压，但其走势还是一浪高过一浪。但“par六四”后，从现象上看却是低潮的走势，给人的感觉有一蹶不振的样子。我认为这不是本质，这是民主进程阶段上的必然性。“六四”之前，表现的人性是的自发行为，因而群众运动形式是适合的，但“六四”那是坦克碾过人身，子弹扫向人群的恐怖场面，它造成的精神创伤的愈合不是短时的，而且“六四”镇压也意味着那种群众形式要向新形式的寻求。这十几年的低潮走势，倒不如看成是新形式的培育选择过程更为贴当。请想一想，有的行为被指责为冒险、激进，说他们不管国内人士的安全；有的行为则又被看成温情、献媚。这证明，没有恰当的形式，甚至可以这样说，现阶段中国民主进程的本质就是个形式问题，形式成了进程的内容本身。
如果说，“六四”是一次伟大的斗争，那么今天更适合的方式应是什么呢？斗争主要是对象间的联系，是对外的。今后的形式能不能是理性批评的呢？其实，无论是民主的诉求还是共产党的专制都是对智慧的使用。理性是人类共同的能力，共产党为什么要专制，为什么要镇压，也一定要通过思维表现出来，它们的罪过也必定有相应的理性表达式。比如《天安门密件》中“八老”那些话，赵紫阳、胡启立、李端环那些话表达的则是另一理性，其实，争取民主也是理性的运用。同为理性，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悬殊？黎安友教授提出了“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问题，就是理性批判的范例。从斗争的时代进入理性的时代，也就是向着成熟的前进。斗争，总体地说是实践的，碰上了问题，非要解决它不可，往往是使用归纳。理性，是把实践的事件当成被思考的材料，立场是分折的，结论不是任意加上去的。它原本就被包含在材料里，只是不清楚。我们通过分析将它抽象出来。这样，它的作用是澄明，不只是对着对象的。它的有效性所关是，凡这一理性范围内的，它澄明的可能是民族理性，是理性阶段的上升。共产主义社会，是非理性的，非批判的。它用那“四个基本原则”限制了公民理性的使用，这四个原则也是由人类理性的存在形式：概念、判断组成的，但却成不了被认识的对象，像中世纪的神学之对于哲学，思维虽在发生，但它只被用来证明神学的可靠，理性不能对着神学展开，因此，理性这个概念的本身所含意义是批判的开放性，没有不受到理性认识的东西。
从斗争形式转入到理性的形式，这既是进化的要求，也是任务本身的要求。
法轮功几经摧残，却活力百增，大家对其表示出不能理解，其实就是它的理念是非批判的，只有一个，只服从一个。民运却是活跃的、批判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立场上来要求民主，很可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功能也可以不必是同一的，可以用这一原则法认识“六四”，从各自的原则上去争取可以各作解释的民主，当没有或不再是一个可以概括各个独立要求的理念时，争取者便只能暂时蛰伏。是不是该思考用什么样的形式才有可能重新在较大的可能上反映进程的本质呢？是不是可以说，那就是踏踏实实地批判，只有批判才可以不仅是破，而且也是立，才是新理性、新精神的形成过程。
我想，共产党垮台不垮台，早已由“六四”预订了。
今后的任务倒是：中国的何去何从？垮台一到来，各种矛盾失去控制地爆发，一个无序的“中国熵”将使中国自己，使全世界都负载不起，所以，眼下要清理中国到底潜在着哪些矛盾，能不能将之纳入一个理念之下，使各种诉求都得到反映。
要建立起各方接受的民主纲领。
(转自大参考)(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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