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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3日讯】 中共建党业已八十周年。它和近代中国坎坷的历史为伴﹐一路行来﹐也是跌跌撞撞。它有一番辉煌的过去﹐但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执政党相同﹐所经之处﹐也都留下许多不名誉的痕迹。
回首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就让人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在他小说《迷宫中的将军》里所做的沉痛告白。这部小说以南美洲“解放者”玻利瓦将军的事迹为轴﹐来喻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厄运。
马奎斯指出﹐第三世界由于落后﹐所以有关国家百废待举﹐各种问题也以压缩的方式迎面而来﹐问题如此众多﹐任何一种外来的教条或主义都可以找到发展的土壤。而外国人的任何指指点点﹐由于必定符合现实的某些方面﹐遂都变得似乎正当。于是整个国家就在这种情势下被这样那样的教条与主义﹑信念和主张所切割﹐并成为代理式的角斗场﹐一个国家想要完成所有目标﹐反而任何目标都无法达成。
这就是马奎斯所谓的“迷宫”。他借着小说主角的嘴﹐说出这样沉痛的心声﹕“请你们﹙指欧洲国家﹚别再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了﹐别再教训我们怎么为人行事。别试图使我们变得同你们一样﹐别要求我们在二十年之内干好你们两千年都干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让南美洲成为一个国家﹐那么外国即将永远不费吹灰之力﹐将我们宰制。”
玻利瓦将军有着惊人的先见﹐但他无法阻挡“迷宫”所带来的国家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命运。纵使到了今日﹐南美洲犹在被宰制中。马奎斯的“迷宫”隐喻﹐是他献给第三世界的警语﹐历史不会给任何国家去过太平中古岁月的机会﹐如何避免掉进“迷宫”﹐则成了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难题。
百年中国﹐即有一大半时间处于这样的“迷宫”中。中国被各种主义所切割﹐代理式的内乱也连续不断﹐而列强的侵略的贪欲和野蛮化﹐以及人民的暴烈和虚无交织着﹐中国就这样走了过来。残破的历史里﹐没有几只干净的手。但万幸的是﹐中国至少未曾出现玻利瓦将军最感沉痛的那种国家分裂﹑永远受人宰制的最坏命运。没有最坏命运﹐就有重新出发的机会。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就以过去的残破为基础。
而今中国的再出发已匆匆走过二十个年头﹐经济的自由化使得人民的潜力有了发挥的管道。从八九至今﹐中国的工业产出翻了七番。这是近代少有的新奇迹。但对中共而言﹐另一波新的挑战却以更加严峻的方式迎面而来﹕其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一九二零年代国民党时期﹐即出现过由于经济发展而区域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的难局。昔日英国工党领袖陶尼爵士访华﹐也以这种经济的“回洗”﹙Backwash﹚告诫。到了今天﹐中国内部的贫富不均﹐已到了危险边缘﹐若任由这种情况恶化﹐则中国必将再次引发骚乱﹐甚至执政党的合法性也将大为削弱。
与此同时﹐则如何以宏观调控的方式﹐为区域均衡创造条件﹐已成了极为迫切的难题。这些问题都不是老的党干部那一代所能应付的。因而﹐这已意味着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难题﹐中共必须在能力上大幅改进。
其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有极强封建性的中共干部贪污腐化﹐严重蛀蚀了中共的领导性﹐甚至还会拖累到整个经济改革工程。这意味着如何提升干部素质也成了新的难题。
其三﹐则是随着经济发展﹐以及接踵而来的国际化压力﹐昔日那种意识形态极强的“政治党”﹐已和新的社会关系完全脱节。目前的中国﹐私营企业员工已达六千万人以上﹐在经济上扮演着主要角色﹐中共的特性已必须向这个主力方向调整转移﹐中共已必须逐渐转化为具有“国家经理人”性质的“管理党”。
也正因此﹐在建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江泽民的长篇报告特别强调“三个代表论”这个新纲领﹐显示中共已在“生产力”这个主轴下开始调整。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特别看重江泽民演讲中﹐有关欢迎私人企业主入党的部分。它们已理解到中共急于重整其正当性的企图。
无论内地或外国媒体﹐都理解到中共正在调整的讯息。由江泽民的谈话已显示出﹐中共面对经济的发展和问题丛生﹐正开始从事一种新的再造﹐希望由此而带出整个党国机器的现代化﹐由新的技术官僚﹑精英来主控党国机器的运作﹐由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也是它重建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开始。中共的这种角色转化﹐不能说没有某些香港﹑新加坡或台湾经验的启示。
中共正在﹑且被迫要自我改变。然而﹐中国毕竟与其他华人地区不同。它是昔日社会主义国家最后的堡垒﹐因而各种外力以及外来主张交错﹐使得它的“迷宫”情境更明显。中国意图形成新的“国家论述”与“国家方略”﹐也更为困难。这是开放的代价﹐当它决定开放﹐它就必须让自己去面对外在一切善意或恶意的风暴。
中共在调整中﹐它也试着要重建党的正当性与党国机器的合理性。但这无法一☆而就﹐必须在乱如“迷宫”的主张里做出更细部的规划。大而言之﹐这已等同于它的国家重建了。在“迷宫”中找路﹐是一项非常艰钜的工作﹐江泽民的谈话只是个开始。
——转自《亚洲周刊》*作者是台湾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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