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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0日讯】 与王友琴和我两位中国女性一起获得本年度“万人杰新闻文化奖”的，是一位男性老外——美国《国家评论》杂志编辑诺林杰（Jay Nordlinger）。我在领奖台上只会照本宣科念讲稿；王友琴则不失时机地，用手提电脑向听众展示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网址图像；而那风度翩翩的唯一老外诺林杰更精彩，他用英语不紧不慢地向中国听众讲起故事来。
诺林杰所讲的一个有趣故事，是关于他和伟大的自由斗士索尔仁尼琴的儿子———钢琴家、指挥家Ignat Solzhenitsyn有关中国的一段对话。
从月亮上下来的人
“我们在谈中国。他说：有人问我，‘你在中国开过演奏会么？’我说：‘没有。我不会在共产党国家开演奏会。在一个庞大的古拉格体制的国家，一个不给人民基本权利的国家开演奏会，开什么玩笑？’他们看着我，好象我是从月亮上来的。他们真的不懂我在说什么。他们把中国看成是完全正常的，正统的国家。他们去那里旅行，就象去加拿大和维京岛一样，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们应该是尽全力反对的。”
不愧是索尔仁尼琴的儿子，这位钢琴家有着道义上的敏锐和一丝不苟的人格。他以严肃拒绝去一个侵犯人权的专制国家演奏的行为，给无数中国受害者以精神上的支援。
在世界三大男高音在北京紫禁城午门前，比酒吧卖唱的更没有尊严地兜售自己的嗓音之时，在著名的帕瓦罗蒂和江泽民一曲引吭高歌、赚得荷包鼓鼓之际，索尔仁尼琴的音乐家儿子，确实像从月亮上下来的人———清清白白地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线。
而声明爱我们中国人、却最早反对中国办奥运的诺林杰，在获奖演说中，对自己那不讲道义的政府也进行了抨击：“美国政府宣布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保持中立，在北京狠命敲击无辜百姓头颅的时候，在北京把我们的公民扔进监狱的时候。——不，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不配摘取奥运会这样的果子。谁也不应该被哄骗得认为他配。这种哄骗就是我在新闻生涯中努力与之抗争的。”
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格拉斯，也在其文章中痛心地谈到德国1936年办过的奥运。“这一年，八方权贵云集柏林，同赏正在这里举行的奥运会，这就无异于欧洲权贵对希特勒纳粹的捧场。而与此同时，柏林附近的集中营正在拷打、杀害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囚徒，权贵们对于这些惨无人道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当然会置若罔闻，甚至充当帮凶。”
牛犊顶橡树，顶啊顶
我们看到，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政治权力的犬儒主义”也被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谓政治权力的犬儒主义，是指政治家变色龙式的政治手腕，是一种牺牲弱者利益、罔顾人权的政治交易。
人们可以有一千种理由赞成中国办奥运，人们可以设想从中国办奥运中获得一万个利益，人们可以在诸如“与中国友好”、“热爱祖国”等名义下，获得一切可能获得的好处。但是，知识份子和人权人士只能有一个定位：在任何时候都为弱者打抱不平。他们只服务于人群中的被侮辱、被欺凌的弱者，他们始终要做邪恶权势者的对手。
不管是诺林杰，还是格拉斯，都是充分具有知识份子的角色意识的。作家、新闻工作者的事业，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他们不应该像政客一样去权衡什么，不应该像奸商一样去算计什么，而是给容易被蒙骗的人们时时敲响警钟。与他们相似，在中国申奥期间，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和人权人士，不遗余力地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首当其冲，他们制作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把奥运的五环变成5个巨大的手铐，将“侵犯人权金牌”奖赏给中国政府。“国际人权同盟”和包括中国人团体在内的六十三个国际人权团体，也以中国大陆“恶名昭彰及有系统地”侵害人权为由，展开了广泛的签名抗议活动。
可敬的斯诺夫人声言：“为了那些一直受到中共人权迫害、继续受到中共人权迫害的人们，绝对不能将举办奥运的尊严和荣誉给予中国。”始终关注人权的欧洲议会，也通过一项决议，称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使北京成为一个不适合主办二○○八年奥运会的地方。瑞典体育部长梅辛认为，人权问题比体育问题更重要，她敦促国际奥会不要允许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美国联邦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资深委员蓝托斯，曾在一九九三年北京申请二○○○年奥运会主办权时，提出过一项反对北京主办奥运的决议案，该案曾促使了北京败北。这一次，蓝托斯和美国著名议员波洛西一起，以人权理由重提类似的决议案。
同情流亡藏人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英国王室安娜公主，声言她投票反对北京申奥，以示抗议西藏人权状况恶化。流亡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等的西藏人，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的绝食抗议活动。悲愤绝望的他们，将一段血书签字的白布，送交给国际奥会。
即使在中国政府申奥成功之后，海内外各人权团体、人权人士又在竭尽揭露、监督和呼吁人权之责任。笔者忆起当年，在和迫害人权的苏联当局较量之时，索尔仁尼琴曾经这样描绘前苏联异议人士的处境：“牛犊顶橡树，顶啊顶个不停；侏儒反抗巨兽，反来又反去。”
人道主义者不能接受的尺度
尽管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强权获胜，尽管申奥成功的欢呼声和祝贺声甚嚣尘上，但无人能够否认，反对在专制中国办奥运的活动，是一场深具正义性的抗争。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将会记载这样一个耻辱——一个标榜和平的体育盛会在专制凶手们的手中举行。无视弱者、被欺凌者的苦难与不幸，我们将会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那焚烧犹太人的黑烟重新升起。从目前中国正在施行的大量死刑、酷刑情况来看，笔者不认为这是一个过分夸张的说法。
反对中国办奥运的人们，似乎是一群不宽容不妥协的人。在疲惫的人们已经失去反抗激情之时，在狂热民族主义、犬儒主义以及苟且行为盛行中国之际，作为少数的他们，似乎显得苛刻，显得不聪明，显得不“爱国”，他们被视为不知轻重权衡的一群人。然而，真正的人权工作者，他们绝不能去逢迎任何人，甚至不能去逢迎自己的人民。把政治、经济利益拿来权衡，这个做法本身就暗藏着这样一个可怕的观念：如果申办奥运能使各方面（除了无权分大饼的弱者）获得利益，那麽人们就应该纵容专制者的罪行，就不须在意举办奥运会的道德资格———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绝不能接受这种权衡尺度。
托马斯·曼1938年在《告欧洲》一文中，呼唤欧洲人道主义的新生：“今天我们必需的，是抗争的人道主义，是确认自我雄风的人道主义，是确信自由与宽容无法被仇敌们不知耻地当做狂信主义饵食的人道主义。”
中国不具备抗争的人道主义传统。一代又一代，中国的众多“好好先生”们，容忍了专制的一切暴行。今天，竟然有一些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也在申奥表态中，以“爱国”标榜自己，以“建设”去逢迎“民意”，甚至连中国人办的人权组织也态度暧昧。因此，笔者在伤心之后，越发敬仰欧洲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的高贵在于——为了正义，宁愿被人视为不爱国的人，用格拉斯的话来说，他们宁愿做“用粪便弄脏自己巢穴的鸟”。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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