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在日本展开旁支的源流和佛教的东传日本有密切的关连。中国书法随着日本对佛教信仰的兴起，随着输入的佛经书写而传入日本。
日本学者田中块堂在〈日本书道史〉一文中言：“飞鸟时代，伴随着日本佛教的黎明期来临，日本书道史也从此展开。” 飞鸟时代是日本的佛教时代的纪元， 圣德太子摄政时，因他笃信佛教带动佛教在日本全国盛行，佛典的读诵以及写经风气鼎盛，因为当时日本国的假名文字尚未形成，使用的佛经以来自中国的为主。
冯振凯提及隋唐时代的墨迹流传到日本：“日本早在奈良、平安时代，就从中国传来写本和写经。” 其实早于冯氏所言的奈良时代，实际上，在飞鸟时代圣德太子“遣隋使”之时，中国佛教经典已经大量输入日本。中国书法透过佛教经典和写经的传播，开展了对日本书道深刻的影响。
“遣隋使”直接输入中国书法文化新里程
西元七世纪伊始，日本的“遣隋使”展开了和中国文化直接交流的划时代新页。考察日本和中国直接往来从而大量输入佛教经典以及中国文化的时间，据日本史载是从公元607年开始（日本飞鸟朝推古天王15年），当时摄政的圣德太子揭开向中国派遣使者的新里程碑。
依据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的历史记载，推古天王时代向中国派遣使节非常密集，当时正当中国的隋朝时代，日本派遣“遣隋使”共有三次，时间分别在公元607、608和614年。 见于中国历史《隋书》的记载，则有四次倭国（隋朝称当时的日本）遣史的记载，依序是开王二十年（公元600年，见〈倭国传〉）、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见〈倭国传〉）、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见〈炀帝记〉）、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见〈炀帝记〉）等。其中公元607和公元608两次同见于中日的史载，大使都是小野妹子。
《日本书纪》记录最后一次派遣“遣隋使”是在推古二十二年（公元614），但未同见于《隋书》。《隋书》〈倭国传〉最早纪录倭王遣隋使至隋都大兴，是开皇20年，也就是公元600年，也未见于日本史载。根据日本史书的纪录，在七年间“遣隋使”三次，根据中国史书的纪录，倭国在十年间“遣隋使”四次。从日本“遣隋使”的派遣密集频繁的程度，显现当时输入中国文化之殷切。
神田喜一郎考察〈飞鸟奈良朝的中国学〉分析归纳发现，从飞鸟到奈良时代最初输入的以实用的医学、天文学、法律制度等学问为主，接着经史之学、文学也发展起来。
早期中国书法对日本的影响和佛教文化密切关连
西元七世纪初，日本飞鸟时代遗留至今的书法资料，神田喜一郎分析指出有三件重要的古风书法遗物， 一是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毛笔书迹，另有两件金石文都是佛教的佛像铭，即法隆寺金堂的药师像铭（公元607年）和法隆寺的释迦像铭（公元621年），各接近北朝和隋朝的书风，见证了历史上中国书法影响日本书法的轨迹。显示早年中国书法对日本的影响和佛教文化的输入、开展有密切关连。
附注
第一次的派遣在公元607年（推古天王15年），翌年回国，第二次的派遣在公元608年，翌年回国，此两次的遣隋使都是小野妹子。第一次的遣隋使小野妹子回国时，隋史裴世清也同行到达难波（今天日本的大阪市），同年，因回送裴世清回国小野妹子再入隋。第三次派遣遣隋使是在公元614年，翌年回国，此次的遣隋使是犬上御田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