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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生纽约遭奸杀华人袖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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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8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好,非常谢谢。下一位是曼哈顿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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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我觉得中共反对信仰、道德,所以社会是一盘散沙,这是它的控制术的后遗症,所以中国的民族性缺乏见义勇为的气魄,这是不足为奇的,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您。还有曼哈顿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陈先生:我觉得在这里的华人呢,跟我们以前老一辈的华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华人又自私、视钱财如命,自利、肮脏,看到很多事情都很没有人性。还有,不能用一句“不认识英文”就能够把事情抹过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住在美国,你不是在中国大陆,对不对?

主持人:您还有话要说吗?好,就这样。那么刚刚三位观众朋友所说的,两位是不是回应一下?陆先生。

陆东:卢西刚才提到的问题,因为她去过大陆旅游嘛,她感到失望。其实美国是民主自由的,一旦邻居周围有事,你会看到有人主持正义,你迷了路,警察有的时候会带你回家,你遇到不公平,你上法庭可以辩护的。在路上像华人社区这样的事情是比较少的,因为主流社会、白人啊,他比较喜欢管闲事,看到路上如果怎么样了,他马上就会问。

那么卢西在洛杉矶住了一段时间,我是86年来美国,我在美国也住了一段时间,你慢慢就会被这种气氛所感染,你有时候碰到事情,你也会去问,what’s matter?那么我们去大陆旅游的时候,2005年、2006年初我待在大陆,我们也会去管一些事情。

主持人:你在美国社会住久了以后,习惯了。

陆东:对,你会去管闲事,但你的亲戚朋友,包括妹夫、爸爸妈妈,就说你怎么一天到晚管闲事?我举个例子,我住在静安区南京路旁边的一栋航空大楼,这个是33层高的比较好的公寓,那里边住的也是中产阶级。那旁边有一座陆桥通往北站,满热闹的,是在静安区和闸北区两个的交界,那里治安差一点,有一天晚上,半夜大概两点多,我被吵醒,一个女孩子二十几岁,在叫“救命、救命”,那时我睡在南面的房间,那个桥在北面,隔了一个房间,她叫了很久我才醒过来,我听到声音以后就出来看。我等了一会儿,想看看是怎么了,她叫了这么久,我都被吵醒了,怎么这么多人都没吵醒?那我就把窗打开,我说你干什么?我就骂他,声音满响的,我还找东西要扔下去。然后我马上打电话叫警察,警察大概过了15分钟就过来。虽然是这么一栋大楼,但没有人出来管这个闲事。

还有一件事情,也在南京路旁边,有一个巴基斯坦的人用假美元去买东西,买珠宝。那老板说你帮忙看看,我正好在旁边,我当然懂得美元,我一摸就说是假的,我跟他讲中文,那人一看不对,拔腿就跑,我就拼命追啊,我太太刚好在旁边,那时是下午四、五点钟。我说抓小偷,我用上海方言讲,抓小偷!我奔了大概两、三百里吧,到最后我放弃了,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追。

主持人:就你一个人在那儿跑。

陆东:只有一个骑自行车的说,过来,我们一起追,我说已经逃远了。没有人(帮)嘛,而旁边都是人,所以你会感到失望,你会感到你是傻瓜,但是我们需要坚持那种傻瓜精神,如果我们感动别人一起来,那我们就能制止犯罪。

主持人:对,我们现在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接听一下,回头再来讨论为什么年轻一辈和老一辈的观念都不一样?然后中国人为什么老是一盘散沙?我们听一下中国大陆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中国现在普遍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一百多年前的鲁迅笔下就是“看客”心态的人多了。而在这边就像刚才横河先生讲的,好事不能做,一个老太太摔倒在路上,你去扶她,她家人马上就说是你把她撞倒的。所以这个社会好像人和人之间的诚信、互信很少,互相之间都好像有一种提防的心态,人与人之间好像只剩下金钱关系、利益关系,没有自己的事的话,都不管。

比如我们这个物业吧,有个路灯坏了,没人去反映,尽管交了物业费了,也知道哪个灯坏了,但没人管。其实打一通电话马上就有人来修了,没人管。在中国,普遍感觉好像人活得就像……和动物没什么区别。

主持人:谢谢张先生。那另外一位是中国大陆的A先生,您好。

A先生:你好,各位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想说一下,这个事件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很常见的。虽然这事件是发生在美国的法拉盛,但是这个事件本身我觉得是反映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我想虽然当地那些华人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大陆,但现在的中国人呢,基本上已失去他们过去敬天畏神的优良传统。以前的中国人呢,做好事他们相信会积德,做坏事他们相信会造业,如果他看到一个女子被强暴,就算他不敢挺身而出,但起码他会大声喊几句,或者叫谁过来,吓跑那个坏人。

但是现在的人因为不敬神,没有信仰,只相信共产党所宣传的那套无神论,以个人利益为至上,所以对那些不认识的人就见死不救。我要说的就这样。

主持人:非常谢谢您。好,纽约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郑先生:你好,我想会不会是他们不会讲英文,阻碍了他们去报警或者什么,他们很多人英文都讲不好。

主持人:好,谢谢郑先生。刚才播广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广告,第一个是律师,他就讲,如果你受到任何伤害的话,他们一定会帮你争取到最大的权利,那么如果你真的受伤太严重的话,他们可去你家或到病房去拜访你。因为律师不管伤害来自于那里,来自于一般老百姓或来自于政府,他们都可以去帮你申诉的。

我就想,如果是在大陆上发生一些伤害的话,不知道大陆上有没有这样的环境?请横河回答一下观众朋友的问题,完了针对我这问题也请回复一下。

横河:大陆张先生谈到,中国人现在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其实中国在传统上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就是顾自己,但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有打抱不平的,很多。

中国以前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那么一个村子同姓,这时有个外来人要想到这里来干坏事的话,那全村肯定是一起动手的。所以在以前农业社会不会有这一类的事情,他是们很抱团的,家族和村子内部是很抱团的。

后来进入城市以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到后期的城市,西方入侵以后,城市受到西方影响是很大的,人和人互相之间关系确实比较冷漠,但同时也开始建立起公民社会的草根组织,也就是邻居之间互相帮助的组织。所以在民国时期,因为这种公民意识,不认识的人在一起,但是在同一个社团,所以大家互相帮助的情况,越是开放的早,在越西方化的城市越是明显。

刚才陆先生说到上海,我在文革串联的时候跑过很多个城市,比较一下,最愿意管闲事的,大家最愿意挺身而出的是上海,因为它已形成了这种公民社会。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种公民社会的痕迹都没有了,这就是一盘散沙的来源。

一个高度极权的政权,这种高度极权把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管到你家里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失去了维护自己权利和维护周围人权利的愿望,最后变成了越是高度极权的,在没有极权存在的情况下,他就越是一盘散沙。这在海外的中国人当中是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在法拉盛、纽约,华人活动的时候招之即来,非常快,一个号召可以一下子来几百人、上千人。

主持人:这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法拉盛这个地方常常有很多中国人,比如他一下拿很多红色旗子出来,然后聚集做些什么事情。看起来好像相当团结,但为什么发生这些事的时候,好像团结的中国人都……,也许当时他们没有路过,但整体看起来,这时候好像又看不到团结,又变成一盘散沙。

横河:我觉得这是同一个人在同一群人当中的两种表现,他的高度集中是为了某一个目标,或者服从于某种权势,尽管是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实际上还是在自觉的服从某种权势。所以这时候有权势要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做了,但是当这权势不存在的时候,就像路上发生抢劫案或者暴力行为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所以我觉得他还不完全就一定是放任,他根本不知道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反应,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为他虽然出来了,但是并没有真正进入这个社会,没有从这个社会学会怎么样真正的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华人喜欢讲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是自己的权益不是靠有人号召以后,大家上街游行争取来的,其实是在每天、每时、每刻的一点一滴的小事当中争取来的权利。

主持人:刚刚在观众朋友里有些不同的意见,大陆观众就说像这样的事件,基本上在大陆是层出不穷的,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把这件事搬到美国来。那另外也有观众朋友讲,法拉盛这地方是有很多华裔,但事情是发生在美国,你把这事牵扯到大陆去干什么?陆先生您的看法呢?

陆东:所以说这就要考问美国华人的良心了。我们为什么说跟大陆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从法拉盛的很多新移民来讲,他们受的教育和思想的形成应该都是在大陆,然后成了移民,我想这是个事实。那么我们是不是带着几十年来在大陆受到的那种集权统治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这现象才发生在法拉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心,考问我们的良心吗?我们思想形成的时期是在大陆,就像我读大学是在大陆,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我们有没有从大陆带来大陆的病灶?那个病灶是不是在大陆形成的?比如一个人有中耳炎的话,他会好,但是在压力底下,比如在高空你就会痛。

那我们这个病灶是我们不喜欢管别人的事情,也怕管别人的事情。因为共产党统治了60年,这太多了,你要替“地富反坏右”讲两句话,你也一起进去了;你要帮右倾讲几句话,你也是右派;六四天安门广场学生示威游行,去过的人都要追查;法轮功炼炼功也犯罪,你帮法轮功讲几句话,你也进去了,包括高智盛讲几句公道话,结果怎么样,就被虐待嘛。

这就是说你不应该有个人的意志,你应该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为党员来讲,你不应该有人心,不应该有过多的思考,要党性嘛,“党叫干啥就干啥”。今天打倒刘少奇,明天打倒邓小平,后天又支持邓小平,它都不需要你有个人的思维、个性和人格,它需要的就是一个镙丝钉,我拿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

它还需要你两点,一个是你要创造财富,一个是我奴役你,它需要的是奴隶。在极权社会下,不管古埃及也好,古封建社会,中国当今也好,任何一个极权统治集团,它需要的是奴隶而不是公民。

所以现在很多人包括的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天天谈公民社会,你在一个极权统治之下,谈公民社会是个很可笑的事情,你等于跟夏虫讲冰,它的寿命就两星期,你跟它讲冬天怎么样!还有一个,公民社会是建立在一个有独立思维能力、独立人格的个体之上,有这个个体才成为公民。

因为我们中国古代是个讲义气的民族,两千多年来,有两条路线斗争得很厉害,皇帝一天到晚把那些愿意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三国水浒式的英雄,一代代的斩、满门抄斩,所以我们的遗传基因就成了懦弱的容易生存。

60年来,我们更看到了这一点,从清末到民国,没有被赶尽杀绝的知识分子,还敢讲话的,到了共产党的时候就来了,所以毛泽东讲得很好,鲁迅解放以后干什么?进牢房嘛,鲁迅也不能幸免,而很多跟鲁迅一样的,60年来都斩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还有多少呢?这样的话,敢讲话的被镇压,不敢讲话的,生存机会更大,而且就像刚才横河先生讲的“统治术”,我需要你,不需要你的人格,我就是要你做奴隶,我说什么你就干什么。我没叫你在马路上碰到强盗时要怎么办,那你当然就不知道了,因为你习惯了做奴隶、做思想的奴隶。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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