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一本基础毒物学教科书，清楚描述了数百年不变的毒物理论。
在《现代毒物学教科书》(A Textbook of Modern Toxicology)的第二页，作者欧尼斯特‧哈吉森(ErnestHodgson)及派翠夏‧李维(Patricia Levi)声明毒物是一种“量的概念。几乎任何物质达到某种剂量时，都会造成危害，而在极低的剂量时，又变得无害。”
哈吉森和李维以阿司匹灵为例：两颗阿司匹灵具有疗效，二十颗能使肠胃不适，六十颗能够致命。剂量是毒性来源。
自从中世纪炼金术士帕拉西塞司(Paracelsus)提出此概念以来，至今它仍是现代毒物学的基本信念之一。
然而就在哈吉森和李维出版其教科书第一版的同一年，一位动物学家席欧‧寇本(TheoColborn)也开始发展出不同的毒物效应理论，即将挑战传统看法。
寇本甚至不是以毒物学为业。她在科罗拉多州居住多年，扶养四个孩子，以经营农场和药剂师为业。
当时她开始担心当地溪流和湖泊中的污染物为邻近社区带来健康问题，想要更加了解水质议题，因此在五十一岁那年重回学校，取得淡水生态学的硕士学位后，又取得动物学的博士学位。
她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得到位于华盛顿特区保育基金会的工作，上司请她调查五大湖区污染问题的影响。这基本上是个要啃食资料，令人心烦意乱的工作。
然而，一如一位记者对她所做的观察侧写，寇本具有一种天分，能在成堆资料中，发掘出隐现闪光的模式。
她花了几个月钻研上千份研究报告，了解关于杀虫剂及合成化学制品对五大湖区野生动物的影响。
她原本预期会发现超高概率的癌症，因为这是毒物存在的典型证据。
反之，这些报告中充满了诡异奇怪的纪录，有小鸡消瘦而亡、新生鸬鹚少了眼睛、鸟喙交错，雄性海鸥的睾丸内出现雌性细胞、雌性海鸥共同筑巢等现象。
寇本在日后合著的书《失窃的未来》(OurStolen Future)中写道，感觉像是﹁一堆不相干资讯的大杂烩。“但是她感觉到﹁某个重要事件正潜伏在混乱的表像之下。”
她为了理解这些资料，建立了一份电子表单，将资料依物种及对健康的影响加以分类排序。从丧失生殖力、免疫系统问题到异常行为等各种症状中，她看出一个模式。
多数症状可回溯到内分泌系统失能的问题。内分泌系统是个复杂的腺体网络，负责制造荷尔蒙(如雌激素、睾丸素、甲状腺素、人类生长激素)，控制生物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与生殖力。
根据寇本在资料中看见的另一项模式，这是一种新的而且可能影响深刻的环境危机：暴露于毒物中的成年动物大多不受影响，主要的健康问题出现在其后代子孙中。不同于典型毒物，这些物质似乎是以她所谓的“二手毒药”的方式作用。
这种跨代影响并非新知。如寇本清楚所知，一种强效的合成雌激素DES(Diethylstilbestrol，雌性激素黄体素)就有类似效应。
这种药物在一九四○到五○年代，是用来预防流产的普遍处方。但是在子宫内暴露于这种药物下的小孩，多年后开始经历一连串健康问题。
暴露于DES的女孩罹患乳癌的概率高于正常值，也会经历极为罕见的阴道癌，受孕力降低，还有其他生殖系统的问题；而暴露于DES的男孩容易产生隐睪症及尿道下裂(阴茎的开口位于茎上而非龟头上)。
DES的经验使科学家警觉到合成荷尔蒙的潜在危害。
但是寇本调查的并非设计用来模仿荷尔蒙的药物。而且她所检视的杀虫剂和工业化学物质比DES的流通范围广大太多。
她的资料暗示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即野生动物和人类正暴露在广泛使用的化学物质中，这是一种全新的风险，也挑战了帕拉西塞司范型，即法规测试的核心原则。
原来毒性不单是关乎于剂量，可能也关乎于暴露的时机。她的假说可能带来的影响在寇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报告完成后，她觉得自己无法就这样继续另一项研究。
于是她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在威斯康辛州莱新市的温斯普里德会议中心(Wingspread Conference Center)召开了一场会议，邀集了来自各领域二十位顶尖研究人员，这些人曾帮助她发展出评估结论，也具有讨论她的理论的专业知识。
这群人来自各种领域，包括生物学、内分泌学、免疫学、毒物学、精神医学、生态学及人类学，一群很少彼此对话的专家。
寇本回想起来说：“我快吓死了，我是个新博士，只认识几个野生动物生物学家。”
但是她强力敦促了整个团队，要他们从早工作到晚，好让他们了解彼此，并在各个研究工作间找出连结。
周末结束时，这个团队意见一致地认为，他们就像寓言中的瞎子摸象，每个人都在描述同一扰人现象中的一部分。
他们将此现象命名为“内分泌失调”(endocrine disruption)，其特征包括遭传统毒物研究忽视的三项作用：其影响可能跨代、取决于遭暴露的时机、且可能只在后代成长过程中才会显现。(待续)
摘编自 《塑胶：有毒的爱情故事》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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