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一本基礎毒物學教科書，清楚描述了數百年不變的毒物理論。
在《現代毒物學教科書》(A Textbook of Modern Toxicology)的第二頁，作者歐尼斯特‧哈吉森(ErnestHodgson)及派翠夏‧李維(Patricia Levi)聲明毒物是一種「量的概念。幾乎任何物質達到某種劑量時，都會造成危害，而在極低的劑量時，又變得無害。」
哈吉森和李維以阿司匹靈為例：兩顆阿司匹靈具有療效，二十顆能使腸胃不適，六十顆能夠致命。劑量是毒性來源。
自從中世紀煉金術士帕拉西塞司(Paracelsus)提出此概念以來，至今它仍是現代毒物學的基本信念之一。
然而就在哈吉森和李維出版其教科書第一版的同一年，一位動物學家席歐‧寇本(TheoColborn)也開始發展出不同的毒物效應理論，即將挑戰傳統看法。
寇本甚至不是以毒物學為業。她在科羅拉多州居住多年，扶養四個孩子，以經營農場和藥劑師為業。
當時她開始擔心當地溪流和湖泊中的污染物為鄰近社區帶來健康問題，想要更加瞭解水質議題，因此在五十一歲那年重回學校，取得淡水生態學的碩士學位後，又取得動物學的博士學位。
她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得到位於華盛頓特區保育基金會的工作，上司請她調查五大湖區污染問題的影響。這基本上是個要啃食資料，令人心煩意亂的工作。
然而，一如一位記者對她所做的觀察側寫，寇本具有一種天分，能在成堆資料中，發掘出隱現閃光的模式。
她花了幾個月鑽研上千份研究報告，瞭解關於殺蟲劑及合成化學製品對五大湖區野生動物的影響。
她原本預期會發現超高機率的癌症，因為這是毒物存在的典型證據。
反之，這些報告中充滿了詭異奇怪的紀錄，有小雞消瘦而亡、新生鸕鶿少了眼睛、鳥喙交錯，雄性海鷗的睪丸內出現雌性細胞、雌性海鷗共同築巢等現象。
寇本在日後合著的書《失竊的未來》(OurStolen Future)中寫道，感覺像是﹁一堆不相干資訊的大雜燴。「但是她感覺到﹁某個重要事件正潛伏在混亂的表像之下。」
她為了理解這些資料，建立了一份電子表單，將資料依物種及對健康的影響加以分類排序。從喪失生殖力、免疫系統問題到異常行為等各種症狀中，她看出一個模式。
多數症狀可回溯到內分泌系統失能的問題。內分泌系統是個複雜的腺體網絡，負責製造荷爾蒙(如雌激素、睪丸素、甲狀腺素、人類生長激素)，控制生物的生長、發育、新陳代謝與生殖力。
根據寇本在資料中看見的另一項模式，這是一種新的而且可能影響深刻的環境危機：暴露於毒物中的成年動物大多不受影響，主要的健康問題出現在其後代子孫中。不同於典型毒物，這些物質似乎是以她所謂的「二手毒藥」的方式作用。
這種跨代影響並非新知。如寇本清楚所知，一種強效的合成雌激素DES(Diethylstilbestrol，雌性激素黃體素)就有類似效應。
這種藥物在一九四○到五○年代，是用來預防流產的普遍處方。但是在子宮內暴露於這種藥物下的小孩，多年後開始經歷一連串健康問題。
暴露於DES的女孩罹患乳癌的機率高於正常值，也會經歷極為罕見的陰道癌，受孕力降低，還有其他生殖系統的問題；而暴露於DES的男孩容易產生隱睪症及尿道下裂(陰莖的開口位於莖上而非龜頭上)。
DES的經驗使科學家警覺到合成荷爾蒙的潛在危害。
但是寇本調查的並非設計用來模仿荷爾蒙的藥物。而且她所檢視的殺蟲劑和工業化學物質比DES的流通範圍廣大太多。
她的資料暗示了一個可怕的可能性，即野生動物和人類正暴露在廣泛使用的化學物質中，這是一種全新的風險，也挑戰了帕拉西塞司範型，即法規測試的核心原則。
原來毒性不單是關乎於劑量，可能也關乎於暴露的時機。她的假說可能帶來的影響在寇本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報告完成後，她覺得自己無法就這樣繼續另一項研究。
於是她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在威斯康辛州萊新市的溫斯普裏德會議中心(Wingspread Conference Center)召開了一場會議，邀集了來自各領域二十位頂尖研究人員，這些人曾幫助她發展出評估結論，也具有討論她的理論的專業知識。
這群人來自各種領域，包括生物學、內分泌學、免疫學、毒物學、精神醫學、生態學及人類學，一群很少彼此對話的專家。
寇本回想起來說：「我快嚇死了，我是個新博士，只認識幾個野生動物生物學家。」
但是她強力敦促了整個團隊，要他們從早工作到晚，好讓他們瞭解彼此，並在各個研究工作間找出連結。
週末結束時，這個團隊意見一致地認為，他們就像寓言中的瞎子摸象，每個人都在描述同一擾人現象中的一部分。
他們將此現象命名為「內分泌失調」(endocrine disruption)，其特徵包括遭傳統毒物研究忽視的三項作用：其影響可能跨代、取決於遭暴露的時機、且可能只在後代成長過程中才會顯現。(待續)
摘編自 《塑膠：有毒的愛情故事》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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