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女儿在学校告了一状

魏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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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2月07日讯】女儿放学回来,在忙着准备晚饭的我身边转了一会,终于忍不住她的得意:“妈妈,今天老师来问我,我跟她说了你打我的事,她还用一个笔记本记下来了。”我大惊失色:“什么什么?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跟尤哈老师(她的班主任)说了妈妈打我,今天丽达就叫我去办公室,问妈妈是怎么打我的,我说是用这么厚的尺打的,很痛,还问为什么要打我,我说因为我4点下课,我5点还没回家……”

这个9岁的不知深浅的小家伙,把我给告发啦!她知道芬兰的法律不能体罚孩子,就小小地告了妈妈一状。

麻烦来得比我想像得快,两周后的星期五,女儿回家带来了学校的通知,要求我们夫妇在下一周的周四中午11时至13时去学校,儿童保护局的官员、学校的校监和女儿的班主任要与我们会面。

学校里有什么等着,训诫?警告?还是更严重的?我们错在哪里?该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件事?我一时理不出头绪,转念一想,对孩子不能体罚,欧洲国家人人皆知,在人家的国家违反了人家的法律,那该受什么处罚只能安然接受啦。

怀着静候发落的心情到了女儿的学校,迎接我的是五个牛高马大的芬兰人,儿童保护局的官员、学校的校监、女儿的班主任和两个任课老师,校监一脸严肃地告知我:今天要跟我谈的问题很多,所以安排了两个小时,先由老师介绍女儿的情况,然后再谈别的。虽是山雨欲来,我还是心中一喜,女儿入学半年了,我们苦于语言障碍,无法与老师沟通,这次有翻译在场,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老师介绍了女儿的情况:正面的是品行良好,负面的是芬兰语不过关,理解能力差,有时注意力不集中;我接过话头,也谈了孩子在家的情况,我在对她的教育上的一些苦恼,根据她的特点我也请老师给我一些指点。

我经常戏称女儿为“细胞”,凡事都要和妈妈在一起,长到这么大了,至今还不肯睡到她自己的小床上,连洗澡也要我陪着,我用了很多办法想使“细胞脱落”,也没能成功,令我很伤脑筋。她的语言障碍也是我的心病,不能完全理解,不能自如表达,她就不能融进集体环境,就会孤独。而我们夫妇的芬兰语程度都不能完全理解她的课本,无法辅导她完成家庭作业,在学业上帮不了她。

东西方教育理念的不同也置我于“夹板”之中,我一直告诉女儿应该早早回家,不然爸爸妈妈会很担心,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因女儿的晚归而打她的原因。而小家伙在芬兰交的第一个朋友竟然在相识不久的周末,带着睡衣到我家过夜!从小女儿接受的教育就是对小朋友要友爱,自己的东西应该和小朋友分享;同时我们又告诉她不能向别人要东西吃,她的小脑袋无法理解这个绕来绕去的问题,很是委屈:为什么别人可以向我要东西吃,我不能要呢?为什么每次我都得给别人,而我不能得到呢?

不觉时间就过了一大半,从校监频频看表我才发现已是12时40分,我的违法行为终于被提起,不过这时的空气已经不再凝重,校监说:“今天与你见面,让学校对孩子的家庭和家长有了了解,我们很高兴。芬兰的家长过去也体罚孩子,不过现在法律已经规定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了;请你以后注意。

在我表示了歉意之后,她又说:“你们移民来芬兰时间很短,孩子的教育和生活问题儿童保护局的专家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你们需要吗?”当然需要啊,我这个苦恼的妈妈巴不得有人来帮我呢,于是儿童保护局的官员翻开笔记本,跟我预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

时针指向13时,我边跟芬兰人握别边心里嘀咕,三堂会审就这样结束了?

回家的路上,细细地想了中午的会面,我有了一点心得:虽然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但西方人对东方人、东方的文化了解得还是很少,所以沟通很重要、很必要。自己主动与对方交流,谈出教育孩子的困惑,让对方了解了我的为人,理解到我的用心,也明白了一点东方文化中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所以谅解了我的行为,把一场“鸿门宴”变成了一场帮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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