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统制”一词，是二次大战时（日治时期）在台湾施行的一种战时粮食（包括主副食）统一管制的特别制度。日本政府的户口制度向来相当完整而严密；举凡生死、迁居、征兵、国民教育、动员民工、征捐（含捐税）、摊派、通缉凶犯……莫不据此以行。这可以说是施政的基础，莫不提纲挈领，事半功倍。
粮食政策
先就粮食来说，大概依农民耕作土地面积、地目、等则、农作物种类、水利设施，分区算出当年收成量，然后按生产农户口数核定其生活必需量，可留供自用外，一律按公定价格强制收购。当掌握到这些“公粮”，除军用及战备粮食之外，一律依户口名簿上的人头大小定期定量配给米粮，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是比照办理。
开始实施之前，当然也有人考虑到今后生活必需品必将吃紧，赶快搜购囤积备用。当年政府也防备到这一点，除下令禁止囤积，一经查获，立即视为“非国民”罚办，毫不留情。民生问题是最现实的，试以城市里食指浩繁、嗷嗷待哺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一般薪资生活的家庭，有钱也买不到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鱼、肉、菜蔬等三餐果腹之物，最为紧张。
时间一久，城乡之间的差异是更加明显了。城市人家以衣食而言，就以食最为吃紧，衣服较充裕些，顶多缝缝补补，或以大改小，犹可穿用，暂时足以应付；乡下人在这方面就不同了，田里自家种的多多少少总可以有填饱肚皮的东西，但衣物较少，不像城市人那么宽裕。而肚皮既然是最现实的，因此就由城里人带头，将一家大小多余的衣物，拿到乡下挨家挨户换取粮食、鸡鸭、农产品等物。就这样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于焉产生。这是笔者当年十几岁时看到的情形，于今始知有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句，觉得信哉斯言。毕竟肚皮是最不争气、最现实而又最燃眉之急的事，不是吗？但是这种原始交易形式也在禁止之列，路上开始伸出了管制之手──一般称为“经济警察”，他们早就看透了你手携肩挑的、重甸甸的东西是怎么来的。一律上派出所写“始末书”或“觉书”（相当于承诺书），没收了老百姓付出相当代价（衣物或金钱，还有花了一整天辛苦步行来回的时间、体力）换来的民生物资。那就陪了夫人又折兵，唯有空着双手，落魄地回家了。
铁桶惊魂
有一次家母由一位欧巴桑带领，说是可以躲过警察监视的秘密小径，两个人谈好，一声不响地踏上“征途”。原来她带头走的路，居然是糖厂铁路，除了少有行人之外，还必须小心翼翼地踩过横亘在铁桥上的一根根枕木。家母一回生，二回熟，倒也让她几次略有斩获。然而“台湾无三日好光景”，后来也终于上了派出所，空手回家。她向家父述说：那次出师不利的欧巴桑，还一路气得边走边骂回家来的。因为她看到被迫“放生”到派出所后院围栏里的几十只鸡鸭，一律都是待宰的成鸡鸭，没有一只是小只的。
后来我上了商校一年级，礼拜天跟着家母坐火车回故乡苑里（当年属新竹州），去到以半农半渔为业的海口姑丈家，说明来意，由姑妈设计，以五加崙装方型镀铔铁皮桶（俗称油磅）装上姑妈家收成的白米、约七、八分满，铺上山姑婆叶，再装上“乌鱼饵ㄍㄟˊ”（姑丈说是乌鱼的先锋部队，冬季里乌鱼就是一路追着这种小鱼群为食，由此南下台湾海峡，故称“乌鱼饵”，长约3公分，头大身小，以细网捕捞后盐渍成酱）为伪装，母子俩就各挑一担，再坐火车回嘉义来。
问题是火车上的乘客经常爆满，而随身货物比人还多，日本警察像车长的剪票一样，一个都不放过，在车上亮起搜索的眼光，查寻伪装物品。该来的终于来了。
他问家母4个铁桶装什么东西？打开盖子后，家母以流畅而标准腔调的日语应对。她国小毕业后，考进邮局电信课（当年邮电不分家），担任“电话交换手”（今称值机员），日语根本就难不倒她。警察一听立现惊佩表情，也知道盐渍小鱼酱料，没抽出佩剑插入桶内测试，点头轻轻放过。最惊险而紧张的车上盘查时刻，就这样化险为夷了。我不记得以后是否还有“如法泡制”的苑里之行，但这一次她以不借他手，“独立作业”侥幸闯关成功了。
战后生活
战后商校毕业，省府分发就业稽征机关。有一次听了一位从日治时期一直服务过来的资深同事说：某次骑脚踏车去布袋出差的事。公事办完了，临回途时，买了几条虱目鱼，放进公事包，挂在车上三角车架平杠上，一路骑回来。路上遇到盘查行人“走私”的经济警察，轻轻一挥手──过去了。他说大概一身整齐的服装，加上胸前的徽章，知道同是公务员，就这样轻易过关了。
于今想来，靠天吃饭的农民，生活再怎么苦，只要不离开土地，没有天灾地变与人祸，填饱肚皮应不成问题（除非集体扫地出门，赶尽杀绝）。当时有很多父母莫不愿将女儿嫁给农家做媳妇──不仅女儿能吃饱，行有余力，还可以顾及娘家大小。今天我们过和平安乐的日子，农家青年成家难的苦恼，姑且由进口新娘弥补，就连亚洲先进国家──日本也难例外。
父亲与我
当年父亲和哥哥在上班，平时在家的男生属我最大，由嘉义去到疏散地──民雄乡大崎村单程八、九公里。从市区拿到配给物资要回到大崎脚时，在路上看到农家在收成农作物，立刻就地采购。通常买两个大麻袋装起，以绳索绑好，用扁担穿过，母子俩一前一后，扛起一段路卸下重担，回头再挑另一麻袋，超越原先放下的麻袋，就这样重复走回头路，直挑到大崎脚，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通常买的农产品是白萝卜、高丽菜、地瓜、腌瓜等物，蛮重的。第二天母亲就把它切开（碎）或锉签晒干，几天后变成不易腐败的菜干或地瓜签，那是用来掺进很少量的白米饭（粥），增加下锅量，撑开饿坏了的肚皮用的。
礼拜六父亲下班回到大崎脚，次日利用放假，带我走山路树荫下小径，来回近四个小时（避开美军格鲁曼战斗机的扫射），到虎头崁埤（内埔子水库）用红蚯蚓钓鲫鱼。父子两人所钓的，既不用排队花钱买配给的鱼，就有全家聊助“撑肚皮” 之资。我体验到“要吃就要讨掠”的，拚命生活之人生哲学。那些一条条钓起的鱼，毕竟是“拼了老命”钓起来供全家人吃的。
我考进商校，上了二年级，日军败色已浓。每天带着便当水壶、锄头和镰刀，由老师带到机场割草挖土，构筑高炮阵地；或开挖坟墓、高尔夫球场种植番薯、蓖麻供军用，叫做“勤劳奉仕”（义务劳动），成为不能读书的小劳工。中餐我们吃的是番薯签便当，而日本勤务兵送给带队老师吃的军用饭盒内，却装满了白米饭和鱼肉等，令人不由得咽下了好几口口水。
想想我们这一代的人，当年在“转大人”时，“无油腥”（“腥”字台语语音为“操”）可吃，是能吃而没得东西吃，成为“不成囝仔”（注）；如今老了，却又须三少（少油、少盐、少糖），而且已是发苍苍，齿摇摇，想吃也吃不得！先苦后甜的甜都没了。
回顾来时路，人生如一场戏，犹如红尘中匆忙的过客。以宿命论的观点来看，一出生，命运既已注定，幸与不幸，把它当做是一场黄粱梦，到头来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看开了，不就得了？您说呢？
注：“不成囝仔”四个字都是带有鼻音，特别是“不”字完全是闭口发出的鼻音。“成”字音ㄐㄧㄚˇ，ㄚ为半鼻音。“囝仔”GEㄋㄚˋ，小孩的意思，ㄚ依然是半鼻音。指贫苦无依，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人见人怜，不像个活泼好动、健康快活的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