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一 “反右以后莫发言”
中国沉默了（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
（接上22）
新来的保姆十八岁。她第一次到我们家时，身穿印花的大红大绿棉纺裤，这在城里姑娘看来是“土气十足”。当时城市居民流行穿的衣服是素色，这是共产党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潮流，城市妇女服装式样也学苏联。而我们的新保姆穿的是传统农民服装开襟式，布做的钮扣，而非新式的塑料钮扣，不用皮带系裤子，而用松紧带。许多从农村到城市里来姑娘都马上换衣着打扮，以免被人当乡下佬。但我们的新保姆则安然自得，显示她极有自信。她的手大、粗糙、黑里透红的面颊上，挂着略带羞涩憨厚的笑容。一笑总有两个酒窝。家里人很快就都喜欢上她了。她和我们一道吃饭，和我姥姥、俊英娘娘一道做家事。姥姥很高兴有了两个知心女友，因为我母亲从没时间在家里陪她说话。
新保姆来自地主家庭。她拼死拼活要离开农村，离开那个受歧视的天地。一九五五年肃反结束后，政治气氛相对松驰了，又可以雇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了，我家才敢雇她。共产党建立了一套户口制度，每个人都得在她们生活的地方注册，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有食物配给。新保姆是农村户口，所以她在我家没有粮食供应。但我家里的配给足够供她吃。一年后，我母亲帮她把户口从农村迁到成都市。
我家还付给她工资。政府的供给制已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取消。我父亲的警卫员也取消了，几个副部长合用一个勤务员，在办公室为他做打开水、安排汽车之类杂务。我父亲现在按他们的级别拿固定工资，我母亲十七级，我父亲十级，他的工资比她多一倍。当时物价很低，又不是消费社会，因而两人工资加起来绰绰有余。我父亲算“高干”，这是由十三级以上干部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四川省有几百名，十级以上的人有几十名，而四川省当时有七千二百万人口。
一九五六年春，毛泽东宣布了“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是要给艺术、文学、科研更多的自由。共产党想争取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支持，因为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建设急需人才。
历来中国的教育水准都非常低，原因之一是人口太多（当时全国人口已有六亿多），绝大多数人都很贫穷。传统的专制统治实行愚民政策以使人民安分守己。中文字又特别难学，有好几万个单字，不能一望而知如何发音，而且每个字都有复杂的笔画，得一个个分别记。全国有好几亿人一字不识。
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因之都被称为“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阶级成分论”成了统治基础，“知识分子”算一个阶层，相当含糊，即包括工程师、技术员、作家、教师、医生、科学家，也包括护士、学生、演员。
在“双百”方针下，整个国家享受了一年左右相当宽松的气氛。一九五七年春，共产党邀请知识分子批评各级领导。我母亲听了毛泽东的一个一级级向下传达的话后，非常激动，整夜没有睡意。她觉得共产党真的越变越民主了，她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自豪。
其实传达到我母亲的只是毛泽东欢迎批评的话，并没有传达另一席话。那次毛说鼓励批评好似“引蛇出洞”：诱出那些胆敢反对他和共产党统治的人。一年前，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谴责了斯大林，深深震撼了毛泽东。因为毛与斯大林是惺惺相惜的。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发生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暴动事件——不久被镇压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国有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都希望开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国发生类似的匈牙利事件，后来他曾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表示，鼓励人批评等于是个陷阱，他的同事提议要“收”了时，他说还要继续“放”，以确保所有潜在的异端分子都统统现形。
毛泽东不担心工人或农民。他坚信这些人会感激共产党让他们填饱了肚子，使他们过上安稳的生活，他不相信这些人会想起来造反。毛泽东不喜欢知识分子，他们比别的阶层更喜欢独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由于对毛泽东的真正意图一无所知，都忙于欢迎批评和提出批评。按照毛泽东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母亲热心地到她主管的学校、医院、娱乐部门一再宣传要人们在会议上大鸣大放，写大字报。于是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出现了。一些知名人士带头在报上发表批评文章。
我母亲是东城区文教机构的领导，当然首当其冲，最主要是说她偏爱重点学校。当时中国有若干小学、中学和大学是指定的重点学校，国家把有限的财力投入这些学校，优先分配给它们优秀的教师，先进的教学设备，让它们选择最聪明的学生。重点学校毕业的学生升学率极高，特别是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很高，于是一些普通学校的都是抱怨我母亲“偏心”。
教师也分不同等级。好的教师级别高，薪水也高，在食物短缺时有特殊配给，还有较好的住房和招待戏票等。我母亲提拔的大多数高级别教师家庭背景好像都有点儿“问题”。所以有些低级别的教师抱怨她用人重才轻阶级成分。我母亲当时检讨了“偏爱重点学校，对一般学校关心不够”，但她坚持说她提拔、重用人才没有错。我母亲对一个批评十分反感，有位小学校长是一九四五年入党的，比我母亲早，不服气受她指挥。她说我母亲根本没有能力当宣传部长，只是靠丈夫的官大。
还有不少别的意见：校长要求有聘任教师的权力，而不是由教育局硬性分配。医院院长要求自己采购药物，因为医药公司分配来的药物常不对路，需要的不给，不需要的一大堆。外科医生抱怨粮食定量低，说他们的工作量不亚于京剧的武生，但定量比他们少四分之一。一位机关干部还感叹许多传统名牌货，如“王麻子剪刀”、“胡开文笔纸”都从成都市场上消失了，现在成批产的商品都粗制滥造。我母亲个人对这些意见也十分赞同，但她没法替他们解决，因为这些事涉及国家政策。她所能做的仅是汇报上去。
我母亲听到的意见大多是个人牢骚或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并未涉及政权问题。这些议论在一九五七年初夏兴盛了一个月。六月初，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那席话口头传达到了我母亲这一级。在这席话里，毛泽东说“右派”已对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攻击。还说，右派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到十，要“聚而歼之”。管“反右派运动”的人于是取了毛泽东所说的两个极端数字的中值：百分之五，定为必须抓出来的右派人士额数。为了完成“指标”，我母亲得在她管辖的学校、医院、娱乐团体里找出一百多名右派来。
虽然我母亲对有些直接攻击她个人的意见十分不满，但凭心而认，她看不出有什么够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倒是登了些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或不满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但在她管辖的小单位里，哪有这样大的意见呢？
她上哪里去找右派分子呢？另外，她打从心底觉得此事不公道，先是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却把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
整个中国有好几百万的共产党干部和我母亲一样陷于两难处境，成都市反右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四川省上级决定拿一个人来开刀——一家研究院的党委书记郝先生，这个机构汇集了许多高级科学家，所以上级曾要求他抓一大批出来，但他却说那里一个右派也没有。他的上司发火了，说：怎么可能呢？这些科学家中有好多人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他们必定受过西方思想的毒害，怎么会满意共产党呢？怎会没有右派呢？郝先生说这些人回国是出于自愿，这正说明他们不反共产党，他可以担保。他的上级屡次要他改变立场，但他坚持不改，结果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撤职降级，被分配去打扫他那个研究院的试验室。
我母亲认识郝先生，她很佩服他的勇气，因此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友谊一直持续至今。她常在傍晚和他在一起，向他述说自己的苦闷。但是从他的身上，我母亲也可预见自己的下场——如果她没完成上头所交待下来的任务的话。
我母亲每天在没完没了的会议后，得向市委汇报运动的进展。不需要报名字，数目就是一切。
但是她到哪里去凑这一百多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最后，一位负责学校教育的孔先生报告说有几所小学学校的校长已划了几个教师为右派。其中一个小学教师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在内战中丧生，她曾说过“今不如昔”之类的话。有一天，校长说她懒惰，不认真教书。她动了怒，与校长大吵，还动手打了校长。别人劝阻她，说校长怀孕了。据当时那些形容是，她狠狠地说：“我正想打掉这共产党的狗崽子！”
另外，有一位女教师的丈夫逃到台湾去了。一些年轻的女教师揭发她，说她把丈夫以前送给她的金银首饰拿出来向她们炫耀，宣扬国民党时代的生活多么惬意，还对她们说，她很遣憾，美国人没能打赢朝鲜战争，进攻中国。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母亲不可能去调查核实，谨慎会被视为袒护右派分子，怀疑同事的诚实。
医院的院长和卫生保健部门的负责人都没有抓出右派来。但是当局把在市委组织的会上鸣放的几位医生划成了右派。可是这些加起来还不到十个人，还低于我母亲所要完成的定额数。我母亲的上司殷先生后来不耐烦了，警告她：如不能找出足够的右派，就证明她本人“与右派只差一步”。被划成右派不仅意味着丢官、在政治上受歧视，更重要的是孩子、家庭都将受到牵连，他们的前途也都完了。孩子们会在学校、所住的街上受孤立，区委会将监视这个家庭，留心谁来看过他们。要是右派被送到农村，农民会把最重的活摊派给他和他的家庭。还有别的种种后果，但没有确知是什么。这种吉凶未卜、提心吊胆的日子是最可怕的。
我母亲进退维谷，她如果被划成右派，就只有两条路走：要么与孩子们断绝关系，要么毁了他们的前程。我父亲可能被迫和她离婚，否则，他也会跟着倒楣。就算我母亲肯牺牲自己，与我父亲离婚，整个家庭仍将永远抬不起头。可是拯救她自己和她家庭的代价是一百多位无辜的人和他们的家庭。
我母亲的辖区内，有一所“成都市第二师范学校”。师范学生都免学费，还发生活费，往往吸引了穷人家小孩来读。当时第一条连接“天府之国”四川和其他省的铁路“宝成线”完工通车，大量食物突然被调运出川，结果一夕之间不少物价涨了一倍。“二师”学生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准下降了很多，于是上街游行，要求更多的生活费。这次游行被市委比作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学生们开的会被比作“裴多菲俱乐部”，学生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徒子徒孙”。市委下令把所有参加游行的学生都划成右派。这所学校共有三百多名学生，一百三十名因参加了游行都变成了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此校并不属于我母亲掌管（她只管小学），但因校址在东城区地盘内，市委就大笔一挥把这笔数目算成她的。
殷先生并不因此放过我母亲，反而把她列为右派怀疑对象。但是在他还未来得及采取行动前，自己就被打成右派。一九五七年三月，殷先生赴北京参加全国省、市宣传部长会议。分组讨论时，与会的代表们都被鼓励对他们所在各省领导提意见。殷先生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了些牢骚话。我父亲是四川省代表团团长，回川后他得照例作会议情况报告。后来，当反右运动开始时，这位负责人找副团长核实，但这位先生当时一听殷先生开始发牢骚就聪明地去了厕所。在反右后期，殷先生被定为右派。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不安，翻来覆去地想他对殷被划为右派负有责任。我母亲安慰他说：“这怎么会是你的错呢？”但我父亲始终没有心安过。
当时有些干部借机公报私仇，这是一箭双雕的买卖：既凑够了右派指标，又打击了自己的私敌。在宜宾，刘、张二人利用反右清洗他们忌妒又合不来的才干之士。我父亲在宜宾时所提拔的人，许多都成了右派。一位他的得力助手被划为“极右派”，原因是当时中共称“对苏联要一边倒”，而他说不该“太绝对”。结果他被判了三年劳改，去修筑一条穿越荒芜山区的公路，许多人死于此工程，他算是活出来了。
反右运动并没有席卷整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照常过活。一年的运动下来，至少有五十五万学生、教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医生及别的专业人才被划为右派。大多数人都失去工作，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去做笨重的体力劳动，有些人进了劳改营。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成了二等公民。教训既残酷又清楚，（此处删去一句），有一句顺口溜道出了当时的气氛，“三反以后莫管钱，反右以后莫发言。”（此处删去一句）更有甚者，一九五七年的悲剧还在于，大祸不仅“从口出”，而且“从天降”。“指标”制度加上个人私怨，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遭殃。有的右派得了这样的头衔：“抽签右派”，由大家抽签决定；“厕所右派”，有些人在马拉松式的会议中实在忍耐不住大、小便，去了厕所，返回时才发现自己成了右派；“有毒不放”，即使任何话也没说，任何人也没反对，但当一位领导不喜欢你时，他也许会说，“这人看起来不对劲，他父亲曾被共产党处决，我就不信他对共产党没有刻骨仇恨，不过不说就是了。”有些好心的领导则正好相反，“让我抓右派，抓谁呢？我总不能害人，抓我自己算了。”这样的人被称为“自认右派”。
对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七年是一道分水岭。我母亲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但已开始对它的实践产生了疑问。她把这些疑虑对她的朋友郝先生说了，但她从不对我父亲说。不是因为他没有疑虑，而是因为他不会和她讨论。共产党的纪律就像军事命令，禁止党员们私下议论党的政策。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你有不同意见，只能向代表党组织的高一级领导反映。这种军事化纪律沿袭了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或更早期所建立的制度，也是他们胜利的关键。他们就是用这种铁的纪律在一个传统上个人关系高于一切的社会里保持政权。我父亲无条件服从这种纪律。他相信革命要成功，就不能从内部挑战。在革命过程中，你站到哪边就得为那边作战，就算你这边并不完美，但只要比对方好就行。团结统一胜过一切。
我母亲看得出，凡事只要涉及到党，她在我父亲眼里就是外人。一天，她针对时势向我父亲发了些牢骚，他没有理睬。我母亲苦涩地说：“你是个好党员，不是个好丈夫！”我父亲点了点头，说他知道。
十四年后，父亲对我们提到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险遇。早在延安时期，他二十岁时，曾和著名女作家丁玲成为要好的朋友。一九五七年三月，他到北京参加宣传工作会议，丁玲托人带信请他去天津看她。我父亲是想去，但更急于回家，故打消了念头。几个月后，丁玲成了中国大右派。父亲告诉我们说，“如果真去看了她，我这顶右派帽子就跑不掉啰！”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