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二 “巧妇能为无米炊”
大饥荒（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
（接上23）
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六岁了 ，开始上小学。从家到学校约要步行二十分钟，沿途多是泥土、石块铺成的僻静小巷。每天，在上学、放学途中，我总用双眼紧盯着每一寸路面，搜寻被踩进石缝、泥土里的破钉子、銹螺丝钉。所有能送进火炉去的破铜烂铁都是我的目标。当时六岁的我正在为席卷全国的大炼钢铁出力呢！我得和同学们比赛，看谁拣的废铁最多。到处都有大喇叭传出震耳欲聋、日夜不停的宣传口号和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红旗四处飘扬。报纸通版标题、涂在墙上的大标语都在呐喊：“大跃进万岁！”“全民动手，大炼钢铁！”尽管我不完全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毛主席要全国老老少少炼很多很多的钢铁。在我的学校里，坩锅代替了我们烧饭的铁锅放在厨房改装了的大炉子上。铁锅已被砸得稀烂，与我们收集到的废铁一起，倒进里面。炉子昼夜熊熊冒火，直到倒塌为止。
我们的教师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把木块、煤炭塞进炉中，有的则用大勺子在坩埚里搅动。许多课程都停下来了，因为老师们得全力以赴对付大坩埚。高年级的学生也统统参加了，我们低年级的被组织起来打扫教师的住宅，照看他们的孩子。
我记得有一次和同学去医院看望一位老师，她的手臂被熔铁烫伤。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们都神情激动地在医院院子和病房过道里跑来跑去，原来这医院院子正中就立着一座炼炉。他们必须不停地把木材、煤炭送进去。有的医生一下手术台就跑去炼钢，整夜医院里热闹异常。
在我入学前不久，我家搬进一个特殊大院，这里是四川省权力的中心，由几条街打通组成，一堵高墙与外部世界隔开，住宅、办公楼应有尽有。进大门斜对着的是二次大战时期的美国军人俱乐部，海明威曾于一九四一年在这里住过。俱乐部建筑是中国传统风格，有深红色的大圆柱玫黄色的穹形瓦铺成的大屋顶，檐角翘上蓝天，这座楼现在是四川省委办公厅。
院内有个很大的停车场，司机们闲坐着等待调遣。现在这里也竖起了一个巨大的炼铁炉。夜晚火光冲天，嘈杂的人声在距它三百哩外的我的住房里都可以听到。我们家的炒菜锅和所有其他厨房内的铁家当都被扔进了这个炉子。这并不影响我们吃饭，我们不需要它们了。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各家自己做饭，大家都必须到食堂搭伙，但是这炼炉总也填不满。我父亲柔软而舒适的钢弹簧床被送了进去，附近街道的铁栏杆也送了进去。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到父母了，他们经常不回家，以确保他们各自所管的火炉温度不会降下来。
这是毛泽东想把他不成熟的梦想变为事实的时代，毛想一夜之间把中国变成第一流的现代化强国。他称钢铁为工业的元帅，并号召人们在一年之内提高一倍的钢铁产量，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但他并不扩建由专家管理的先进钢铁工业，而决定沿用他的老办法：搞群众运动，让所有人民参加。每个单位都有一个钢铁指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所有的人都停下正常工作去完成它。国民经济的发展被简化成生产多少吨钢铁的问题，全国上下被卷进这个支配一切的运动。据官方估计。近一亿名农业劳动者放下手上的农活去大搞钢铁，而国家大部分粮食生产都是靠他们。平原、山区的树木都被砍光了用作燃料。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生产出来的都是废铁，老百姓叫它“牛屎疙瘩”。
这样荒谬的情景不仅反映了毛泽东不懂现代经济，也反映了他不时认为自己可以改变、创造现实的倾向。不顾现实可能对吟诗作赋有用，但对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政治领袖，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此处删去一句）几年前，他对芬兰大使说：“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劈穿了、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但对整个宇宙来说，却算不了什么。”
苏联的变化使毛泽东益发坚信自己。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之后，毛对赫鲁晓夫越来越感到失望。次年，他去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最高级会议，回来后，确信苏联与东欧已背弃社会主义而变成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唯一纯正的马列主义，得为世界开辟出一条新路，非我莫属的信念很容易就和唯意志论结合在一起了。
除了迷恋钢铁以外，毛泽东突然开始憎恨麻雀，理由是它们吞食谷物，于是动员各家各户驱赶这些失宠的小生物。我们全部坐在房屋外面拚命敲打金属器皿，从铜钹到铝锅都有，以惊吓麻雀，使它们不得停息在树上、房上、地上，最终因疲劳坠地死亡。时至今日，我还能清晰记得我们姐弟和省委机关各级干部坐在大院里大枸树下拚命敲打发出的震耳欲聋的钉铛声。
毛泽东的经济目标也犹如神话一般，他宣称中国工业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对中国人来说，这两个国家代表资本主义世界。十五年内超过它们将是中国的胜利。毛的号召唤起了人民的自豪感，激发了民众极大的热情。当时，美国和西方其他主要国家拒绝承认中国，使中国人感到气愤。他们渴望向全世界显示中国人能够比西方国家活得更好，相信自己能创造奇迹，毛泽东鼓舞了他们，他们的精力有个宣泄口。雄心压倒了谨慎，就像无知战胜了理性。
一九五八年初，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来到成都，呆了近一个月。他此刻满心都是这个念头：中国什么都能办到，特别是从俄国人手里接过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就在成都，他构思出“大跃进”草图。成都市为他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但参加的人并不知道毛就在这里，他避开了人们的视线。游行队伍里有一条标语是：“巧妇能为无米炊”。修辞学上的夸张变成了实际要求，不可能的幻想被人认为可以实现。
那年春天几乎天天阳光明媚。一天，毛泽东要去唐朝诗人杜甫的故居“草堂”。我母亲的东城区干部负责公园一部分安全警卫工作。她和同事假装成游人，留心观察可疑人物。毛泽东很少遵守时间表，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确实行踪。所以，我母亲枯坐在茶馆喝茶，尽量保持警惕。终于她坐不住了，告诉同事她想去走走。她无意中走到西城的监视区，那里的干部不认识她，立即跟了上去。当西城区党委书记接获报告亲自赶来看时，他笑了起来，“这不是东城区的老夏同志吗？”事后，我母亲被她的领导郭先生批评为“无组织、无纪律，到处乱跑。”
毛泽东还访问了成都平原的一些合作社。当时合作社规模尚小，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号召农民合社。后来，这些合并后有大社称作“人民公社”。这年夏天，全中国农村都“人民公社化”了。每个“人民公社”有两千至两万户人家。运动的先锋之一是毛泽东塑为样板的河北省徐水县。当地干部迫切地想证明他们不会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于是宣称他们要把粮食产量提高十倍。毛泽东十分开心，笑着说：“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国家并不需要这么多，但农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毛泽东陶醉了，沉浸在中国农民历来的梦想——填饱肚子中。听毛这么一说，当地农民为了让伟大领袖更开心，就声称他们的马铃薯可亩产一百万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白菜一棵重五百斤。
在那个年月，把梦想当作现实来吹牛，而且自己也信以为真，已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农民们把几块田里的庄稼全移到一块田野给党的干部看，以证明他们真的创造了奇迹般的收成。类似的“样板田”也展示给轻信或愿意相信的农业科学家、记者、各地来访者和外国人看。尽管不适时的移栽和有害的密植使庄稼在几天内都死掉了，但来访者却不知道或视而不见。大多数人都卷入了这种迷乱、疯狂的世界中，自欺欺人支配了整个国家。许多人——包括农业科学家、党的高级领导——都说他们目睹了奇迹。诚实的人也被弄糊涂了，因为他们怎么也造不出那种奇迹，反而怀疑自己的能力有问题而责怪自己。当时消息被封锁、制造，一般人很难凭自己的经验或知识来建立信心，遑论此时已成为全国性的一股热潮，淹没了理智，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被孤立。消极的随波逐流是最容易、最轻松的事，稍为放慢脚步、停下来想一想都会马上遇到麻烦。
有一幅四处张贴的漫画描绘一个老鼠模样的科学家翘着二郎腿喝茶，一边嘲笑身边炼炉前的炼钢工人说：“你们这种炉子只能用来烧水给我沏茶。”那位高大的工人此时打开巨大的炉门，流出滚烫熔铁，反驳道：“你能喝下多少？！”大多数人看到不合理的现象已不敢说真话，特别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刚过去后。即使有人敢直言，也马上被批判，撤职降级，他们的家庭也跟着受歧视，孩子们的前途暗淡。
在许多地区，拒绝吹牛说谎的人最后也被打出“产量大增”来。在宜宾，一些生产队领导被倒叫在村里的广场上，被这样逼问：“你们生产队每亩生产多少斤小麦？”
“四百斤。”（一个实际的数字）
“四百斤？打！”
然后，再问：“每亩多少斤小麦？”
“八百斤。”
即使是这种不可能的数字也远达不到要求。这不幸的人还是挨打了，结果是，有的人忍受不了折磨而不得不把数字提高到“一万斤”；有的则因拒绝乱说而被活活打死。（此必删去一句）。
打人、吊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自己往往也不相信这类荒唐的牛皮，但因害怕挨打而去逼别人。他们觉得反正是执行党的命令，只要闭上眼睛跟着毛泽东就可平安无事了。人们的责任感和人格被扭曲、被摧毁。甚至连医务界也跟着吹牛，夸口“治愈癌症放卫星”。
卡车常常开到我们居住的省委大院，载着嘴笑的农民来汇报他们创造的奇迹。一次，车上是一根黄瓜，足有卡车那么长，又一次，两个孩子抬着一个大番茄，好像重得抬不动；有一次，一头纸糊的大猪差点没挤破破卡车，农民们说他们真的养了这么大的猪，当时年幼的我也信以为真。或许是我被周遭的大人弄糊涂了，他们表现得好像是真有这回事。人们学者蔑视理性，大家一起演戏。结果全国上下交相欺瞒，言语脱离了现实，不负责任，也反映不出人们的真正想法。说谎说得心安理得，因为话说了就算了，没人认真。
社会变成了个大军团。毛泽东在建立人民公社时，就说过其主要的好处是“便于领导”。农民被组织起来，不再是分散的个体了，由最高领袖指挥他们耕作土地。毛泽东把农业简化成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两纸文件，指示全国的农民应该怎样改进地力，如何使用肥料，密植农作物。这些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指示必须严格照办，结果农民们得一次又一次地按指示重种他们的庄稼。
人民公社办食堂也是军事化的一种，毛泽东那时完全迷上了它，轻描淡写地把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食堂本身并不从事生产，这一点毛泽东并不在意。一九五八年，不成文的规定要农民不得在家中做饭，大家都得到公社食堂进餐。厨房用具如铁锅之类，都砸了拿去炼钢。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钱也被废除了，每个人现在由公社和国家来照料了。农民每天工作后，整队进食堂，大吃大喝，吃够为止。而从前即使是在收成最好的年分、最富裕的地区，农民都不敢敞开肚子吃。现在，他们消费加上浪费，很快就吃光了整个农村的储粮。当然他们也整队到田里干活，但做多做少无关紧要，因为产品都是国家的，完全与农民自己的生活无关。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是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快到了，所谓“共产”，对农民来说意味着做不做事，都能分到一份。由于丧失工作的动机，大家只是到田里打个转，或睡个好觉。
因为“钢铁大王”挂帅，大批大批
一九五八年欠收已预示了食物将会严重短缺，但官方统计却显示农产量呈倍数增长。官方宣布，一九五八年全国小麦产量领先于美国。《人民日报》开始讨论这样的议题：粮食太多了怎么办？
我父亲的部门负责四川省的报纸，和当时全国的其他出版物一样，他们也登了许多“奇迹”式报导。新闻报刊是党的喉舌。当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时，我父亲或其他任何宣传机构的人都无发言权，他们不过是一条大输送带里的一环。但我父亲已警觉到危机将要发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级反映。一九五八年底，他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委员会，陈述这样生产钢铁毫无意义，徒费资源，农民被搞得疲惫不堪，浪费了劳动力，且而食物已出现短缺现象。他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来扭转恶化的趋势，他把这封信交给省长李大章转上去。李大章是四川省的第二号人物，当初就是他帮助我父亲调来成都。
李省长告诉我父亲他不会代转这封信的。他说信里所说的事一点儿也不新鲜，他说：“党了解一切，要相信党。”毛泽东曾说：无论如何绝不再给群众泼冷水。大跃进已改变了中国人被动的心理，中国人不再前怕狼后怕虎，而是敢想敢做。
李省长还告诉我父亲，在省内领导阶层中，他已被冠上“反对派”的危险绰号，只因为他对党绝对忠诚、严守纪律，才平安无事。省长说：“好在你只对党说出了心中疑问，没有在群众里说。”他警告我父亲，如果一意孤行硬要上书，他就会惹上严重的麻烦，他的家人和其他人也会受到牵连。这里的“其他人”明显指的是李省长本人。我父亲不再坚持了，他一半觉得省长的话有道理，而且代价委实也太高了，这段时期他已开始学习做些妥协了。
但是我父亲和宣传部门的仍收集了一大堆的意见，报上给中央。当时在人民和干部中弥漫了不满的情绪。事实上，大跃进使领导阶层发生了分裂，这是共产党掌权十年以来所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刘少奇代之。刘少奇擢跃升为中国第二号人物，但他的威望还不及毛泽东，毛仍保留共产党主席这个最关键的位子。
反对呼声持续高涨，以致共产党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在庐山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的做法，提出经济建设的办法要实际。这封信事实上已写得十分婉转了，还照例加上乐观的结论：四年内赶上英国。尽管彭德怀是毛泽东最亲密的老战友，毛仍听不进人家对他的批评，特别是当时他处于被动地位，即便他已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以一种满受委曲的姿态称彭的信“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他把会议拖长了一个多月，猛烈谴责彭德怀元帅。彭和几个公开支持他的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每个人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罢了国防部长之职，被软禁起来，后来被送到四川，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官职。
（此处删去5行）。当时，只有极少数高级干部站在彭元帅这边，尽管大多数人心里都对毛的灾难性政策持怀疑态度。有个人避免到庐山举手同意打倒彭德怀，此人就是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当时他的腿摔伤了。邓的继母在家里嘀咕：“我一辈子都在种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胡说八道的种田法！”当毛泽东听到邓因玩撞球而伤腿的经过时说：“伤得可真巧啊！”
四川省负责入开完庐山会议后，带着印有彭德怀在庐山发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发到十七级以上各部，要他们对彭的观点表态。
我父亲已从李省长处听到了一些庐山会议的争论。在他参加的“考试”会上，他对彭德怀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评论。回家后，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暗示我母亲这是一个“引蛇出洞”的圈套。我母亲非常感动，这是第一次他把她的利益放在党规之上。
在母亲的“考试”会上，她很惊讶地发现其他许多人似乎都已听到风声。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都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颠倒是非”。其他人看上去像失掉了说话能力，吞吞吐吐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个男人则勉强地说：“处在我的立场上，很难说同意还是不同意，因为我不知道彭元帅举的证据是否真实。如果是真的，我支持他。当然，如果不是真的，我，就不支持。”
成都市有两位局长是老红军，曾是彭德怀的部下，两人都说同意他们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员的观点，他们还加上自己在农村的经验来支持彭的意见。我母亲担忧这些老红军知不知道这是个陷井，如果知道，他们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真是英雄！
她但愿自己有他们的勇气，但她得替孩子想想——他们怎么办呢？她已不再像当年做学生时那样无牵无挂了。轮到她发言时，她含糊地说：“这封信的观点和党最近一两年的方针不一致。”她的领导郭先生不大满意她的说词，因为她没有表明是赞成还是反对彭德怀。那些天她每天都惴惴不安，不知何时大祸临头。支持彭的老红军戴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解除职务，下放体力劳动。我母亲则在会议上受批评，说她思想“右倾”。郭先生指出她还犯了另一个“错误”，一九五九年买卖鸡、鸡蛋的黑市在成都蔓延，当时国养鸡场困难重重，作用不大，而人民公社又禁止农民私下养鸡。结果鸡和鸡蛋都从国营商店消失了，少数农民设法在家里留下一两只鸡，藏在床下下蛋，偷偷带到城内的偏僻小巷以国营商店的二十倍价格出售。干部们每天都被派出去捉拿这些农民。有一次郭先生要我母亲去“抓黑市”，她说：“只要老百姓需要，卖鸡蛋又有什么不对？有求就要有供嘛！”就因为这句话和她在“考试”会上的暖昧态度，我母亲被批评思想“右倾”。
由于有许多共产党干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清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再次撼动全党上下，这次的教训是：不准对毛泽东提任何批评——即使明显是他的错。干部们都看到。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彭毕竟是国防部长），也不论你过去的功劳有多大（彭一直是共产党部队里高级将领之一，为共产党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只要触犯了毛泽东，一夜之间就会沦为阶下囚，他们也明白：开诚布公地说出心里话再辞职也不行，哪怕是悄悄辞职，辞职被看成是一种抗议，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就没有退出的余地，（此处删去一句）在此之后，大跃进更是如火如荼地发展，更多天方夜谭式的经济指标从上面强压下来，更多的农民被派去炼钢，不切实际地命令像雨点般落下，在农村造成混乱。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