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日、中“心结”
元朝是用铁蹄踏出的江山，战马嘶鸣，驰骋疆场，一代英杰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征战欧亚大陆，创建起蒙元帝国。元世祖忽必烈称帝之后，满怀雄霸天下之心，但不谙治国之术，更不通睦邻之道。他从历史典籍中得知，自东汉以来，日本国常来中国朝贡，隋唐时代更为频繁，派遣人数众多的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来留学，常常遣使朝贡，奉献方物。而他登基之后，却不见日本前来通好，心中颇是不悦。
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高丽国告诉元世祖，海国日本可以通好，可以选派使者，前去联络。元世祖闻听甚是高兴，遂于翌年三月，命兵部侍郎黑的，担任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为国信副使，持国书出使日本。国书曰：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元史．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4625—4626页。）
原本是一篇遣使通好的“国书”，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倒像一篇通牒对方的“战表”。咬文嚼字二百言，有受命上天洋洋自得的狂傲，有威加四方蔑视邻邦的轻浮，更有不相通好以至用兵的威胁。
元世祖命兵部侍郎黑的等，持书取道高丽，前往日本国。高丽国国王王禃奉命立即派遣他的枢密院副使宋君斐、礼部侍郎金赞作为向导，陪同黑的等前往日本。但因季节不合，风向不顺，行船艰难，不至而还。
黑的等出使日本未达目的，忽必烈终不甘心。两年以后，再次派遣黑的等赴高丽，传谕高丽国王王禃，全权办理通好日本事宜，必须要有结果。高丽国王王禃以为，海道险阻，不可劳烦上国天使，于是派遣他的起居舍人潘阜等持书前往日本，在日停留半年有余，但仍不得要领而归。
元世祖至元五年九月，第三次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复持书前往日本，这次他们到了日本国的对马岛，但日本人却拒而不纳。黑的、殷弘深感愤怒，遂强行将两个叫作塔二郎、弥二郎的日本人带回元朝。第二年，又命高丽国官员金有成拿住元朝中书省的信函，将塔二郎、弥二郎二人送还日本。金有成虽将信函呈送日本官府，结果仍是杳无回音。
元世祖忽必烈，对于日本，不管条件具备与否，志在必得通好，实际上就是一定要日本臣服于他，成为他的一个藩属国。至元六年十二月，又命秘书监赵良弼持书四度出使日本，书曰：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抚慰，俾赍（ji)牒以还，遂复寂寞无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元史．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P4626—4627页。）
很显然，忽必烈是个不懂外交的皇帝。
忽必烈的思维方法，随着他的阅历与成功，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目空一切，惟我独尊。如是数次派人，远赴日本谋求通好，终因大海茫茫，风浪无时，再加语言隔膜，中多误会，十数年间，虽说使节亦曾数度往返，忽必烈始终未能如愿。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二月，不知何故，日本国竟擅杀元朝国使杜世忠等。忽必烈多次派人出使日本，所持国书，虽多有威胁话语，但其基本理念还是通好修睦，建立邻国间相互友好关系。日本国莫名其妙的杀戮，这就惹怒了忽必烈。十八年正月，忽必烈下旨，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万大军征讨日本。
在航海船舰，航海知识，航海技术，航海能力等诸多方面，尚处于朦胧时代，初级阶段，冒然派遣十万大军，出海远征，很显然是一次非常冒险的行动，其结果不难预见。所以这次出征，终因不谙东海水道，不懂季节信风，不知日本地理，不察倭人民俗，不悉日本国土舆情，故而与日人接战即遭溃败，再者暴风破舟，招致丧全师以还。据元史记载，战败，“余二三万为其虏去”，“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
日本虽是小国，既生存与天地之间，自有其民族的崇尚，国家的尊严，不能受他人之辱。
第六节 寇犯海疆
在元朝统治中国的将近一个世纪里，虽屡屡遣使与日本通好，元朝始终也未能与日本相通。但是，对于日本国的情况，还是有了一些的了解。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历时二百七十余年，两个多世纪里，对日本国多有交往，因此对日本也就有了较多地了解。所以在清代，张廷玉等撰写的《明史》中对于日本国的记述，比以前的史书就详细得多。
“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地环海，惟东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岛，共一百十五州，统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国数十，皆服属焉。国小者百里，大不过五百里。户小者千，多不过一二万。国主世以王为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召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率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后屡召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1页。）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之初，当时与朱元璋争夺江山、雄霸一方的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被消灭，方、张手下的一些人，有的就逃往海上，甚至逃上日本的一些海岛，勾结岛上居民，入寇山东滨海州县，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倭寇。
为了解决海边寇患，保障居民安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朱元璋曾派遣行人杨载诏谕日本国，且诘以入寇之故。并告诉日本国王：“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将名将徂（cu)征耳，王其图之。”（《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1—8342页）
日本国王良怀，对朱元璋的正告不理不睬，倭寇仍然侵犯海疆，并由山东沿海，扩展到浙江、福建沿海一带。
洪武三年三月，朱元璋再次派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责问日本国王何以屡屡寇犯大明海疆？赵秩等泛海至析木崖，进入日本国境。日本守关者拒而弗纳，不许通关。赵秩遂致书日王良怀，良怀无奈，不得不请赵秩入境相见。
赵秩见到良怀，向他呈递了国书，并晓谕大明国威，诏书中多有指责日本不臣的话语。良怀听后很不高兴，对赵秩说：“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言术chu〕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姓赵，岂蒙古裔耶？亦将〔言术chu〕我以好语而袭我也。”（《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2页。）
良怀言罢，即目视左右示意将赵秩拿下。赵秩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厉声说道：“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能兵，兵我！”良怀见势，遂立即请赵秩坐于客位，礼遇甚优。然后又派遣他的僧人祖来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十月赴大明，奉表称臣，贡献马匹及方物，并且送还东南沿海被掠去的七十余人。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日本国民信奉佛教，于是派遣大明高僧祖阐、克勤等八人携带佛教典籍送日本使者还国。
那时的大和民族，是个没有所谓传统文化的名族，所以日本国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国家。就在祖阐、克勤等送日本使者还国的当年，倭寇又到浙江温州一带抢掠。翌年，又入寇福建沿海多个县城。此后七八年间，时而寇犯大明海疆，劫掠人口，抢夺财物。时而又奉表称臣，贡献方物。朱元璋对此极为愤恨而厌恶，遂命礼官移书斥责日本国王，如再不讲信义，反复无常，将要对其进行讨伐。
日本国王良怀，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一见明朝移书指责于他，于是便立即回复上言：“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来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P8343—8344页。）
回书言语，激昂慷慨，棱角分明，尽管地小人稀，但却表现出日本人不屈服、不怕威胁的强悍精神。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具有潜在实力的民族。
朱元璋见表，虽说极为震怒，但终有元蒙王朝的前车之鉴，不曾发兵征讨日本。
明朝开国以后，鉴于倭寇屡屡侵犯海疆，抢掠沿海居民财物人畜，所以明初，即在沿海要地建立卫所，制造战船，设置都司、巡视、副使等官。对东南海防控制周密。
一代雄才朱元璋，尽管对海防建设极为重视，终朱明一朝而倭寇为患不但未平，且呈危害程度日益严重的趋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倭寇不单单只是倭人，他的成分极其复杂。所谓倭寇这个乱世群体，其中有方国珍、张士诚战败后逃亡海上的残部；有好逸恶劳，铤而走险，以抢劫为生的强盗；有走私海上，渴望非法谋求财富的奸商；当然更有以劫掠为业的日本浪人。据《明史》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他们盘踞海上，要生存，要生活，要吃要穿。海岛不产方物，不生五谷，不种丝麻，生活一应所需，只有从大明东南沿海州府县城抢劫而来！再加上陆居的不法奸人与之相互勾结，作为内应，狼狈为奸，为之囊橐，危害乡邻，这就导致了倭寇的泛滥成灾。朝廷虽曾下达禁海令，严禁海上一切交易，但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所以随时随地就有倭寇进犯沿海州府，烧杀抢掠，扰乱社会的事件发生，造成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为了平定倭乱，安定沿海人民生活，大明王朝先后曾派遣朱纨、周珫、胡宗宪、戚继光等将领，率军专职剿伐倭寇，也曾一度或数年取得辉煌战绩，但是，由于中央内部矛盾错综、利害复杂，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致使平倭战绩，一次又一次的化为乌有，平倭名将朱纨无端被诬，愤而自杀！致使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所造成的祸乱不断，不能根除。
第七节 援朝抗日
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入朱明王朝时代，在朱元璋大刀阔斧的治理下，国内日久承平。嘉靖后期，在胡宗宪、谭伦、俞大猷、戚继光等的联合打击下，中国东南沿海的倭患也曾一度得以暂时的平息。然而，这暂时的平静，却正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倭患。
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曾经经历了一百四十余年各路诸侯拼杀争雄的战国时代，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日本战国时代的起始一般以1467年的应仁之乱为起点，直到1615年德川家康于大阪夏之阵打败丰臣秀赖，丰臣氏灭亡，战国时代告以结束。日本大和民族的这段发展史，大致与明朝明宪宗朱见深成化早期，至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后期相对应。
经过征战厮杀，1590年丰臣氏家族基本完成了日本境内的统一。1592年，丰臣秀吉为了平息国内土地不足分封的问题，决定出兵攻打明朝。丰臣秀吉向朝鲜国提出“假道入明”的请求。朝鲜与中国交往日久，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地，所以朝鲜对中国的文化、历史非常了解，假途灭虢、唇亡齿寒的历史故事，朝鲜君臣非常熟悉，因此，对于日本的请求，遂一口拒绝。
当时朝鲜的国王叫李昖，对于日本“假道入明”的请求虽说口头上拒绝了，但内心非常紧张，遂立即将日本的动静、欲望向明朝发出了紧急报告。
其实对于日本战国末期的社会动态，政客们的欲望，不论是明朝朝廷也好，朝鲜的国王也罢，应该都还是有所了解的，只不过是没把他当回事情罢了。
商人经商，为了赚钱，凡能获利的地方，不管有多艰难险阻都会去。一个福建泉州籍叫陈甲的商人，多年来在琉球、日本经商，他就知道丰臣秀吉的作为，知道日本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位爱国的商人，他担心日本的举动会对中国不利。那时，琉球是明朝的藩属国，年年要向大明进贡。陈甲就和他琉球国的朋友联系，希望琉球国的使臣出使明朝时，将有关日本的资讯报告给朝廷。但他还担心琉球国的使者传递的资讯到不了北京，所以他专程从琉球回到家乡，把他在琉球、日本的所见所闻告诉福建巡抚，巡抚便将这些情报立即上报朝廷。万历皇帝的内阁、兵部见是关于日本的情况，他们本能的认为，日本离我们数千里海路以外，还是比较远的，不可能很快危及本朝。很明显，所有情报都是针对朝鲜的，所以，只是用公文的形式向朝鲜作了个通报。
中华民族是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立国，从没有想过要去侵略别人。千古圣哲孙中山先生曾言：“世界上立国百有数十，雄强相处，难保不有战争发生，惟中国数千年来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P318（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 2版）。］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四月间，两万日军渡过对马海峡、朝鲜海峡，攻占朝鲜的釜山。直接向王京（今称首尔）推进，当时的朝鲜有材料记载：“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国王李昖一边逃亡，一边派人火速报告明朝天子，请求急救。
这时的明朝已建政二百余年，对外无征伐之念，对内无大的战事，承平日久，故而武事不举，战备不修。当外患降临时，朝廷大员们，着实紧张，不过万历中期，朝堂上下尚能一心不二，朝野都认为这一仗必须打。便立即派信使赴朝，告诉朝鲜国王李昖：明朝十万大军整装待发，马上就要渡过鸭绿江，援朝抗日。并“谕以匡扶大义”，告诉他保家卫国，匡复国家是你国王必须要尽的义务。
日本由于第一军团进展迅速，所以第二、第三军团也先后在釜山登陆，向王京进发。朝鲜陆军不堪一击，望风而逃，日军顺利占领了平壤城。但朝鲜的海军非常厉害，战斗力很强，这得益于朝鲜有一位杰出的海军统帅李舜臣。李舜臣为了很好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他多年坚持不懈，进行海上战备操练。日本发动侵朝战争，陆军越过海峡，在釜山登陆，李舜臣即帅海军在海上对日本的给养船队进行拦截。并对日本的海军进行打击。
万历皇帝任命英勇善战的名将李如松为提督御倭兵备。那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动用兵力近二十万。当时明朝究竟派出了多少部队入朝参战，明史无明确记载，在李如松传中只有“会朝鲜倭患棘，诏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克期东征。弟如柏、如梅并率师援助。”寥寥数语。李如松率军入朝鲜，出奇兵收复平壤，随后又火焚倭寇龙山仓积粟数十万，致使日军粮绝求和退兵。
四百年前的这场援朝抗日之战，是中日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第二次战争，在此期间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明朝两次派军援朝抗日，直到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始告结束，战争长达七年。在李如松英勇果敢的指挥下，虽说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遏制了日寇的侵略邪念，但也付出了李如松战死沙场的代价！并给明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明朝的国力大为消耗；
二、明朝辽东地区的精兵遭到大量消耗；
三、从而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与社会条件；
四、为大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第八节 进逼国门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开化最早，文化优秀，文明绵延，古今贯通的民族。古代的日本国对中国文明顶礼膜拜，随时随地以中国为师,无时无地不向中国学习。隋唐时代，多次派出众多的遣唐使，来到中国留学，将优秀的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回日本，用以改造、优化大和民族的原生文化，推动本国文明的前进与发展。
古代的中国，自三代以至于汉、唐、宋、明，人文进步，科技发达，处于世界领先、独强的地位，自称天朝，以礼仪通好天下，呈现了四方来贡，八方来朝的辉煌！
斗转星移，日月轮回，时光老人的步伐踏入了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的中华民族，正处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之下，而且已是满清王朝的后期。王朝的巅峰时刻已过，开始走向腐朽、衰败与没落。
这时的中国，没落衰败，故步自封，完全失去了古代的光彩，再也没有值得他人学习的地方了。
而这时的西方，正在兴起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首先进入蒸汽时代，机器生产代替人工生产，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继而又进入电气时代，用电力取代蒸汽，生产效率再度提高，从而促使欧美各国民富国强，远远超过了中国。
而这时的中国，在满族独裁政权的统治下，一切为了维稳，故步自封，不思改革。
而这时的日本则不同，立即开始向西方学习，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维新，进行变法：在政治上：“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颁布宪法； 经济上：“殖产兴业”：发展近代工业，兴办工业企业。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技术；社会上：采取“改历”，“易服”，“剪发”等措施 ；军事上：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军队，日本军人进行武士道教育。实行征兵制，建立一支崇尚“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军队； 文化上：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效仿西方建立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思想上：大力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努力改造落后愚昧的社会风气。确立了国民皆学的方针。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度，在政府“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政策下，掀起了传播启蒙思想的热潮。二十年的时光，即实现了国力强盛的宏愿。
大和民族是个野心勃勃不讲道义的民族，明治维新，由弱转强之后，不思睦邻友好 却立即产生了对中国的觊觎之心。
满清王朝的末期，面对虎视眈眈的东西方列强，闭关锁国已是梦想，一场鸦片战争，国门便被大炮轰开，各路列强，接踵入侵，割地赔款，卖国求安，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签订。大清王朝被洋人们欺侮的喘不过起来，若再不求变图新，世界之大已无天朝的立足之地。
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之托写成《海国图志》，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容闳根据自身经历提出：通过派人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回国图新，中国或许可以再生，逐步变得文明而强大。之后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所谓的洋务大臣们，举着“自强”“求富”的旗帜，高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办邮电、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造船舶、练新军、废科举、办新学、创建同文馆，等等等等，热闹非常。然而，因为他们都是满清王朝家天下体制内的官员。所以无一人能、更无一人敢着眼于国家制度的更新。虽然有了电报、有了铁路、有了大楼、有了工厂、有了银行、有了新军、有了水师……但是，从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全面开始到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签订马关条约为止的一场甲午战争，向来自称天朝的大清王朝即败于刚刚跨入列强行列的日本，水师全军覆没，国威被扫除无余，这标志着多年以来的洋务运动完全失败。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三场战争，这场战争日本人打赢了，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后，进逼到中国的国门（曾是“恩师”的家门口）之前打赢的。
日本战胜腐朽透顶的满清政府，气焰极为高张，欲望迅速膨胀。军阀、财阀和政客们，各提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条件：海军部希望割取台湾全岛；陆军部则认为，辽东半岛抚朝鲜之背，扼北京之咽喉，从国家将来大计考虑，决不可不归我领有；财政部期望的是金钱，计划索赔十万万两白银。围绕这些苛刻条件，大清中堂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展开了反复艰难地谈判。经过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大致为：
朝鲜完全独立。
割让奉天省南边地方（辽东半岛）。
割让台湾全岛五十年。
割让澎湖列岛。
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
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汉奸），不得擅为逮铺。
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根据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台湾同胞作了五十年的亡国奴。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