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7月18日讯】贵会刊《愿做民国人》中，似乎所言述者尽是历史的民国；一种怀旧、一个过去式、依1949为断代点的民国，现代的民国何在？同意或喜欢与否不重要，当代民国在台湾，过去、现在、未来具全。
“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在1949的选择，想要迎回民国，难道不需征询台湾人的应允，尤其是1949那两百万随蒋过江渡海，来自中国各地的民国人与其后裔，是他们在本地人的合力下扛过来的民国。有中国人依旧夜郎自大，喜爱计较历史、自认华胄血脉的正统，直言1945那一年以两仟多万中国军民的牺牲／代价换来今日台湾人的自由以及“忘恩负义”──台独。错了！那是在赎历史上的罪，莫忘了1895；另一批中国人出卖了岛上的“兄弟与姊妹”，不是习惯于高论民族的“生命”（生命共同体）吗？今天的中国人若真有苦难，那是在赎1949的罪，台湾人同样跟随着受难；不同的是，下几个世代的中国人可预见地仍将持续这偿债／赎罪之路，不知伊于胡底，如果（中国大陆人）换不掉现政权、去不了共和国。对岸台湾人至今的福份在明智正常的领袖（之前，无选择权）、情理法尚可的发展道路、以及自己的觉醒与争取。再说民族大义，台湾本地人并不等于中原汉人，血脉中最多、最多就百分之四十好几、不过五十的基因来自于中土东南汉人（原古越人），甚至远少于日、韩，不幸的是传承了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古汉人文化，因为历史的阴差阳错。
政治、历史是一国的框架与精神／意志，两者皆需要、而且必须文化的填充（内容），相较于当代中国，民国重大的意义在文化，“民国热”，热的是那被革去了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但是框架与精神皆非同质，无同质性可言（今日中国“编”出来的历史不是民国论证式的历史，政治就更不提了，中国人至少表面上都默认了两者是既存（given）的无奈。），“民国热”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流行。文化是民族生命活动的反映，生命意志与精神来自于历史的教育，那本该是民族作为一总体生命的记实，而政治只是一种生命活动的规范，是最容易而且可能随时空更迭，端赖主观自由意志的取舍（以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而言），中土汉人两千年间的历史生来是顺民，逆来顺受、自扫门前雪，想撼动中国今日的体制，难矣哉。就如孙文所言，民权是（国民自己）争取而得，今天台湾人的民权就文化意义而言，也经过了三百多、四百年的奋斗争取，诸君若真想重生民国，先得求改造文化，与其过度侧重历史的民国，不如借镜当代民国──台湾，以及如何自1949之前转化、重生于化外孤岛的民国魂，请细细玩味今天台湾岛上（文化）种种，您们当可意会此言何所指。何况，它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就摆在中国（人）的眼前，而且可体验的，欠缺的只是智者的指引；若基于此，回顾可谈历史的民国，前瞻则见未来的民国。
贵会诸君都是好样的中国人，但是一样心灵闭塞：谈当代民国的台湾，忌用帝制时代传承而来“大一统”的心态（mentality）来衡量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治，那将失真，古汉人至圣先师孔夫子尝言“远人不服，以德睐之”，今日的中国（人）何德何能（？）；不需要回避民粹，民粹是一种文化现象，民粹政治不必然一定求独，中国有上千、百个各自不同的乡土，民粹政治重现未来的民国将不足为奇（早已经在历史的民国出现过，现代民主政治如美欧的多元思维，尤其标榜、推广）；重视台湾──当代民国──全面性近代文化发展史的讨论，自五零年代初中土移植而入的“中、西学论战”、六十年代文学绘画中本土地方意识的重新燃起（日治时期萌芽）、七十年代民间的传统建筑／民俗保存行动以及最终台面化、知性化的乡土（文化）论战、八零年代爆发的党外政治运动、以及其后直接汲取（乡土）文化论战的果实发展壮大的民粹政治；九零年代至今，由蒋而李随着民主化的深化执行，历史的民国魂征兆回到了台湾的汉人社会──学生（救国）运动（学生代表的是生命的热情、求善美，以及知性的直率、求真挚／实；历史的民国，终其大陆中国三十八年的岁月，成也半由学生、败也半由学生。世界各国民主发展未有如民国者。）。学生运动的后续终于启发了民智、引动了民意（台湾民众的教育程度），一种文化本质的地方化开始出现于岛上各乡镇、社区（以台湾式的槪念：在地化，想来也是一种“地方自治”观念的进一步社会性诠释。），地方意识抬头，至今方兴未艾。藉由以上非常简要的陈述，老叟要告诉诸位这是历史的民国如何在台湾转型至当代民国的文化进程，文化活动的内容在演变之间直接、间接影响或牵动了社会变迁，进而为下一阶段的政治转型与／或历史发展预设（pre-set）形势、铺垫了环境氛围，是渐进、有冲突而且常是激烈的，但是规范之内的变革（前提是双方主观上皆知法、尊法，缺或不适用的法可立、可修。），1949以来整个进程可以见到民间、地方、社会、乃至于个人的力量日益壮大，而政权则逐步退让，最终还权于民。在中国，民国这一条线索是完全断了，政权对于社会的完全控制让人难以想像由文化、而社会，乃至于政治／历史的改变，那必须是起步于自由意志下自发的文化活动／行为。（仲维光先生对于文化作为社会政治变革的基础元素论述得相当清楚、到位，中国今天只有“党文化”。）
1949，民国的失败表面上看来经济的崩溃是导火线，今天很多中国人也清楚，事实上当时的民国政府已经被左倾文人与青年知识份子包括学生在文化战线上打挎了，民间（菁英）社会与政府之间失去了最低限度维持稳定所需／必须的互信关系。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看不见敌人的战争，政府在明，颠覆者在暗，单单是挑拨与谣言就足以拉倒城市经济；二战以来的美国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主要原因是经济，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就依赖着经济走到如今（因为大陆中国人先要有饭吃），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大致上是原地踏步。多数学者专家同意今天中国种种问题的症结在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党文化不去，民间文化不能自由生发，体制改革是缘木求鱼，甚至于如果革命，之后仍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文化不可能一夜复／重生。文化与经济可能互相作用或影响，但是之间无绝对主从关系，经济发展的成果反映出来一国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准／平，而经由文化成就与活动的观察体验，得以知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层次，早期基督教文化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理想在达成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亚当•史密的“看不见的手”，到了今天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演变成“看不见的‘黑’手”）；二十世纪以来的美利坚则是经济愈发展，文化愈强势（强势并不代表正面或者健康，同时来的物欲贪婪、环境污染以及道德沈沦在基督教文化式微之后愈形不可救药。）；七十年代以前的台湾全面贫穷，年代初遭遇全球最糟糕的能源危机，年代末则是天摇地动、令全岛人心激愤的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华民国）美断交，以及最终爆发的乡土（文化）论战和党外政治运动的美丽岛事件。三十年日子不好过，但是只要有饭吃，人之所以为人，精神生活还是得日日精进、升华；政治的艰困、历史的宿命限制不了文化的大步前行、日新又新。以人文学者的观点来看，经济行为或产出是种物质性的文化，其理想状态应该是文化指导经济发展，诸位能想像以儒或道家思想来指导的经济发展吗？年平均增长率不见得过7%，但是肯定更均富、体质健全，也少污染环境，异于如今行之全球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有中国人说台湾人骄傲，不错，台湾人的骄傲在让被中国人弃如敝屣的民国起死回生，创造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奇迹，成就了“亚洲自由民主的灯塔”（美总统小布希语，重点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民国的旗帜与理想追求之下，台湾人的成就得到已开发国家政府的认同与尊敬，以及开发中国家人民的钦羡。）。近些年，开始有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提中华民国、言说历史的民国；辛先生也去了台湾演讲，甚至之前参加旧金山中华民国台湾办事处的元旦升国旗典礼，这一些转变虽然嫌迟，但都是好事，也才是正途。贵会／刊下一步值得做的便是探讨民国的文化转移／化，告诉全球的汉人后裔，文化的民国魂如何自1949历史的民国借形还神，重现于当代民国的宝岛，只是当今岛上之民面临对岸的霸凌，政治上“去中国化”已经株连作为传统主流的汉人文化，而且危及六十多年来民国文化人辛勤耕耘所获致的成果，岛上对于台湾近代文化史的讨论同样有“去中国化”的偏颇（“台湾文化的主体性”以“多元”代“中华”值得诸君深思；可是，先别先入为主，或者一厢情愿。现代社会中，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槪念，是把双刃剑，常常左右政经发展，效应是较长期的，所以常为人所忽视。）；中国民运反共、胜共的诉求，以及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希望若没有台湾（人）作为中流砥柱的基地，依老叟之见是难矣哉。台湾拥有一切民国的无形资产，将来可能是诸君冲锋陷阵的精神支持、甚至部分物质支援的来处（“光复民国”未来发展的某个时间点，可能如此演变。），如果真认为台湾人是中国之民、台湾事是中国之事（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所言所行应该观察，了然于心，但它们终究只是政党、无法／不可能决定中华民国的命运，民国的未来直接掌握在两千三百万台湾人之手，以及十四亿中国人在历史的反思之上、更关键性地深层次的文化觉醒。），黄花岗杂志乃至于海内外自愿追随民国的个人或组织理应胸怀万有（也是民主该有的风范）、广纳／开言路，视台湾的成就为当代民国的成就，是未来民国继续前行的基础，未来的民国文化也必将在近代台湾文化发展的走向上继续发扬跃昇，引领中国各地的发展；自然生发的文化（无论时代性或是地域性）出于民心的悸动、其传播精进必然开启民智，最终促成社会、政治的变革，写就历史。同样，革命始于民心的转变、非仅日夜之间的激情与暴力。细品台湾人文，传播民国文化，扬民国魂，诸君其共勉。
责任编辑：高义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