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百年真相之“五大导师”】

周晓辉:共产党“五大导师”之毛泽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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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2月07日讯】镇压宗教、破坏传统文化仅仅是毛祸乱中华大地的一部分,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是如何掌握最高权力的?

党内初露头角与肃反大屠杀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1921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担任会议书记员。其后,成为中共湖南分部的负责人。在中共秉承苏联旨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图借壳发展后,毛摇身一变,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同时与其他中共党员一道,在国民党内扩大中共势力。彼时,毛在中共党内崭露头角。

为了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蒋介石于1926年3月下旬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收回了一部分党权,并决定北伐。就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变,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重新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进而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另一方面,中共在北伐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的是通过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并阻挠北伐。在湖南、湖北两省出现的红色恐怖最为严酷。

比如,由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号称有518万人,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而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财产被没收。

中共的暴虐不仅让坚决反共的国民党人,也让那些曾经糊涂的国民党人和军阀清醒地意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危害。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抓捕中共党员。中共为此发动几次武装暴动,均告失败,参与秋收暴动失败后的毛则逃到偏僻的山区,盘踞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井冈山一带,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根据地,开始发展壮大自己。

不过,手中有了军队、在党内地位有所提升的毛还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中共中央任命毛为苏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换而言之,毛成为了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来自上海的命令只有通过其才能贯彻。

然而,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个人权威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提升而确立和巩固。一方面,当毛将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合在一起时,必然引起了苏区一些领导人和红军将士的不满;另一方面,来自湖南的毛在一些方面与江西本土领导人存在着矛盾,毛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挑战 。

为了确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毛以清除“AB团分子”为由,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内部大清洗,其中在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富田事变中,就有大约七八百名军官以及原江西省行委领导先后被害。可以说,在短短两三年中,毛在肃反运动中就杀了10万人,毛由此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而这不过是其杀伐的序幕。

掌握军权党权与斯大林的影响

在日军侵略东北之时,毛和中共在偏远山区的作乱以及建立“国中之国”之举,让对共产党有着清醒认识的蒋介石深为警惕。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国民政府军先后对中共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使中共陷入了绝境,中共被迫放弃根据地逃跑,最终逃到了陕北。在这个中共号称的“长征”实则逃跑的过程中,毛的军事主张在一系列军事失败后被采纳,毛的地位再次上升。

不过, 在2005年出版的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与英籍丈夫Jon Halliday撰写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揭穿了毛在逃亡中“战略高超”的颂歌,并将其称为“谎言和臆造”。作者认为,长征人数从开始时的8万6千人下降至结束时的不足4千人,除了天气恶劣和地区贫瘠等自然条件外,唯一原因就是毛的拙劣指挥和战略无能……“现在世界公众吃惊的获悉,毛泽东长征神话之一的飞夺大渡河铁索桥一事完全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枪林弹雨下的英雄,红军未受干扰就过了河”。

无论如何,毛最终逃到了陕北。在逃到陕北后,毛以派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打通通往苏联之路为借口,铲除了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军队;此后,又设计除掉了盘踞在那里的另一支军队的领导人刘志丹等人。到1938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但令毛如骨刺在喉的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而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援,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彼时,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仍掌握在王明等留苏派手中。

如何获得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模式找到了通道。1938年底,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出炉并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后,毛如获至宝。没有读过多少马列原著的毛,对于《联共党史》却读了至少十遍。该书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

据业已去世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在其撰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披露,毛在对《联共党史》给予极高评价的同时,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学习的号召。1942年,毛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等,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选》取代。

毛高度评价《联共党史》,除了有迎合斯大林的目的外,更在于该书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如《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这一切都引起了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而且《联共党史》还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他领导人,这又和毛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

正是通过学习该书内容,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由此,毛通过发动整风运动,打倒了留苏派,确立了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解释权,并在以后中共的党内斗争中一再运用。

整风运动与夺取最高权力

在中共这场整风运动中,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很多无辜者,而这个数字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在建政后将参与整风运动的自己的得力干将刘少奇、高岗等人都先后清洗。而逃亡苏联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

然而,整风运动和文革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此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而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在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绝对权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样:毛通过这场整风运动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中共积累的上述种种手段和经验,在其后五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中得以不断运用,甚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在这样的统治下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是多么悲惨,但是更为悲惨的是中共的高压统治和愚民宣传让中国人民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意识不到自己悲惨的处境。

毛听命于斯大林

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听命于苏共,并接受其经济援助,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保卫苏联。毛也不例外。

比如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的武装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就是中共。政变发生当日,毛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政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但担心东西同时与德日作战的斯大林却电告毛:绝不允许中共杀蒋。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的中共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后,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

再如1950年,朝鲜率先向韩国发动攻击后,被联合国军打败,因此向斯大林求援。斯大林则要求毛出兵。最终,毛不顾其他人的反对,决定出兵朝鲜,去帮助一个侵略者,其结果是至少五十万士兵丧命。

而毛在斯大林死后,对于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甚为不满,这或许也是出于对自身死后的担心。

2015年,在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根据新解密的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写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中,证实毛是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向他忠于的领导人(斯大林)表示忠诚。

马克思、列宁的追随者斯大林的笔名是“恶魔”,并被苏共其他领导人称为“魔鬼”,追随斯大林这个魔鬼的毛泽东又是什么呢?中共建政后,毛魔鬼的那一面更全面地暴露了出来。#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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