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7月30日讯】这两天，微信文章《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作者几乎成为了众矢之的。作者是一位身在大陆的母亲，而无数的“箭矢”则来自中国大陆多家带有官方背景的知名媒体。在一系列的“檄文”中，最普遍的观点认为，“月薪三万撑不起暑假：不过是教育炫富、盲目攀比”。
应该说，在官二代、富二代跋扈、横行的今日中国，只要“炫富”这个词一出现，就意味着会招来诸多的批判与声讨。无论炫富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炫富，这些都不重要。在抨击者看来，最重要的是要竭力批判他看不惯的某种行为，为了抨击而抨击。于是，只要跟花钱有关的，就得统统扣上“炫富”的大帽子。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在如今教育普遍产业化的中国，父母或无奈、或被动、或不知所措的为孩子的教育进行投入，也能算是一种“炫富”吗？
在此之前，我们或许有必要确认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称得上是“炫富”。从词义上来解释，“炫富即炫耀、夸耀财富或富有”。典型的例子有“用百十辆豪华车队迎接一只百万元级别的动物”、“上海一男子用大叠百元人民币来点烟”等等，与之相关的无外乎“豪宅”、“豪车”、“土豪”等这类涉及千万、甚至上亿钱款的资产或群体。
相比之下，一个住在消费水平已十分国际化的广州，给孩子报了好几种、加在一起一共花了三万多的培训班的母亲，真的是在“炫富”吗？如果她的目地是为了炫富，又何必叫苦连天的说自己的月薪“撑不起”？
事实上，从另一些网友的回应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生活在北、上、广、深的家长们都在异口同声的表示，“一个暑假花三万”的力度根本就是稀松平常、不值得称奇的。更何况，广州那位孩子的妈妈，其所在家庭的经济条件尚可，在花费的3万多元中，有2万是给孩子去美国游学的钱。要知道，孩子就读的是一所“外语学院附属名校”，因此，出国游学也并非是无的放矢。若说剩下的1万多是用来报国内各种培训班的，相信大多数父母都不会觉得太惊讶。
值得一提的，应该就是这个“报班”的事儿。放眼如今的中国，谁说“报班”只能是中产家庭孩子的专利？一般的工薪阶层的父母不也在咬紧牙关、奋不顾身的往里投钱吗？最近，一个教育微信公众号对某副省级的二线城市的1810位家长进行的调查显示，“近83%给孩子报了暑假班”。再看看他们花的钱数，“37%的家长表示，今年暑假培训班的花费在5000元以上；20%在3000到5000元；23%在1000到3000元；只有5%在1000元以内”。
那么，这些报班的钱数占他们收入的比例又是多少呢？“17%的家长表示，占了家庭月收入的一半以上；22%的家长表示，占了家庭月收入的30%到50%”。也就是说，39%的家庭要花掉三成的月收入。这哪是在“炫富”，明明就是父母“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的决心。这样的决心跟有钱、没钱无关，跟如今中国的教育已沦为一种“所买即所得”的商品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有关。
或许有人会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也很商业化，那儿的教育费用也很高。但如果你跟一个欧洲人确认是否如此，他会告诉你，美国很贵、英国很贵，但欧洲的一些福利国家甚至连读大学都是免费的。此外，更需要补充的是，人家在学校教育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在公立学校，由于国家财政的投入，孩子们上学基本都是免费的。要说人家教育的商业化，则主要体现在私立学校、专业技能培训学校以及致力于培养精英的教育上。
尽管说，中国也在实行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在这一阶段、甚至是在步入这一阶段之前，父母们真的无需为孩子的教育费操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是这笔钱支付的极为隐晦，不是直接给提供义务教育的学校，而是给那些能帮孩子升学的校外培训机构。
一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足以证实，中国孩子接受教育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比赛，第一个阶段的终点是高考。为了考上知名大学，先得考上知名中学。更有未雨绸缪的家长，在孩子出生之时，就已经开始计划孩子该去哪所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以及中学。
听起来极为夸张，但必须承认，这就是有条件能计划的中国父母们最真实的心态。那么问题是，考上重点、知名的学校，为什么一定要报班？不报行不行？或许，没有经济实力的父母刚开始都有这样的疑问，毕竟没有人想花冤枉钱。然而，当他们逐渐发现报了补习班的孩子成绩明显提高，并且学校里的考试题基本都在校外的补习班、而非学校的课堂上反复练习过时，不难想像他们此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至于说那些兴趣班，跟各类升学考试中，会给特长生加分的政策必然存在关联。显然，只要跟孩子的升学形成利益关系，家长们自然就知道如何取舍。在此过程中，极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校外的各类培训班之所以能从这种关联中分得一杯羹，或许正是因为公办学校的授意以及教育部门的默许。否则，学校里的考试题为什么一定要在补习班，才能得到充分的练习？补习班又怎会知道一个地区升学考试的出题方向？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如果孩子们都能在补习班学的好，那还要公办学校干什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补习班的存在应该是对公办教育的一次“掌掴”。但奇怪的是，中国无数的公办中、小学以及教育主管部门为何都对这种“掌掴”无动于衷？惟一的答案或许就是，在明目张胆的收费已然取消殆尽的今天，公办学校以及教育部门的领导们要想实现“有权即有钱”的夙愿，就必须寻找名正言顺的合作者。
因此，如今公办学校的角色早已不再是教育者，而是一次次升学考试的考官，而周边的那些培训学校则心照不宣的扮演起了一边配合学校演戏、一边帮助学生提高成绩的双重角色。说白了，让教育变成“所买即所得”的商品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些姓“公”的学校和部门。
令人唏嘘的是，既然他们处心积虑的想要将教育变成获利的手段，又何必指摘中国的父母不应该在教育上花血本？若不是“贼喊抓贼”，那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