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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清心:物理大师束星北 一曲悲怆的挽歌

束星北(1907-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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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2月04日讯】很多人知道李政道,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恩师束星北。如果不是《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一书问世,掀开了封尘多年的档案,或许这位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曾经启蒙培养过李政道、吴健雄、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和杰出教育家,就真的往事如烟了。

其实,早在四、五十年代,束星北在物理学界已如雷贯耳。1937年,世界物理界权威、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耳斯·玻尔受邀到访浙江大学。玻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的师生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学物理、如何出国深造。玻尔回信说,你们有束星北、王淦昌这样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在,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1972年10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首次访华。周恩来在会见他时请他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做点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国并不缺乏教育人才,而是没有给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

出生望族 自费留学欧美

束星北1907年出生在江苏扬州头桥镇安帖村。父亲束曰璐是江南陆师学堂优等毕业生,清末官至参领,民国时期任全国水利局主事,后为张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南通有自己的企业。父亲为人豪爽、热心,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束星北秉承了父亲的禀性。

弟弟束佺保,四十年代曾任英文刊物《自由论坛》主编,弟妹是“国大代表”、宋美龄的秘书。

1926年至1931年,束星北自费留学欧美,后奉母命回国完婚。

备受学生欢迎的物理教授

图左是束星北,图右是王淦昌。

同为物理教授的王淦昌说,“束星北的教学经验很丰富,我对他的教授方法,非常钦佩。他既不用课文,也不写讲义,常常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物深入浅出地讲解所学的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很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是我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李政道1943年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工系,开学前一个月,他拜访了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同时也认识了王淦昌教授。当时他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物理对他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一个月后,当他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化工系转为物理系了。每一两周束星北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在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李政道在为《束星北档案》写的序言中说:“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中国雷达之父” 日后成了“历史反革命”

在《束氏族谱》所载“家训”二十条,其中最为独特之处是“共御外侮”,这条祖训对束星北一生的影响很大。他决心努力学习,超过他们。从早年留学起,他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念,终其一生未曾动摇过。

抗战时期,束星北基本放下了相对论等前沿理论物理的研究,将精力转向了军工。他和王淦昌教授给学生们开办“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设计、子弹飞的动力学原理;束星北主讲短波收发报机、激光、雷达、无人机船等。

1944年4月,束星北受聘于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主要领导雷达的研制。他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雷达,束星北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抗战胜利后,他离开重庆军令部,返回在湄潭的浙江大学,并随学校回迁杭州。束星北对当年研制雷达时的初衷说:“我造雷达完全是为了防日本飞机的空袭,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或爬升。”

女儿束美新说,父亲曾和王淦昌一起把家里的金子绑在裤子里,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捐给国家。

束星北老家扬州头桥镇有记载,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亲自授予头桥乡贤束星北先生“抗战英雄”称号。无论真假,因“中国雷达之父”功劳而获民国政府“抗日英雄”褒奖应在情理之中。而这段可歌可泣的抗日经历,却被中共定罪为“历史反革命”迫害多年,可见中共假抗日的丑恶嘴脸。

中共篡政后,束星北的厄运开始。弟弟束佺保曾动员他到台湾,他说国民党腐败,新中国成立也需要物理。他觉得自己是科学家,在哪里都能生活,干嘛到台湾?正是这次选择的失误,铸成了他日后的人生悲剧。

镇反运动中 他上了杭州市公安局的抓捕名单

1951镇反运动开始。因在国民政府军令部造雷达的那段历史,杭州市公安局要逮捕他。名单交到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讨论时,获得他学生的保护。像李文铸、许良英都是地下党,在新政权里有一席之地,他们坚持束教授的问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他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重用。最后他们保他过了关,不然被拉出去枪决是大概率的事。中共自报:1949年~1952年,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0多万人,其中87万余人被处死。所幸的是,束星北躲过了87万的死劫。

拒绝思想改造 对抗三反五反运动

中共建政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束星北是浙江大学唯一没有写“忏悔书”抗拒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说自己历史清白,不需要什么忏悔。

三反五反期间,数学教授苏步青因为用了几把公家的椅子及一些琐碎的事,要被当成贪污犯批斗,曾想以死抗争。束星北闯到了浙江省军管会,说:“你们是要一个数学家,还是要几把椅子?”他以理相争,从而解救了苏步青。

用脚投票嘲讽中共的假选举、假民主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调入山大,参加选举人民代表。他没在选票上对指定的候选人勾选,却把好来坞影星英格丽·褒曼作为候选人写上了,以此嘲讽当局的假选举、假民主。像这样公然用脚投票,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不多见。对中共假民主真独裁的虚伪,很多人敢怒不敢言,但是束星北敢,他以恶作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

抵制“全面学苏”

52年山东大学采用苏联教育“专业”设置的经验,院系“全面改版”。都知道这是劳民伤财的瞎折腾,又是束星北站出来说,院系调整是急功近利,是一次破坏。“为了适应眼前利益,使好不容易成为通才的人再变成专家,使本来就很细的系还要再进行划分。一些大学变成了短训班或职业职能训练班,这同大学宗旨体制相悖,是倒退。”

他走访过德国,认为:“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物理杂志一本也没有,科学全是抄袭德国人的。科学家也大都是二流货色。”有人反驳说,那么巴甫洛夫、门捷列耶夫算不算第一流的科学家?他说:“据我所知,那是沙俄时代培养出来的。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应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去做,不能搞虚的。苏联之所以不行,就是会议太多,政治学习太多。”

当他得知帮助高教部制订中国教育大纲的苏联专家是个副教授时,再也不能忍受了,他用书信直接向高教部提抗议:“我听说高教部帮我们制订教学大纲的(苏联)顾问是个副教授,他本身的教学经验都很浅薄,我们也得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非得让人家当瘪三一样看。”“我看这是糊弄,这样下去,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和山大校长华岗论战 公开反对唯物论

束星北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极具天赋,他对社会问题也头脑清醒,具有真知灼见。

1952年当时山大副校长华岗开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政治大课,不但是全校的重要课程,也是全青岛市的重要活动。华岗每两周讲一次,一讲就是一下午。学生不敢逃课,教授也得坐在下面听,会下还组织讨论谈心得体会。

报告会上,束星北当场反驳,和华岗争辩。华岗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星北说,自然科学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两人越争论越厉害,互不相让。

1954年山东大学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

当堂否定王竹溪教授的学术报告 被领导约谈不认错

那时的浙大精神是“求是”。学生许良英说,他上课时,见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常在课堂上为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他说,那时老师与学生打擂台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可以挑战老师,给老师挑错,在学术争论上是平起平坐的。在学问面前没有权威,那个年代浙江大学能出那么多大师,与学术自由的风气有很大关系。

1952年底,在山东大学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从北京请来的著名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王竹溪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初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

学术报告进行近50分钟时,束星北走上讲台,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黑板上王竹溪写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40分钟,期间无人打断。而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请他坐下来,他都没有。

校领导因为此事专门找束星北谈话,批评他给王竹溪和山大造成不好影响。束星北说,有些东西,他(王竹溪)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学术讨论都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束星北习惯甚至喜欢这种争论方式,他常说,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不丢人,不认错才丢人,这是他一贯的观点。早年他去欧美留学,跟随一些名师求学,这些经历也养成了他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行为准则。

之后,因他不适合留在涉及军工机密的物理系,被迫转向大气动力学和气象学研究。

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抄家

1955年肃反运动,他遭停职审查。随着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升级,束星北被打成“束星北反党集团头目”。一些与他走得近的教授们,都成了他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来抄家的人,翻东西、砸墙,看看有没有电台、枪支。束星北手里举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搜查人员说,公民住宅不得侵犯。

他用《宪法》捍卫人权,招致了更大的迫害。妻子被拉出来和他一起遭受体罚批斗。最后他终因不堪其辱,选择了服毒自杀,却因服错了药没有成仁。

因“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言论 被打成“极右分子”

1957年,束星北全家。

1957年5月,反右运动“鸣放”期,他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演讲被二十多次掌声打断,引起在场知识界的强烈共鸣。他认为,歌颂“人”,不歌颂“宪法”,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那将很危险。“即使毛XX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他被多次要求做检查,但他不承认有错。

三年大饥荒期间 他在水库工地劳改

1958年,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劳动”三年的处分。历史反革命罪名的依据,是“雷达之父”那段历史。

1958年10月,他和1800名右派到青岛市月子口水库工地开始劳动改造。

白天是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晚上没有床铺,睡在垫了点儿草的卵石上。吃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正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那里工伤、自残和自杀时有发生,可见环境的恶劣。但比起发配到夹边沟被活活饿死的三千多名右派,他已经是幸运的了。

浙大机械系毕业生伍建中,曾冒险去青岛劳动工地看望他敬仰的束教授,“他太苦了,我流下了眼泪,而他反而劝我不要难过,我不是很好吗?”

文革开始 专职打扫厕所

修水库劳改结束后,束星北回到青岛医学院,继续被管制劳动,做物理教研组的“教辅”(教学辅助人员)。当事者回忆: “他像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烧杯、注射器一定比新买的还要干净得多。”

“文革”开始,他从刷试管、烧杯、注射器,降级专职去扫厕所。

为了加速“改造”、“摘帽”,能恢复工作,他主动包揽下了全院所有厕所的卫生。束星北打扫的公厕,是混杂了痰迹、粪便乃至人体器官碎片的医学院茅房,有时得用手去抠被这些东西堵塞的大便池……

晚年的束星北厌恶过去,避谈过去,他有时会忽然变得焦躁不安,梦游般地满屋子嚷嚷着寻找水桶、拖把和扫帚——那些都是他当年打扫厕所的工具。

是理论家 也是实干家

在青岛医学院监督劳动期间,他修好了山东省所有地方和部队的大中型医院的医疗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等。例如,在没有线路图的情况下,他主动申请修好了一个废弃多年的脑电图机,使这台从丹麦引进的世界尖端医疗器械起死回生,并顺手做了一个改装,使它的寿命延长了三倍,引起全院轰动。

束星北是搞理论物理的,但他动手能力很强,手到病除,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能力。他的“额外”贡献,不但解决了工作的急需,还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而束星北本人只把这些看作是雕虫小技,他认为自己有大本事,能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

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他嚎啕大哭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听到消息后,束星北起先高兴地拿出酒喝,随后嚎啕大哭起来,全家人为之愕然。他边哭边喊王淦昌、程开甲的名字,一位是他的挚友,一位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学生,他意识到这两个人参与研制原子弹了。

也已身为教授的大儿束越新说,父亲认为研制原子弹应该是他干的事,他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更多的事。他很遗憾,是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哭。父亲能够抛弃一切私心杂念,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他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认为自己以前做的许多事,很平常。

其实就在两个月前,束星北还在向有关部门提出研制核武器的请求,但他的请求像以往一样,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早在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发生的当月,束星北应邀做过《原子弹理论学术报告》。

两弹元勋程开甲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束星北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他对束美新说,1941年,束先生和王淦昌带领他一起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是这样建议的,实际上我们当时的研究和爱因斯坦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做事情才是活下去的理由”但科研大门对他无情的关闭着

在青岛医学院,束星北的办公室是“门卫室”(以前叫:门房儿或传达室)。他是涮茅房的“老束头”,聚在那里的都是干粗活的,看大门、看洗澡溏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他们都成了他的同事和朋友。他被彻底边缘化了,踩在了社会底层。

束星北少年时代,偶然间读到一部关于四度空间的科幻小说,让他开始迷恋于物理世界的神奇,并确定献身物理科学的人生志向。

离开浙大后,他被纠缠在没完没了的运动中,科学研究的大门在他面前被慢慢关上,58年后被无情地全部关闭。这对以科学救国为己任、以探索物理世界奥秘为人生理想的一位杰出科学家来说,无异于扼杀了他的生命。

束美新和父母。

女儿束美新说,父亲的追求很简单,只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教学环境和研究环境。他多次表达了不能工作的痛苦,但却纠缠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对他来说,最怕的不是政治压力,而是不让做事情,做事情才是活下去的理由。他做具体工作的时候,就把外面的烦恼都淡化了。

岁月无情地流逝,束星北内心的焦虑与日俱增,在多次在思想汇报中,他请求能发挥一技之长。

1971年,64岁时,他又递上摘帽申请:如果再过十几年,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还能有什么用呢?……今后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恳请党领导、军工宣队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

那一年冬天,女儿去探望父母。远远看见佝偻著身子在青岛医学院门口扫雪的父亲,他的身后,是扫出来的一条长长的路,两旁的雪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她,父亲经常一个人在雪地里不停地运算、写字。他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会废掉,那是他为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这一幕,出现在李政道首次访华的前一年。

 束星北的家万万不能让李政道看见

1972年李政道首次访华,不仅提到了束星北,而且表示要见他的启蒙老师,“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当听说李政道要来见束星北,惊动了整个青岛医学院。据一位“革委会”成员回忆,束星北的家是这样的:

那是我所见到的最赤贫破旧的家,你说它家徒四壁吧,破破烂烂的东西似乎又不少:缺了腿的桌子(晚上便铺上被子做床用),两个箱子(部队装子弹的箱子),几张自己打制的歪歪斜斜的板凳和一些堆得乱七八糟的书;地板虽是水泥的,可是到处都是裂缝,客厅中间还有一个大洞,大得能陷下腿去,上面盖着一张三合板,简直就是个陷阱,最不堪的是束星北的“卧室”,他的卧室不过是个两三尺宽的壁橱,束星北的个头这么大,常年“卡”在里面能舒服吗?“卧室”里只有一床被子,严格地说,那不是被子,只是一床破破烂烂的棉絮,如不是一些经经纬纬的黑色电工胶布粘连着,早就散了。

显然,这样的“教师之家”不便会客,也太难装饰,干脆放弃了,最后,以束星北身体不适为由推掉了师生会见。

 提前“摘帽”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签署了《上海公报》。当年10月,李政道首次回国对周恩来提到他的老师束星北,这不能不引起周的重视。那时,中共急于和美国建交,需要名人效应给自己涂脂抹粉,更想拉拢他们,于是束星北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果然,一年多后,束星北“摘帽”了,但“落实政策”是在1979年。

学生李正道成为老师束星北转运的“贵人”,这已是中国物理学界的美谈。但是,谁都能从这份温馨中,感受到一股寒意。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放了束星北一码。而如果没有李政道的出现,“老束头”会一直在学院大门口的“门卫室”呆下去。

忧国忧民 甘做“人梯”

束星北在课堂上。

1978年,束星北到国家海洋局一所从事动力海洋的研究。1983年在青岛去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他主持了“动力海洋学进修班”,培养了一批动力海洋方面的科技骨干和高级研究人才,还对海洋内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1979年,七机部准备在公海试射东风五号,需要计算弹头落入大洋打捞数据舱的最佳安全时限。束星北仅凭小计算器就完成了。

年逾七旬的束星北,尽管“宝刀不老”,但他冷静地给自己调整了工作方向,定位为“作人梯”, 这正是束星北的过人之处。女儿说过父亲的高风亮节,“他永远把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他的生命,认为人在乎自身的得失是没有出息的。他是位科学家,应该把自己的才华和本事奉献给民族和国家”。 束星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次选择,就像当年抗战为打日寇,他放下了能出成就的理论物理研究,去研制雷达一样。

束星北看到,中国要想追赶世界科技水平,需要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学术队伍。于是,他组建了有28位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进修班”,凭自拟的提纲亲自授课、答疑、辅导、批改作业。

束星北患有严重肺气肿,每天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抱病上课。能做事情,他感到欣慰。他时刻想着工作,小计算器就放在睡觉的地方。对大半辈子负重前行的这位科学家来说,已没有不可消解的愁苦,也没有无法排遣的困惑,他依然坚挺的脊梁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在晚辈和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听他讲课的人都深感幸运。例如,他批评“背鞋找脚”,用观点套材料的错误思维方式,指出只有十分重视那些偶然出现的、千分之一的,甚至万分之一的不同点,并深入探索,才能有新发现。他纠正了不少理论和推导上的错误。这种穷根究底的科学探索精神,他坚持了一生。

束星北的科学成就

束星北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作为我国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先行者,上世纪30至50年代,对相对论和统一场论做出过创造性的研究。同时在电磁学、热力学、气象学、海洋学、航天航空等研究方面,均有建树。抗战期间,在浙大校长竺可桢流动办学时的湄潭,他达到了一生当中的最高点,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有两篇是在《Nature》上发表的。其中1946年6月发表的《二任意加速系的相对性转换关系》一篇,王淦昌认为,“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在理论界应该有所反应”。

肃反和反右之间的一年多时间,他连续在气象研究方面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在国内引起较大的反响。他提出中国的降水是从印度洋来的,纠正了从西伯利亚来的传统说法,对苏联专家的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不久因政治迫害,中断科研。1965年,他在青岛医学院当勤杂工时,完成《狭义相对论》的写作。晚年在海洋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程开甲说:“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群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或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

束星北的天赋和勤奋,特别是他科学救国的思想信念,激励他在科学殿堂里,比别人走得快,跑得远,硕果累累。然而,奠定他成为大师级的专业成就,都是在49年以前取得的,尽管是在战乱时期。“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之后的几十年里,他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扫厕所和羞辱作践自己的检讨中耗尽了后半生的。

为何现实依然残酷和无奈?

有人说,假如他的一生始终定格在民国时期,假如他留在了海外发展,假如他和弟弟去了台湾……,这位“中国的爱因斯坦”会取得怎样瞩目的成就?女儿束美新叹息:“但现实生活中没有假如,现实是残酷和令人无奈的。”

王淦昌对束美新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束星北敢挺直脊梁对中共说“不!”而别人低头弯腰了。束星北这样的“中国脊梁”,必定招致中共打压迫害。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是束星北“抗上”的个性给自己招来的霉运。当年的这位“束大侠”、“束大炮”, 1932年7月,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当面顶撞过蒋委员长;他出手打了当总务处长的校长亲戚,他带头抗议民国政府镇压学生……,一贯打抱不平,行侠仗义的束星北,那时没惹出大祸,是因为民国的总统,校长、官员,宽容大度的对待了他,民国社会能容纳他。

然而中共的红色政权不容他。在经过十多年的劳动改造后,他问:“今后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他的呼喊无人理睬,中共不宽恕、不谅解他,“新中国”不容纳他。在中共体制下,束星北这样的正义之士没有生存空间,他前面的路和门都会被封堵。

学生于良哀叹:“束星北没有任何错,只是早生了七十年。”束星北确实生不逢时,让他赶上了中共窃政年代。然而,晚生七十年又如何?他的情怀、才华能得以舒展畅行?答案肯定照样不行,一样会有悲剧发生!杀人害人的中共正在历史舞台上做最后疯狂表演,还在编篡恶剧推出上演。华裔物理家张首晟跳楼自杀事件,不就是中共导演的一出新悲剧吗?让人欲哭无泪!

《档案》作者刘海军感叹:“束星北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身上最贫瘠的地方。”作为科学家,他有非凡的科学气质;作为知识分子,他有非凡的为人品质。束星北称得上是位大师级的物理学家,他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堪称江河一粟。

束星北的悲剧人生,是中共残害中国文化精英的一个缩影,是我们应该吟诵给后人的一曲悲怆的挽歌。

参考资料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悲剧》
许水涛:《束星北:在政治运动中消耗的天才物理学家》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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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4 3: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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