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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冷战到全球化:中国走向世界的四步曲

作者:程晓农

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后,中国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图为示意图。 (STR/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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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7月01日讯】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大船,迎来了一段经济繁荣。虽然这段繁荣事实上已经逝去,但中国仍然试图用各种方法重建繁荣,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轨道,让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崛起服务。这种努力能成功吗?中共在世界上主要的生存之道是谋略挂帅、道义不论。这是美中交锋的真正原因。

一、中共建政以来与世界关系演变的四步曲

要理解今天中国从仰赖经济全球化变为试图改造经济全球化的企图心,就要先回顾中共建政以来与世界关系的演变。

第一步:对苏依赖、选边对西方冷战

1948年,中共中央机关还在西柏坡驻扎的时候,苏共就派特使米高扬到那里了解情况。从那时开始,中共就已坚定地根据意识形态倾向加盟苏联阵营。中共加盟苏联阵营后,因朝鲜战争而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也同时从苏联得到了广泛的技术援助,中国得以全面建成了重工业体系以及国防工业。

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紧箍咒,不仅圈住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也捆住了中国的经济活动。由于苏联阵营与西方国家处于冷战状态,中国作为红色阵营的一员,就必须切断原有的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加入这种与西方世界的冷战,连外交上也只能局限在红色阵营成员国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中共加盟苏联阵营,就必须全盘复制苏式经济体制,即使后来中苏翻脸了,苏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仍然支配着整个中国,遏杀了中国民间可能的经济活力。中国的苏式经济管理复制出所有苏联模式的弊端和不良后果,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第二步:对美依靠、换边对苏冷战

毛泽东想当世界红色阵营领袖的野心在斯大林死后逐渐发育,终于演变成中苏翻脸,先打意识形态口水战,再发展成边境部队的小规模热战。当苏联一度下决心用核武器打击北京时,美国发出了对苏联的警告,若苏联发动对华核战,美国视此为世界大战爆发,将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就这样,美国救了老毛和中国,老毛也一下子发现,自己必须重新站队,在美苏冷战主导的世界上,他既然和苏联已经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就只能换边、换阵营,加入到美国这一方,于是,中国又变成了对苏冷战的成员,邓小平在这方面继承了毛的路线。中国参与对苏冷战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79年中国发动对越战争,虽然有中国自己的需要,也有帮美国出一口越战败退之气的想法,此战之前邓小平访美时,曾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表示过这层意思。而苏联眼看着自己的追随者越南遭到攻击,却没有对中国报复,其实也是忌惮中国背后的美国。

中国这一换边,马上就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可以获得一些美国的科技,来改善中国因过去加盟苏联阵营而孤立于西方世界所造成的工业和科技落后。所以,中国从与苏结盟变成对苏冷战后,在科技进步方面从依赖苏联改成了依靠美国的慷慨帮助。当时,因为中国在现代民用科技方面太落伍,美国对中国获取技术的企图没有什么防范之心。这种开门欢迎的姿态,几乎一直延续到近年。无论是美国的学术界,还是中国的留学生,早已把这种开门接待当作了理所当然。但是,很少有人仔细想过,为什么美国并没有对冷战结束、早已“民主化”的俄国如此开放。其实,美国的对华开放和对俄防范,都是一种惯性认知,做习惯了,就不去想为什么了。直到最近美国开始对中国部分关上技术出口的大门时,仍然有人在迂腐地问,为什么不能恢复昔日的中美友好;却没有人问这样一个为什么,1970年代中美联手对付苏联时,中美貌似盟友,但是,冷战终止了,苏联解体了,中美之间这种建立在反苏战略联盟基础之上的盟友关系,一经建立,就永远不会结束了吗?事实上,美国在这方面的反应比较迟钝,而中国早就有了别的心思。

第三步:对外开放、仰赖全球化

把中国引进经济全球化大门的,是港商和台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港商就开始把一些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大陆,从发达国家接订单,从境外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在中国加工出口。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称这种新的对外开放模式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即订单和原料在国外、销售市场在国外)”。这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雏形。从90年代开始台商跟进,接着日本、韩国仿效,最后西方国家的大批外资也蜂拥到大陆建厂,中国的出口随之进入了爆发式增长阶段,带来了将近十年的“出口景气”。

可以说,中国从制度层面确定“依赖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为了能加入WTO,朱镕基把全国几十万家国营企业“改制”成了私营企业,以符合WTO对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体制要求,还做出了若干年内达到WTO要求的一系列制度变革承诺。从表面上看,中国加入WTO之前,确实摆出了做一个世界经济秩序的规则遵守者(rule taker)的姿态。而现在则可以清晰地看出,那种姿态只是暂时的策略,并非可信之诺。中共其实一直不愿意放弃政府操纵经济的种种手段,但加入WTO之时,不愿做的事,当局也“拍了胸脯”。这表明,当时的中共是何等看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当然了,正因为当年的“拍胸脯”是违心之举,拖了近20年,加入WTO之前所做的承诺,到今天仍然不打算兑现,这就成了当前美中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也让西方国家对WTO的无用和窝囊深为不满。

第四步:国际对抗、改造全球化

随着中国借加入经济全球化之机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实力,中共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企图心早已改变了。首先,“韬光养晦”多年,掩藏已久的称雄之心涌动,中国要“崛起”,当今之世,自然是挑战美国。因此,美国早已不再是“盟友”,而成了头号假想敌。其次,充当低端“世界工厂”,既难以长期为继,也无以满足“称雄”的需要。因此,产业要升级,靠常规的研发来不及,也缺乏厚实的科技基础,那就得去“拿”美国的技术,才能“弯道超车”。最后,WTO之类的国际经济规则,对中国限制太多,现在不但不能遵从,相反还要想办法改造它,建立一套中共说了算的国际经济规则。为此,就必须坚持和既有的国际经济规则对抗,与美国在谈判桌上慢慢磨下去,同时用利益杠杆去撬动美国国内的各种利益群体,“以拖待变”(见我5月30日在《大纪元时报》上发表的《中美关系因何逆转?》一文)。对中共来说,中美之间,谈判是手段,改造经济全球化的规则才是目的。

二、中美之间是关税战、贸易战,还是法规战?

大阪G20峰会之后,中美复谈。绝大多数观察者和国际媒体的眼光都放在关税上,他们判断双方输赢的尺度也是美国是否放弃增加关税之举。其实,双方真正较量的是国际经济法规的约束力这一领域,即国际经济法规可否因一国之需而调整变更,为该国之需要而让步。从双方谈判一开始,美国提出的就是中国拒绝兑现近20年前对WTO所作的变革承诺,以及中国违背多年前加入世界知识产权诸项公约时所承担的国际条法义务等核心问题。中国的做法则是启动利益杠杆,用扩大进口、拖延变革承诺和国际条法义务等手法,回避对上述核心问题做出切实迅速的答复。对美国来说,能采用的对中共的施压手段只有关税,所以,关税便成了国际瞩目的标杆。

中共希望按照自己的需要行事,如果现有的国际法规,诸如WTO的规则、世界知识产权公约等等,妨碍了中国的活动,那么,中国不但置之不理,而且事实上要求国际法规为它的行动让步;而美国希望用自己一个国家的力量来阻止中国的行为,维护这些国际法规的有效性。当这样的对立集中在经贸领域时,表面化的认知就把它误以为是贸易战了;也由于中国反复使用扩大进口这一利益杠杆,试图转移双方谈判的重心,许多人便跟着把美中谈判看成了双方为进出口数额大小而争的贸易战。

不少国家的政府,比如这次参加大阪G20峰会的欧洲国家的政府,以及与它们观点相同的世界各国媒体,都希望中美两国之间“熄火”,美国的华尔街也是如此。然而,他们都犯了同一个判断错误:中美两国之间熄火,世界经济秩序就能正常维持下去吗?也就是说,只要回到原有状态(status quo),那就天下欢喜,再无事端了?其实,因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深度介入,世界经济秩序已经被完全改变了。过去几年来,中国的角色发生了公开而悄悄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中国不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遵守者(rule taker),而是进入了一种新角色,即规则改变者(rule maker);不仅如此,中国所要求改变的,不是原有国际经济秩序法规的完善和补充,而是要否定原有法规的有效性,即它的新角色其实是规则破坏者(rule breaker)。中国的这种角色转变是公开的,并未掩掩藏藏;而同时说这种角色的转变是悄悄的,乃是因为大部分国家和大部分各国媒体不关注这种新角色的出现,相反倒认为川普在无事生非。

三、中共的生存之道:谋略至上产生对世界的“丛林规则”

从上述四步曲可以看出,从中共建政到现在,它在世界上主要的生存之道是谋略挂帅、道义不论。这种谋略用在国内,便是为了政权的生存,而不惜抛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如国企全面私有化),但为了维护意识形态正统,又坚称自己仍是“社会主义国家”;用在大国关系,就是既可运用意识形态亲和性与苏联结盟,也可抛弃意识形态冲突与美国亲近,还可以为了称雄,再把美国列为假想敌;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从来是能利用就充分利用,否则就虚应实违,一旦躲闪不过去了,就设法用利益杠杆去分化瓦解对方,这次对美谈判的策略就是如此;从更长处着眼,假如有机会,就把国际经济规则改变成友中规则。总之,一切为我所用,国际法规也罢,盟友关系也罢,有利则取之,不利则弃之。这是国际共产党阵营的一贯手法和立场,但是,与前苏联相比,中共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归结起来,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中共的处“世”(世界)之道:利益为上、诡道正当、法规可欺。由西方国家建立的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规则,并不单为某个国家谋利,而是讲究公正、公平。这次中美谈判,中美两国都用“公平”这个词指责对方。美国讲的公平,是中国长期以来故意违反自己对WTO和世界各国的承诺,要求别人为中国开放商品市场和技术领域,而中国却对其他国家封锁或部分封闭中国的市场,这是指中国多年来违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公平原则;而中国讲的“公平”则完全回避对它的有关违反国际经济规则和知识产权法规的指责,当然更不承认,这样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而是仅仅纠结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这个惩罚手段上。

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长期违反国际经济规则和知识产权法规,已经构成了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变,那就是,不管是中国做出的制度变革承诺,还是中国加入的世界知识产权法规体系,只要中国觉得对己不利,就视之如无物。这样,国际法规便因中国的行为而分裂成两类,即适中型法规(对中国有利的、中国会加以利用)和中拒型法规(因为中国拒绝遵守而事实上对中国无效);换言之,如此下去,国际法规休矣。

由于中国的谋略至上以自我利益而不是国际规则为准绳,一切行动以对自己有利为原则,不惜伤害乃至整垮别的国家,这样的“丛林规则”正在改造着这个世界,美国现在所做的,无非是拒绝被中国“利用”或“改造”。这个世界并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很多长期习惯于搭美国“便车”的西方国家现在还没看到这“丛林规则”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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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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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1 2: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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