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7月01日訊】自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搭上了經濟全球化的大船，迎來了一段經濟繁榮。雖然這段繁榮事實上已經逝去，但中國仍然試圖用各種方法重建繁榮，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改變經濟全球化的軌道，讓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的崛起服務。這種努力能成功嗎？中共在世界上主要的生存之道是謀略挂帥、道義不論。這是美中交鋒的真正原因。
一、中共建政以來與世界關係演變的四步曲
要理解今天中國從仰賴經濟全球化變為試圖改造經濟全球化的企圖心，就要先回顧中共建政以來與世界關係的演變。
第一步：對蘇依賴、選邊對西方冷戰
1948年，中共中央機關還在西柏坡駐紮的時候，蘇共就派特使米高揚到那裡了解情況。從那時開始，中共就已堅定地根據意識形態傾向加盟蘇聯陣營。中共加盟蘇聯陣營後，因朝鮮戰爭而付出了慘重代價，但也同時從蘇聯得到了廣泛的技術援助，中國得以全面建成了重工業體系以及國防工業。
蘇聯模式也是一種緊箍咒，不僅圈住了中國和世界的聯繫，也捆住了中國的經濟活動。由於蘇聯陣營與西方國家處於冷戰狀態，中國作為紅色陣營的一員，就必須切斷原有的與西方國家的經濟和文化聯繫，加入這種與西方世界的冷戰，連外交上也只能局限在紅色陣營成員國的範圍內。另一方面，中共加盟蘇聯陣營，就必須全盤複製蘇式經濟體制，即使後來中蘇翻臉了，蘇式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仍然支配著整個中國，遏殺了中國民間可能的經濟活力。中國的蘇式經濟管理複製出所有蘇聯模式的弊端和不良後果，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可避免的失敗命運。
第二步：對美依靠、換邊對蘇冷戰
毛澤東想當世界紅色陣營領袖的野心在斯大林死後逐漸發育，終於演變成中蘇翻臉，先打意識形態口水戰，再發展成邊境部隊的小規模熱戰。當蘇聯一度下決心用核武器打擊北京時，美國發出了對蘇聯的警告，若蘇聯發動對華核戰，美國視此為世界大戰爆發，將對蘇聯實施核打擊。就這樣，美國救了老毛和中國，老毛也一下子發現，自己必須重新站隊，在美蘇冷戰主導的世界上，他既然和蘇聯已經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就只能換邊、換陣營，加入到美國這一方，於是，中國又變成了對蘇冷戰的成員，鄧小平在這方面繼承了毛的路線。中國參與對蘇冷戰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1979年中國發動對越戰爭，雖然有中國自己的需要，也有幫美國出一口越戰敗退之氣的想法，此戰之前鄧小平訪美時，曾對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表示過這層意思。而蘇聯眼看著自己的追隨者越南遭到攻擊，卻沒有對中國報復，其實也是忌憚中國背後的美國。
中國這一換邊，馬上就得到了美國的幫助，可以獲得一些美國的科技，來改善中國因過去加盟蘇聯陣營而孤立於西方世界所造成的工業和科技落後。所以，中國從與蘇結盟變成對蘇冷戰後，在科技進步方面從依賴蘇聯改成了依靠美國的慷慨幫助。當時，因為中國在現代民用科技方面太落伍，美國對中國獲取技術的企圖沒有什麼防範之心。這種開門歡迎的姿態，幾乎一直延續到近年。無論是美國的學術界，還是中國的留學生，早已把這種開門接待當作了理所當然。但是，很少有人仔細想過，為什麼美國並沒有對冷戰結束、早已「民主化」的俄國如此開放。其實，美國的對華開放和對俄防範，都是一種慣性認知，做習慣了，就不去想為什麼了。直到最近美國開始對中國部分關上技術出口的大門時，仍然有人在迂腐地問，為什麼不能恢復昔日的中美友好；卻沒有人問這樣一個為什麼，1970年代中美聯手對付蘇聯時，中美貌似盟友，但是，冷戰終止了，蘇聯解體了，中美之間這種建立在反蘇戰略聯盟基礎之上的盟友關係，一經建立，就永遠不會結束了嗎？事實上，美國在這方面的反應比較遲鈍，而中國早就有了別的心思。
第三步：對外開放、仰賴全球化
把中國引進經濟全球化大門的，是港商和台商。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港商就開始把一些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到大陸，從發達國家接訂單，從境外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後在中國加工出口。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稱這種新的對外開放模式為「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即訂單和原料在國外、銷售市場在國外）」。這就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雛形。從90年代開始台商跟進，接著日本、韓國仿效，最後西方國家的大批外資也蜂擁到大陸建廠，中國的出口隨之進入了爆髮式增長階段，帶來了將近十年的「出口景氣」。
可以說，中國從制度層面確定「依賴全球化」的發展戰略，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標誌。為了能加入WTO，朱鎔基把全國幾十萬家國營企業「改制」成了私營企業，以符合WTO對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體制要求，還做出了若干年內達到WTO要求的一系列制度變革承諾。從表面上看，中國加入WTO之前，確實擺出了做一個世界經濟秩序的規則遵守者(rule taker)的姿態。而現在則可以清晰地看出，那種姿態只是暫時的策略，並非可信之諾。中共其實一直不願意放棄政府操縱經濟的種種手段，但加入WTO之時，不願做的事，當局也「拍了胸脯」。這表明，當時的中共是何等看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當然了，正因為當年的「拍胸脯」是違心之舉，拖了近20年，加入WTO之前所做的承諾，到今天仍然不打算兌現，這就成了當前美中談判的一個重要議題，也讓西方國家對WTO的無用和窩囊深為不滿。
第四步：國際對抗、改造全球化
隨著中國借加入經濟全球化之機積累了越來越大的經濟實力，中共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之企圖心早已改變了。首先，「韜光養晦」多年，掩藏已久的稱雄之心涌動，中國要「崛起」，當今之世，自然是挑戰美國。因此，美國早已不再是「盟友」，而成了頭號假想敵。其次，充當低端「世界工廠」，既難以長期為繼，也無以滿足「稱雄」的需要。因此，產業要升級，靠常規的研發來不及，也缺乏厚實的科技基礎，那就得去「拿」美國的技術，才能「彎道超車」。最後，WTO之類的國際經濟規則，對中國限制太多，現在不但不能遵從，相反還要想辦法改造它，建立一套中共說了算的國際經濟規則。為此，就必須堅持和既有的國際經濟規則對抗，與美國在談判桌上慢慢磨下去，同時用利益槓桿去撬動美國國內的各種利益群體，「以拖待變」（見我5月30日在《大紀元時報》上發表的《中美關係因何逆轉？》一文）。對中共來說，中美之間，談判是手段，改造經濟全球化的規則才是目的。
二、中美之間是關稅戰、貿易戰，還是法規戰？
大阪G20峰會之後，中美復談。絕大多數觀察者和國際媒體的眼光都放在關稅上，他們判斷雙方輸贏的尺度也是美國是否放棄增加關稅之舉。其實，雙方真正較量的是國際經濟法規的約束力這一領域，即國際經濟法規可否因一國之需而調整變更，為該國之需要而讓步。從雙方談判一開始，美國提出的就是中國拒絕兌現近20年前對WTO所作的變革承諾，以及中國違背多年前加入世界知識產權諸項公約時所承擔的國際條法義務等核心問題。中國的做法則是啟動利益槓桿，用擴大進口、拖延變革承諾和國際條法義務等手法，迴避對上述核心問題做出切實迅速的答覆。對美國來說，能採用的對中共的施壓手段只有關稅，所以，關稅便成了國際矚目的標杆。
中共希望按照自己的需要行事，如果現有的國際法規，諸如WTO的規則、世界知識產權公約等等，妨礙了中國的活動，那麼，中國不但置之不理，而且事實上要求國際法規為它的行動讓步；而美國希望用自己一個國家的力量來阻止中國的行為，維護這些國際法規的有效性。當這樣的對立集中在經貿領域時，表面化的認知就把它誤以為是貿易戰了；也由於中國反覆使用擴大進口這一利益槓桿，試圖轉移雙方談判的重心，許多人便跟著把美中談判看成了雙方為進出口數額大小而爭的貿易戰。
不少國家的政府，比如這次參加大阪G20峰會的歐洲國家的政府，以及與它們觀點相同的世界各國媒體，都希望中美兩國之間「熄火」，美國的華爾街也是如此。然而，他們都犯了同一個判斷錯誤：中美兩國之間熄火，世界經濟秩序就能正常維持下去嗎？也就是說，只要回到原有狀態(status quo)，那就天下歡喜，再無事端了？其實，因為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深度介入，世界經濟秩序已經被完全改變了。過去幾年來，中國的角色發生了公開而悄悄的轉變。這個轉變就是，中國不再是國際經濟秩序的規則遵守者(rule taker)，而是進入了一種新角色，即規則改變者(rule maker)；不僅如此，中國所要求改變的，不是原有國際經濟秩序法規的完善和補充，而是要否定原有法規的有效性，即它的新角色其實是規則破壞者（rule breaker）。中國的這種角色轉變是公開的，並未掩掩藏藏；而同時說這種角色的轉變是悄悄的，乃是因為大部分國家和大部分各國媒體不關注這種新角色的出現，相反倒認為川普在無事生非。
三、中共的生存之道：謀略至上產生對世界的「叢林規則」
從上述四步曲可以看出，從中共建政到現在，它在世界上主要的生存之道是謀略挂帥、道義不論。這種謀略用在國內，便是為了政權的生存，而不惜拋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比如國企全面私有化），但為了維護意識形態正統，又堅稱自己仍是「社會主義國家」；用在大國關係，就是既可運用意識形態親和性與蘇聯結盟，也可拋棄意識形態衝突與美國親近，還可以為了稱雄，再把美國列為假想敵；對於既存的國際規則，從來是能利用就充分利用，否則就虛應實違，一旦躲閃不過去了，就設法用利益槓桿去分化瓦解對方，這次對美談判的策略就是如此；從更長處著眼，假如有機會，就把國際經濟規則改變成友中規則。總之，一切為我所用，國際法規也罷，盟友關係也罷，有利則取之，不利則棄之。這是國際共產黨陣營的一貫手法和立場，但是，與前蘇聯相比，中共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歸結起來，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中共的處「世」（世界）之道：利益為上、詭道正當、法規可欺。由西方國家建立的維護世界經濟秩序的規則，並不單為某個國家謀利，而是講究公正、公平。這次中美談判，中美兩國都用「公平」這個詞指責對方。美國講的公平，是中國長期以來故意違反自己對WTO和世界各國的承諾，要求別人為中國開放商品市場和技術領域，而中國卻對其他國家封鎖或部分封閉中國的市場，這是指中國多年來違反了國際經濟秩序的公正、公平原則；而中國講的「公平」則完全迴避對它的有關違反國際經濟規則和知識產權法規的指責，當然更不承認，這樣的行為應當受到懲罰，而是僅僅糾結在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這個懲罰手段上。
事實上，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大國，長期違反國際經濟規則和知識產權法規，已經構成了國際經濟秩序的改變，那就是，不管是中國做出的制度變革承諾，還是中國加入的世界知識產權法規體系，只要中國覺得對己不利，就視之如無物。這樣，國際法規便因中國的行為而分裂成兩類，即適中型法規（對中國有利的、中國會加以利用）和中拒型法規（因為中國拒絕遵守而事實上對中國無效）；換言之，如此下去，國際法規休矣。
由於中國的謀略至上以自我利益而不是國際規則為準繩，一切行動以對自己有利為原則，不惜傷害乃至整垮別的國家，這樣的「叢林規則」正在改造著這個世界，美國現在所做的，無非是拒絕被中國「利用」或「改造」。這個世界並不是美國一個國家的，很多長期習慣於搭美國「便車」的西方國家現在還沒看到這「叢林規則」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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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