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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日讯】嘴巴长在自己脑袋上，要不要看着别人的眼色说话？当遇到需要说违心的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拒绝或者沉默的权利？我们每说出一句话，无论是主观故意还是出于无意，是不是都有可能被追究？为什么有些话一说出口，就成了“祸害”或者“谣言”？异议的自由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尺度？
许多问题，一直都没有答案，也不知道谁能够提供答案，有人说没有答案就是一种答案。我相信。
在我的视界范围里，看到了众多的异议的不自由的案例。先说远的吧，1991年，身为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秘书的黄庆，因儿子是郊区户口(随母)，一时心血来潮，写若干匿名信分别寄给当地省委、省政府、市委等党政机关，希望引起有关领导重视，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如果没有效果，就向政府‘请愿’”。结果却是他远远没有想到的，不但他没能得到上级的支持，还“意外”被刑事拘留。最后还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终审判处管制两年。(引自2002年1月4日《海峡都市报》)
记得崔健有一首老歌，叫无能的力量。其实，所谓的话语权，也可以称之为无能的力量。比如黄庆“一案”，他十年前说的话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在说也是正确的，一个人民的政府，无论是省里的，还是县里的，都不能不正视辖区“臣民”所反映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切身利益的疾苦问题，即使“臣民”的问题带着一定的个人情绪，甚至有点“反动”──比如“如果没有效果，就向政府‘请愿’”，这也是他的神圣权利，一旦剥夺了他的这个权利，那么他的宪法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就值得怀疑了，他的异议的自由也真正成了无能的力量──虽然话语正确，十分有道理，但却得到了错误的处理。时至今日，黄庆本该得到迟到的平反，应该得到相应的国家赔偿，得到恢复名誉、恢复原职……但这一切都那么“遥远”，这样的结局岂不是让很多想说真话想反映问题的人只能“嘘嘘”两声？
同样的云南，仍然有同样的荒唐：2001年8月，三联生活周刊一则报导“刑讯下的警察口供”披露，当年34岁的杜培武却得不到任何沉默权，他被完全剥夺了异议的自由，最后只能无奈地“招供”。身为警察的他知道刑讯逼供下的口供无效，于是他在1999年1月15日这一天，悄悄把被打烂的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藏在腰部，带进了法庭。在包括法官、公诉人、律师及几百名旁听者的面，他扯出了这件血衣以证明他所遭受的刑讯逼供。但这血迹斑斑的“最后一搏”，也以法院不予理会而告失败。一个月后，死刑（缓期）宣判还是“如期而至”。如此的遭遇，别说言论自由，别说沉默权，别说异议，都一样不切实际。后来，或许是命中不该死的缘故，真凶再次犯罪被警方破获，杜培武冤情才得以洗清。2001年，杜培武无罪释放后要打的第一个官司就是追究不让他享有沉默权、异议和言论自由权的刑讯逼供者的法律责任。6月21日，在法庭上，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涉嫌刑讯逼供的警察宁兴华只认定一些刑讯逼供的事实，而秦伯联则矢口否认，称自己没有亲自实施过和指挥他人实施过刑讯逼供，他只对该错案负“领导责任”。而且，秦伯联还表示出对杜培武“招认”的不满：“杜培武，你是共产党员，不管怎么打你，你干吗要承认呢？”私下里，秦甚至跟别人说，杜培武应该学习江姐，“宁死不屈”。毫不怀疑，这个秦警察的“异议”是自由的，可是我认为这段话里充满着“恐怖”的含义，强势一方的异议是自由的，而弱势一方的异议却是根本不自由的。
前后两个案子，其最初发生都是同样的荒唐。其结果都是同样的凄惨。《南风窗》杂志曾刊登一篇福建作者韩福东的文章“异议的自由”，作者写道：“一个中国公民只因为表达了对不合理的制度的不满，就成了‘反革命’！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个10年前的陈案说三道四，是因为户籍制度的不合理已成了官民的共识，户籍改革正春潮涌动。如果放在10年前，谁要是敢公开替黄庆说话，没准也成了‘反革命’。奇怪就奇怪在这里，我国《宪法》明明白白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不管我们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理解有怎样的歧义，这种‘自由’总不应等同于‘禁止对现行制度提出改革性的主张’或‘禁止有与现行意识形态相左的主张’。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似乎谁掌握话语权谁就可以给它定义。而且不妨朝鹿暮马。‘文化大革命’时，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历史已经见证了它的残酷。黄庆抨击户籍制度成了‘反革命’，若按此定义，现在推行户籍改革的地方政府不都成了‘反革命’的大本营？这位作者还说，现在“最要提防的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宣布真理在握进而压迫异议。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每一个公民都是弱小的。当整个社会只存在一种思想和声音，那这个社会的民众的素质就颇为可疑。就像约翰﹒穆勒所说的：‘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里，我们应该让当家的‘主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视其为弱智，只配服从；或视其为敌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思想需要通过言论表达出来，承认并尊重这种自由是一个开放社会必备的品质。”现在，我们多是引用宪法第三十五条，强调公民言论自由权，可是，依照宪法上的权利而打官司，胜诉的案例又有哪些呢？
“大跃进”过去了几十年，“文革”过去了几十年，马寅初死了，储安平不知所终，黄庆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十年后才得以大白天下，而杜培武因不能享有沉默权差一点成了“宁死不屈的江姐”。这难道不是恰恰说明了“嘴巴一张开就是祸”？
未来，只是笔者不甚知道，这个的“祸”会不会再次降临渴望异议自由的人们身上？谁有法定的权利来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公民异议的自由能否依靠一部宪法而得到切实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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