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1月10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Paul Adams/高杉编译）从成功中学习要比从失败中学习更容易一些，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都是要找出哪种方法会有效，然后更多地利用这种有效的方法。
但是当面对失败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已经一败涂地的时候。
你必须能够承认，你所做的并没有起作用，并找出有何异常——与事情进展顺利时有何不同之处——评估你想要什么和哪些目标是现实的，然后去改变方向。但一般人（在失败后）的倾向都是去抨击和指责他人。
在2019年英国大选中遭遇了自1935年以来的最糟糕的历史性失败之后，工党陷入了“马后炮”、辩解和寻找借口的做法之中。该党正在努力解决一系列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西方政治更广泛重组的结果，还是对当前形势的一次性回应？这个自20世纪初成立以来就与工会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政党，是否已经变成了其它的什么——身份认同政治、都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或是“觉醒”精英阶层的政党？工人阶级选民是否正在抛弃他们的——至少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已经是几代人都拥护着的——这个政党？工党是否也已经抛弃了他们，把他们一笔勾销了？
这些问题，除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之外，都是正被其它左翼政党，比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SPD）或美国的民主党，所提出的问题。这些政党都正在问自己，他们能从工党在英国的失败中学到什么。
辩解
保守党（或英国托利派保王党）对他们的历史性胜利的反应——正如一位记者所描述的下议院的情况那样：在最初的沾沾自喜、哈哈大笑、高声欢呼、吹嘘、大声喊叫、趾高气扬、兴高采烈和哄堂大笑之后——迅速地，甚至是谦卑地适应了新形势。
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强调，在英国脱欧引发了严重分歧之后，英国需要治愈创伤，团结起来。他竭尽全力不去攻击那些曾诽谤他的人或让他们在耻辱的失败中欲哭无泪。
最重要的是，约翰逊强调，他们需要赢得北方许多工人阶级选民的信任，这些选民已经抛弃了工党，把自己的选票“借给”了保守党。他们需要认真听取来自北方的新“蓝领保守派”的意见，并大举投入这个曾被他们长期忽视的领域。
工党方面的早期反应则是加倍极端和尖刻地抨击保守党。比如：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得力助手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公开表示，约翰逊是个法西斯主义者，领导着“这个国家政治史上最极端的右翼内阁”。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左翼领导人和活跃分子一直都处于愤怒和过度紧张的状态。事实上，自从2016年公投中多数人投票决定退出欧盟，违背了整个自由主义建制派的意愿和期望以来，他们就一直如此。
约翰逊政府与之前的保守党政府（如撒切尔夫人的政府）相比，当然不会更“右翼”或更“极端”。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来自终身支持工党家庭的工人阶级选民转而支持保守党呢？
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托利派保守党真的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么支持他们的普通民众和传统工党选民就是被愚弄的。如果说托利党是精明的市场营销者，那么投票给他们的人（充其量）就是无知、愚蠢和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通常会被贴上种族偏见者的标签。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高级讲师、一位特别不受约束的左翼学者甚至在推特（twitter）上公开表示说，保守党选民都是“害虫”。
就像前工党议员哈里斯（Tom Harris）所说的：“正如更明智的声音所指出的那样，对那些你需要的支持者进行说教，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有多愚蠢，这很少能够成为赢得选举荣誉的途径。”
关于极端主义的指责，似乎是针对选民对于工党领袖科尔宾真正的极端主义普遍担忧的一种防御性回应。
哈里斯表示：“显然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它应该从不要把我们当傻瓜开始。我们知道我们在投票时要支持什么，那不是极端主义。对于一个领导人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与恐怖分子和反犹分子打交道的政党，对于一些尽管有所保留但仍试图将这位领导人送进唐宁街10号的议员来说…… 把别人说成是极端主义的指责既尖锐又极具讽刺意味。”
解释与调整
为了解决因工党失败导致的“生存危机”，最早、也是最具思想性的尝试出自于希望不大的来源：《卫报》（Guardian）的一篇社论、都市“觉醒”专业人士的声音、与“伦敦泡沫”和大学城有关的进步精英的世界。
这份社论详细说明了这个危机的严重程度，并指出了按阶级和职业划分出的界线造成的分裂，即通常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传统工人阶级社区之间的不稳定的联盟。最有趣的是，这篇社论向工人阶级、以社区为基础的，以及历史上的工党的爱国主义起源发出了呼吁。
这让人想起英国伟大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罗杰‧斯克鲁顿爵士（Sir Roger Scruton），他呼吁建立一种“更微妙的地方政治，在这种政治中，地方民主的复兴和深化会得到支持。”
保守党很容易地在经济自由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和自由市场，就如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那样，以及“一国保守主义”，就如19世纪伟大的总理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所阐述的之间进行了转换。
早在2010年担任伦敦市长时，约翰逊就将自己描述为“一国保守主义托利党”人士。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社会改革方式，它更尊重传统，更尊重基层社区和地方，更尊重普通人的需要和关注。在欧洲的背景下，这意味着一个可自主管理的独立国家（这也是撒切尔夫人所希望的），一种团结各阶级的爱国主义。
现在的托利党更多的是工人阶级，更多的北方人，更少的大都市人，他们很清楚在那些遭受工业衰退和政府忽视的地区进行投入的必要性。这样做是必要的，但还不够。
工人阶级选民给出的放弃工党的理由，不仅仅是关乎经济需求和承诺，他们还关乎尊重，关乎选民如何感到被谴责和贬低，关乎他们的传统、观点，以及被苏醒的都市精英所鄙视的忠诚。
与那些精英阶层相比，工人阶级选民反对身份认同政治并拒绝反西方的左翼主义。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是保守的，以他们的社区和协会为导向，以公民社会为导向，而不是由既不了解也不尊重他们的人在远处实施统治的中央集权政权和跨国实体。
对于工党来说，前进的道路并不是那么明朗。该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一方面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基础，那些在2016年投票支持脱离欧盟的社会保守派和爱国主义者，另一方面是更富裕的、受过更多教育的，以及城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们的全球优先选项和身份认同政治在许多普通人看来变得越来越极端和怪异。
在选举中，该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分裂成两个阵营，试图吸引两个阵营。为了组建一个成功的选举联盟，这两者缺一不可，但它们之间却越来越不相容。如果该党支持脱欧，它在工人阶级地区的表现会更好，但在富裕的、支持留欧的（亲欧盟的）地区表现会更差。
正如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的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所认为的那样，工党的选择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和毕业生的派对，要么“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左翼政党，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主义和传统的爱国政党”，要么“抛弃工人阶级的选民，成为一个文化上左翼的大都市中产阶级和少数民族的政党”。它不能试图同时做到这两点——那样就会造成破坏。”
他们有蔑视和诽谤的习惯——谴责自己的国家并支持自己的敌人，指责工人阶级但依赖工人阶级的选票，他们鄙视工人阶级的价值观——以及组织力量，比如极左翼科尔宾派对政党机构的控制，这些都将使工党很难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到什么。
如果它试图从失败中学习却失败了，那么在未来的十年里，它无疑将会面对更多的失败和继续从失败中学习的机会。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的社会工作学名誉教授，也是美国凯斯西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教授和学术事务副院长。他是《社会正义不是你想像的那样》（Social Justice Isn’t What You Think It Is）一书的合著者，并撰写了大量关于社会福利政策和职业道德伦理的文章。
原文Learning from Failure, Failure to Learn: The Collapse of Britain’s Labour Party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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